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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录”与“访谈录”，在语言文字形式上是如此难以区分，其相似可说真能“以假乱真”。笔者一度将二者混淆不分，与此有关。而实质上二者是根本不同。“问答录”是一种文字作品。它以作者摘取素材，用问答体的形式编写而成；其中的“问”为作者的“设问”，其中的“答”是依据素材编写而成，并非二人的真实一问一答的记录。“访谈录”是一种口述作品，它是以真实的采访所得为材料；其中的“问”为访问者的“提问”，其中的“答”是被访者的口述真实记录。由此可见，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其相似只是形似而已。显而易见，《梁漱溟问答录》并非是一部口述作品，而是一部文字作品。它仅在文字形式上与“访谈录”相似而已。既然它的产生来自作者的编写，是作者撰写的一部传记作品而并非传主的本人口述作品，这又怎能称之为“口述自传”呢。
可见自己的“第一印象”是不对的。可是误以为此书为梁漱溟本人口述的真实记录，是他自己的著作，与笔者犯有同样的错误的似大有人在。2003年中国数字图书馆送来“授权作品列表”一份，将《梁漱溟问答录》作为梁漱溟本人的著作，列入其中，即是一例。
从本书作者自述其写作经过中，也透露了此书并非是一本“访谈录”；只是未从正面着重加以说明。在此书1988年版的《后记》中，作者说他是在两位中年作家的“鼓励”和“支持下”，“采用问答录形式”来写此书的。此书出版十年之后（1998年），又见作者所写的《二十年难忘写梁漱溟》（《中央盟讯》，1998年，12期），其中写到他原来计划写一本梁漱溟的“十五万字传记”，且已写出“前三章”，约“三万字”，才改变了主意，“将原稿作废”。放弃“第三人称”写法，“改为第一人称的‘问答录形式”’，用“一个个作者问，梁作答的形式，反映梁先生一生每个阶段的重要思想、言论和行动。”读了这些之后，笔者更加醒悟不应将“问答录”误当作“访谈录”了。可惜作者这些自白的话，刊于民盟内部刊物，读者多无缘见到。
错误“印象”的再纠正
“第一印象”初步纠正之后，笔者又将书中的“答”话内容，所取素材的出处一一加以查对，于是更清楚地认识到将此书当作是“访谈录”，完全是一种误认。
依笔者所见，此书采用素材之出处有四：
一是梁漱溟本人所写的自述性文字。如“谈”家世，“谈”求学经历等，摘自《我的自学小史》。如“谈”蔡元培先生，素材取自《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谈”访问延安，素材取自《我努力的是什么》。“谈”会见泰戈尔，其内容取自《道德为人生艺术》等等。
二是全国政协会议、学习会上梁漱溟的发言或谈话记录。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态、发言等，均以当年的会议记录为根据。笔者称之为可贵的“独家旧闻”的那部分内容，其素材即取于此。
三是存档的资料。如“补遗六”一文，即以1958年梁漱溟《政协整风小组会向党交心的发言》（打印件）为素材。
四是作者对梁漱溟采访所得。这是对上述三类素材的一种拾遗补缺工作，是真正的口述实录内容。如此书中谈八国联军入京后的见闻，即属此种采访所得。
由以上所述可见，此书大部分内容的素材取自已出版的梁漱溟的著述，小部分取自会议记录等，而真正的采访实录，估计不超过十分之_二。因此，作者不将此书称为“访谈录”，而名之为“问答录”，是“名实相符”的。
虚构导致失真
以问答体写作，少不了要对素材作一番文字加工。原来的书面语言，就须使之口语化。还有较为难办的是将全部内容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来表达。显然，此种形式是虚构性的。作者为此作出了许多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但也有欠妥之处。例如：
“……十多名政协委员……居然一条意见也提不出来，是不是有失自己的身份，想到此，便顾虑顿消，举手要求发言……”（指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发言）
讨论“宪法草案”，为什么梁漱溟要发言？那是因为早在上中学时，他即热心国家的政治改造，注意学习与宪政有关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等知识，尤醉心于英国式宪政。英国为宪政政治的始祖，其宪法始于限制王权，即不允许任何个人权力凌驾于与宪法之上。这是有关宪法的基本常识。“宪草”将个人名字，如将林彪等写入其中，显然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精神。他自己对此知之十分清楚，当然“不容自味”，只能直言，如此而已。这与怕有失政协委员“身份”有何关系？又如：
“这两条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意见，在当时却有震惊四座的劲头……在我讲完两点意见之后，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所说“意见”，指讨论1970年“宪法草案”时所说的不赞成将个人名字写入其中，及不应缺少设国家主席一条。）
类似的“话”在此书的旧版中更多。如“我的最后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人”（指“批林批孔”中，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作答。）又如“我这篇发言，当时使人很震动。”（此发言指毛主席搞的是人治，这种搞法已走到了尽头，今后将步入法治才是。）这种“话”，依笔者所见，是有虚有实。“实”是指到会者反应强烈，是实情。“虚”是指此话出于梁漱溟之口，是虚构。以虚构形式“强迫”梁漱溟说出他本人不会说的东西。事实上，他如实说出自己的所见时，早将个人得失毁誉置之度外，又何曾在意与会者什么“震惊”不“震惊”？
然而还有因虚构而导致的另一种失真，更令人难以理解。这就是此书作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所感，全部“勉强”梁漱溟为之“代言”，而作者本人却坚持身居幕后。此类情况不少。现仅举一例：
“这一闹腾，我也深感失言……我甚至想到进监狱……。”“不料几天后
……会上宣布……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可以不必纠缠。于是我就
