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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利提出的“新国家主义”观念，要求政府首先明确什么是国家或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抛弃狭隘的地方、阶级或群体利益；然后通过各种计划和立法来实现“公平交易”与“合理分配财富”。新国家主义就是将联邦政府作为推动民主的工具，进行政治、社会和劳资关系等方面的改革。他认为，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建设性关系的理念实际上等同于一个新的《独立宣言》，使美国人为一个长远的民主目标，而组织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第229页）他说，“一个民主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对经济分配进行调节，就像是对政治权力分配进行调节一样”；“对政治权力问题适用的办法同样适用于经济权力问题”。（第167…168页）“美国生活希望的实现不仅需要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制度约束；不仅要尽可能多地满足个人的需求，而且需要个人的服从，并具有忘我的无私精神”。（第2l页）这种明确强调以联邦政府权力维护民主的经济基础，为社会的整体利益约束个人（主要是富人）自由的观念，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克罗利对新国家主义改革的希望并非出于对联邦权力的幻想，相反，他指出，“美国政治机构中的所有成员都曾经以某种方式屈服于特定的利益，并为之服务。在这方面，州政府和城市的行政部门所犯下的罪行要比中央政府多；但中央政府本身也是罪孽深重的”。“最需要国家化的美国国家机构就是中央政府”。（第225页）但他在该书中高度赞扬老罗斯福的改革政策，因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公平交易”即权利平等、没有特权。这主要是帮助自由经济中得不到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和个人。虽然权利平等不一定带来机会平等和财富的平等，但它却能禁止任何人将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归因于社会法律制度。克罗利称老罗斯福“是第一个让美国人民意识到改革理念属于国家原则的政治领袖，也是第一个认识到如果不变成一个改革者就无法真正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家”。（第141页）这说明，老罗斯福的政策对克罗利新国家主义观念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此书刚一问世，老罗斯福就写信给作者，“我觉得你是理解……我在政治中所奋斗争取的那些东西的”。（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页。）1910年，老罗斯福直接以“新国家主义”为题发表竞选演说，并请克罗利起草演说稿。老罗斯福说，“假如一个人的财富代表他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而使用时又能完全照顾到别人的福利，我们是不会有任何不平的。但是财富必须来得正当，并且很好地加以运用。即令财富的取得没有损害社会，那也是不够的。只有当财富的取得对社会有利，我们才能准许取得。我知道这意味着政府要实施一种政策，空前积极地干预我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现在已经有必要这样加强政府的管理了。”他还说，“我们正面临着关于财产对人类福利的关系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种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们让路了。这些人正确地认为，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全面权利，按公共福利的需要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D．L_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6～167，第171页）这些言论与克罗利书中的观点完全一样。
老罗斯福不止一次地谈到，他的政府观是汉密尔顿的，民主观是杰斐逊式的。新国家主义就是用扩大政府权力的方法去维护美国的民主。也就是说，他已摆脱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两难处境，站在了两位巨人的肩膀之上。老罗斯福曾自我评价说，“我已得出结论，我自己很少独创性，我所做的就是试图从我认为属于某一领域专家的那些人那里获得看法，然后设法把这些看法付诸实行”。（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当时美国民族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一边是工业专制，一边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对民主和自由都是毁灭性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而民主的政府，霍夫施塔特也认为，老罗斯福是懂得这种需要的第一位政治家。（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按照美国例外论的观点（关于美国例外论，可参见刘军：《美国例外论和工运史研究》，《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桑巴特命题的联想》，《北大史学》ll期），美国既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社会运动都是反对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垄断和特权，要求个人和群体的自由。美国历史也表明，只有在严重的国内危机和外部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主义才能发展。二十世纪美国国家主义的发展得益于进步主义运动、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这些事件程度不同地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发展。当然，美国国家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位学者在二十世纪中期指出，“真正的美国人仍然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政府，不管政府装扮成什么，他们都会对它保持着警觉和担忧。这种普遍的心态，已使美国人积习成性”。“只要做民意测验，抽象地问及美国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否定的回答占压倒性的多数”。（s．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当然，对国家主义发展的最大反动来自八十年代的里根政府。
克罗利虽然主张以政府权力推进民主，但他对新国家主义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乐观或把握。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美国生活的希望（或许诺，英文是Promise）即美国人曾盲目乐观憧憬的“上帝之城”和“希望之乡”不会自动实现，它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美国人自己如何去努力。如同美国的过去有许多值得自豪和感到羞愧之处，美国的未来也将充满着各种挑战。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似乎印证了克罗利的观点。今天，人们在二十一世纪初读《美国生活的希望》这本书，依然会感到亲切，因为克罗利对国家权力与民主关系的论述远没有过时。
