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古墓也为我们证实了直至野蛮民族大侵略时代之前来自希腊－罗马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黑海地区样式耳环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元后最初的两个世纪，米努森斯克周围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化曾一度繁荣，这种文化被特普鲁科夫称作达什特克文化，米努辛斯克以北60公里和在都巴河会流处以北鄂格拉克忒村中发现的古物都明显地属于这种文化，其中有中国后汉时代绘制在丝织品上的美丽的动物岩画。
不久，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的这些斯基泰－萨尔马特类艺术中心自行消亡了，或者，更准确些说，是自行转变了。因为米努辛斯克地区在公元7世纪初还生产青铜装饰品，其年代可以根据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来确定。但是，公元5世纪，这个地方就已经被几个突厥部落征服了。他们是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国史学家们曾提到过他们。特普鲁科夫认为，在3世纪以后，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取代了与萨尔马特人有联系的印欧种贵族。但是，在米努辛斯克、巴西鲁克和加丹打的文化中心自行消亡之前，他们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正是他们把具有显著风格的动物形象艺术和草原艺术传播给蒙古地区和鄂尔多斯的匈奴民族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匈奴的起源（1）
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
当伊朗的游牧人，即斯基泰人与萨尔马特人，占据俄罗斯南部以及图耳盖与西伯利亚西部的草原地带时，草原地带东部却处于突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统治民族是被中国人称作“匈奴”的人，近似于罗马人和印度人对于这个野蛮民族称作“浑”、“浑尼”或“胡那”。在中国史书里，从公元前3世纪秦朝开始，明确出现了“匈奴”这个名称，而在这之前，即公元前9～前8世纪时，匈奴人被中国人叫作“严狁”，或更不确切地称作“胡人”。在早期历史中，中国人就知道“有所谓胡人者居于中国边境”，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马斯佩罗认为，在今日北京的西方与西北方在古代时居住着的北戎，就是这个胡人的一个部落。至于其他部落，则在公元前4世纪时被赵国的汉人所降服。约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甚至从匈奴人手中夺下了山西的最北部大同地区和现在的鄂尔多斯北部。如上文所述，为了抵御这些游牧人的进攻，秦国（陕西）与赵国（山西）的汉人在加强有效防御的同时把他们的重车兵改变为灵活的骑兵。军事上的革命引起汉人服装的彻底改变，远古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人处学来的骑兵长裤所代替；汉人骑士们还借用了他们的羽饰帽、“三尾服”和战国时期在艺术上起过很大作用的腰带环子。同样，为了抵御匈奴，赵国及其邻国的汉人们开始在北方的边境上建筑防御工事，到后来，秦始皇把它们合并并加以补充，修成了后来的万里长城。
据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匈奴人成为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民族。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单于”，这个称号的全文译音为“撑犁孤涂单于”，汉语译作”天子”，我们辨别出撑犁为突厥－蒙古语字根，它很可能是突厥字与蒙古字“腾格里”（天）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大官员，屠耆，即左右贤王”，屠耆的汉语译音近似突厥字“多格里”，其意为“正直、忠实”。在某种程度上，以游牧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住所而言，单于驻留于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后来在那里建立起了成吉思汗族蒙古人的首都哈拉和林。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位继承人，居于东部，毫无疑问是在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右贤王居西方，或者，根据赫尔曼的看法，是在今日杭爱山区的乌里雅苏台方向。在贤王之下的匈奴官级如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迁徙中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依照突厥－蒙古人的习惯，这支军队在驻营时一般是面向南方，匈奴人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包括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都是如此。
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与蒙古人中再次看到。戴遂良概括地说：“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硕大的头，脸宽，颧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戴着一个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白鸟库吉认为匈奴人留有辫子，他们把这种习惯传给了以后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拓跋、柔然、突厥、契丹及蒙古人）。眉毛是浓重的，眼睛凸出像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
上面所说的服装穿着方法，特别是用皮带系住长裤子，在这一点上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是相同的。他们还有几种风俗习惯也是相同的，例如在殉葬时，匈奴人与斯基泰人都在酋长们的坟墓前杀死亡人的妻妾和随从，匈奴人有时要杀百人或千人左右。希罗多德曾经说过：“西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与眉毛齐平处锯开，其外包以皮鞘，其内嵌以黄金，以为酒杯之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有同样的习惯，在下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老上单于便是用月氏王的头盖骨饮酒。况且，匈奴人如同斯基泰人一样，都是好割人头的。希罗多德指出，斯基泰人将他们割下来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并将人头皮系在马缰上以此为荣。在匈奴人的后代与第6世纪突厥人中，一个战士的坟墓上积累着与他一生所杀的人数同样数量的石头，并把这种作法看得十分神圣。印欧族游牧人与突厥－蒙古人有同样的血腥气味。斯基泰人将敌人的血洒在坟墓里，并要喝掉被自己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为了表示对订立盟约的重视，匈奴人在同一个头盖骨里饮血。为了悼念死者，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同样把脸用刀子划破，“以便血泪合流”。