这样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我同样不敢深问……军代表没有这种胆量……。那军代表之上又是谁呢？自然是周总理办公室……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对的。”
以上种种，对梁漱溟来说真是不知从何而来。难道他确因对“宪法草案”提意见感到“失言”而后悔过？事后确曾为个人安危而担忧？是否曾猜测过上级将僻出援手？……这可以用以下的话来回答：
“年来胸怀只有尽我责任一念，相信一切皆在天命中。假如有什么祸福、荣辱、得失到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我态度坚定，兄不难看出。”（《梁漱溟致王星贤》1974年6月3日）
将此信内容与上面那些作者所编写的话相对照，我不得不承认对先父梁漱溟而言，那些话从形式到内容，均属虚构。这种双重的虚构必然导致严重失真。
可能是作者感到如上这样的虚构欠妥，在此书新版中已将这些内容改用第三人称表述。写入“补遗七”之中。
“失真”存在的缘由
对于这类“失真”，察觉不难，而纠正却又非易事了。首先，由于此书作者有其两难之处：一方面，第一人称写法必须坚持，不能放弃，而另一方面又有自认为重要的素材，不忍割舍。而在《问答录》问世之前，作者所写的有关梁漱溟的文字（如《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1986年），由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写法并用，不拘泥于第一人称，即不存在这类“失真”。这就从正反两面说明了此类“失真”得以存在的一个缘由。
“失真”得以存在的另一个缘由，显然是由于审改环节的疏失，而此事先父似难辞其责；至少有一部分责任。此书作者写得很清楚：“每一章都经梁漱溟先生亲自过目审改。”（见此书新版《后记》）作者又曾写道：“1985年初，我已完成《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初稿15万字。我一章一章地请梁漱溟老人亲自审定。”（见《二十年难忘写梁漱溟》1998年）如此看来，送审当在1984～1985年间。全书十一章，其中十章送来当在此时（唯第七章不在其内）。此时笔者尚在工作岗位上，又住于郊外的北大宿舍，先父当年是怎样“过目”，又是如何“审改”，笔者均不及见，故不能置一词。可以一说的是，当时先父已届垂暮之年（92岁），头脑尚清楚（临终时犹如此），每日必翻阅书报，却无奈精力不济，精神集中难持久，伏案工作早已停止。对文字的推敲修改，先父一向极为认真仔细，总是字斟句酌，但此时对这十章的审改似难以再如此讲求。设若不然，那为何一些明显差错竟未发现。
此书第七章《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内容为1953年之事前后经过），据说因事关“敏感”，写定最迟，送来也最晚（1987年初）。恰好笔者于是年退休，得常去先父处，并有时留住，因此有机会参与此章的审改事。审改的进行由笔者先作初步涂改，然后逐段与先父商讨改定；如此分三次完成。据笔者日记，改毕之日为1987年3月13日。不过，待此书问世，将书中第七章与笔者保存的有涂改之原件（复印件）相对勘，修改意见被采纳者是有限的。
书中“失真”存在的缘由，就笔者所知，仅限于如土所述。
严重失实引发“空穴来风”
因记述严重失实，而审改又失察之一事，有必要一说。
此书旧版第九章最末的“问”与“答”中，以梁漱溟的“语气”，不点名地批评了“北大某教授”，引起冯友兰先生家属的强烈不满，很快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以委婉的语气，指出先父有“记忆果然移形若此”的错误。不满是理所当然，因为所记冯梁二位这次“会见”的前前后后，失实严重。失实之处主要有三：
首先，“会见”时间完全搞错了。“会见”明明白白是在1985年12月24日，却写成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即1973年～1974年），前后相差竟达十年以上。
其次，“会见”的由来写错了。是1985年尾，冯先生邀请先父出席其九十寿宴，为先父所拒绝引起的，而书中所写，是由于先父“写信批评”冯先生，并要冯先生“答复我何以这么作”所致。对于冯先生于“批林批孔”运动之所为，先父无法理解，确实极不以为然，但他从未在任何场合发言，批评过冯先生。学习会上“学习”冯先生的批孔文章时，对这是否是冯先生的真心话，仅流露过怀疑之意，并在日记上写下“可叹！”两字而已。如有严厉的表示，也仅限于因友人询问而在信函中，写上一两句。背后议论他人短长，说三道四，先父一向无此“习惯”；虽与家人之间，亦不例外。事实是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直至“最后一次会见”，前后有约十年间（1974年…1985年），二人无任何往来，以书信或当面口头批评冯先生之事又何由发生？可见二人“最后一次会见”说是因“写信批评”所引发，只能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事了。
再其次，“会见”经过写得明显失实。冯先生父女二人“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先父住处，却写为“悄悄的”去会见。至于意见的交换，实际早已见之于临“会见”之前三两次往来的书信中，而且，“会见”前数日冯先生寄赠的《三松堂自序》一书，先父已过目，其中冯先生自我剖析应“修辞立其诚”的话，自然也已了然。相见时，冯先生表示“批孔”中之事，书中已说清，看了自可明白。对此，先父只是静听，未做任何表示。此后，二人遂转入其它话题，未再涉及“批孔”一事。倒是宗璞女士十分认真，就冯先生于“批孔”中之所为及有关情况，作了若干说明与解释，谈话颇多。而书中所写“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等，均未曾见于“会见”中。
因记述严重失实，由此竟引发了类似于“空穴来风”效应。于是冯梁二人的“最后一次会见”，一时成为人们议论不少的话题，竟先后有多篇文字发表于报刊；文中或由于虚实难辨，而表示“迷惑”、“费解”之意，或因以虚为实，而流露“惋惜”、“遗憾”之情。这自然都是失实引起的。
笔者有感于已造成失实，无论是因未审而未改，或审而未改，审改者总应负一定责任，特写出《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博览群书》2002年9月），将二人交往经过，自1917年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