同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者。他们的马、牛、羊与骆驼群将会决定他们生存的节奏。匈奴人的迁徙和这些家畜的移动，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水源和牧场。他们只吃肉食，这令多数吃素的汉人感到惊奇。他们穿的是皮衣，睡在毛皮上，把在毡帐下扎营。至于他们的宗教萨满教，是以祭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活动内容的无明确教义的宗教。他们的最高统帅或单于在“秋高马肥”的季节召开大会，以统计人畜数量。中国作家们的描述告诉我们，这些野蛮人有掠夺的习惯，他们在令人难以预知的时间出现于农业社会的边境，抢劫人畜和财富，然后，在尚未遇到还击之前，便带上战利品逃亡。当被追击的时候，他们采用是将汉人军队诱至戈壁或草原旷野的战术，用飞箭把敌人包围，在自己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只等到对方因饥渴和完全失去信心而精疲力竭时，再将其一举歼灭。由于他们的骑兵机动灵活、箭法高超，在草原上，从最早的匈奴到成吉思汗，这种战术一直少有变化。这种战术在所有擅骑射的民族中，不论是东方的匈奴还是西方的斯基泰都是相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可能的灾难来临之前就撤退了。中国的将领们却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通常被匈奴人的诡计诱到戈壁深处而遭到屠杀。
说到在所有的突厥－蒙古人中匈奴人的语言归属问题，有些作者，如白鸟库吉，认为他们属于蒙古人。伯希和却恰恰相反，他在利用汉文译音作出了某些语言学上的复原时，宁可认为他们是突厥族，尤其是他们的头领。
匈奴人拥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其代表作品主要是腰带上的金牌子和其他金属牌装饰品，如装备在鞍辔上的铜钩子与钮子，上面有特殊的动物画像，或者表现在长矛柄头上，它以牝鹿的形态最具代表性。这种艺术时常被称作“鄂尔多斯艺术”，这种称呼来源于蒙古的鄂尔多斯部落。这个部落从16世纪起便占据了陕西北部河套地区，在那里发现了特别丰富的古物。我们现所讲的这种艺术其实就是草原特殊动物艺术的一个简单的分支。我们在上文看到草原艺术在俄罗斯南部受到亚述－伊朗与希腊的影响。不论是原始形的还者是现代派的，米努辛斯克的艺术总是足够的简化，在它进入鄂尔多斯后，便和中国美术发生融合，草原艺术对中国美术，中国美术对鄂尔多斯青铜，二者间便相互产生了的影响。有些金属牌子的上面刻绘有马的争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的搏斗图，在有些长矛柄头上则雕刻有圆形凸起的牡鹿或红鹿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鄂尔多斯艺术尽管具有较多的题材和虚构，但与米努辛斯克艺术还是非常相近的。
据考古学家们的最新发现，蒙古及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是同样古老的。1933年，瑞典考古学者阿恩认为，滦平与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甚至于4世纪下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战国时代的中国艺术形成，这种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5世纪时繁荣起来的，所以把鄂尔多斯最早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时代中国艺术的出现更远溯到公元前650年。所以，草原艺术中的鄂尔多斯艺术中部分是早已存在的，它能够改变周朝中叶时中国的装饰美术。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曾经将周朝中叶的古代青铜装饰转变为所谓战国式艺术的因素之一，这个因素是符合社会演变规律的。
匈奴艺术的主要发现地点分布在从贝加尔湖至河北、山西、陕西边境的区域内。在北方，外贝加尔省赤塔的墓葬，曾被梅哈特确定为公元前2～前1世纪；同时还有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列斯都伊斯克的墓葬，在那里发现过西伯利亚式金属牌与公元前118年起发行的汉代铸币。在外蒙古，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科兹洛夫（ｋｏｚｌｏｖ）考察团曾发现过一个匈奴王的墓葬，内有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华丽的毛织品上绘有同一种风格的图案（鹰和鹿的争斗，野猫与牦牛的争斗）；所有的题材都是用萨尔马特－阿尔泰的方式进行处理的；还有一件希腊纺织品，绘有一个留有上唇须的人物，乘四轮马车，它无疑是出自息姆米里亚统治下博斯佛尔城的某个艺术家之手；最后是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上面就记载了日期。或许我们应当把离那里不远的鄂尔浑河流域笃伯勒赤与伊勒赫－阿里克发现的壁画归于一类，尽管缺少日期记载，但壁画上对鹿的绝妙表现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的影响。在鄂尔多斯，原来绥远省的一部分——察哈尔与热河一带，有许多地方出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例如在承德附近的滦平，在张家口以北多伦诺尔西的哈丁苏木与哈隆－沃索，从张家口以南去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鄂尔多斯与陕西北部边界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部分古物中有一个中国“刀币”，其上刻有“ｔｕ”（土？）的文字，可作日期鉴定，它是属于公元前480～前250年间战国时代在中国通用的一种货币形式。假使鄂尔多斯青铜的一大部分，即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与战国（公元前5～前3世纪）同时代，那么同一种艺术就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世纪初～3世纪初）继续在原地以及外蒙古生存繁荣起来。在诺音－乌拉发掘出的古物和鄂尔多斯出土的这个时代的多头动物形的青铜牌均可为此作证。此外，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带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纽扣，很明显，它是由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仿造的。在这以后的时代，即在中国所称的六朝（公元4～6世纪）时期，鄂尔多斯艺术对中国青铜器的影响并未削弱，上面所刻的动物均体态弯曲，如藤蔓一般相互缠绕在一起。在同一时期，草原艺术同样影响着大侵略时期西方的扣钩、金属牌和装饰物。阿恩指出，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9世纪还保持着草原上古老艺术的特点。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