（《美国生活的希望》，H．D．克罗利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5。00元）
经济霸权能否和平易手：一个历史学角度的考察
钱 勇
翻开张振江博士的这本著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近照和一段谦虚的题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心中常常浮现出盲人摸象的场景：自己是这群盲人中的一个，研究所得也只是大象整体的一个微小局部。”钱钟书在一篇短文中将“众人皆错我独对”的“印象派”戏称为“摸象派”，在这里遇到了旧相识，让人不禁莞尔。下面来谈谈书的正文。
书中对1933～1945年间两个具有“特殊关系”的国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外交上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精致的描述，提出了美国崛起的“三次机会论”。在作者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是美国确立经济霸主地位的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是经济大萧条（1929～1933），因为它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以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英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张振江：《从美元到英镑：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第173页，以下引述该书只标页码）这两次机会之后，就进入了国际经济秩序从英镑向美元转变的决定性时刻。作者从这里开始，展开了对第三次机会的研究，试图还原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过程。从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将这个“第三次机会”又细化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3～1936年。其特征是“美、英、法三国间的外交关系一直受制于它们的经济分歧与冲突，战债、关税、贸易以及货币等一直是外交矛盾的肇事点”。（第90页）显然，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有其知音，那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特姆恩，只不过彼得·特姆恩向前作了延伸，认为这是大萧条的起因：“大萧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持续冲突的迟到的结果”（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MIT），杰弗里·萨克斯对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换句话说，战争的冲突转变成了和平的冲突。战争的获胜国与战败国就战争赔款、国际贷款和其他金融问题争吵不休。脆弱的战争欠款和战争赔款链使得大部分欧洲国家财力耗竭。而要解决这些冲突很困难，因为这些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是欧洲冲突各国之间更深的恐惧和敌意的表现”。（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实际上，除了战债之外，其他的冲突焦点与和平时期并无二致：关税战年年打，贸易战天天打，货币大战有如世界大战，打的不可开交。至于战债中的“战争欠款和战争赔款链”，最形象生动的描述就是凯恩斯的说法了：“美国贷款给德国，德国把同样数值转给协约国，协约国又把它送回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转手——没有人失去一个便士”（第78页），这与当前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资金链形成过程，真是太相似了：银行贷款给开发商，开发商把钱交给政府，政府又把钱存回银行。更相似的是这两根链条都同样脆弱，经常会出现断裂的危险。
第二阶段是1936～1938年。其核心是美国提出的《美英贸易条约》的签订和实施。因为发了一战战争财的美国政府，没有得到期望的战债欠款支付，所以，它要求签订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协定。可是，它提出的贸易协定，却导致了经济学上的一个矛盾：作为贸易顺差国的美国，实行的是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想利用《互惠贸易法案》通过农产品贸易来享受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更大顺差。这种“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保护主义”的风格，不可能让任何国家满意，因此，对于这样无理的要求，英国不理不睬，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样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理性的贸易协定，居然真的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了，这就是1937年5月的《英美贸易条约》。在一般的情况下，在两个国家中，如果有一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就必然会引发另一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体现为国际贸易中最常见的贸易争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就是用这个现象来解释经济大萧条的：“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通过对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实施贸易壁垒以应付危机，目的在于增加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从而使人们恢复工作。但是，这种政策严重地误人了歧途，因为它会间接地造成国外失业率的上升。当所有的主要国家都采取这种灾难性措施时，国际贸易便崩溃了，国家间的有效的经济联系割裂了，最终，任何地方的失业都会进一步加剧”。（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难道英国的经济学家全叛逃到美国去了，以至于英国政府会签订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非理性贸易条约？大谬不然也。张振江博士清楚地指出：“1938年的贸易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政治产品……英方对美国贸易谈判呼吁的接受本身就是政治权衡的结果”。（第146～147页）如果考虑到英国接受这个条约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那么，这个难题就豁然有解了：英国都要“国将不国”了。它还会在意签订这么一两个毫无意义的条约吗？这个条约不会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自然在预料之中了。英国人并没有按该条约去买美国农产品，而是省下钱来，去买战争物资：“（1939年9月起），英国议会通过了进出口关税防务法，决定对所有的进出口货物进行管理，压缩进口……英国停止进口美国的烟草，部分禁止美国电影商的外汇转出……凡是可以利用英镑或其他方式进口的商品，都尽量不从美国进口”。（第166页）想大捞一笔的美国人，打错了算盘，落了空。
第三个阶段是1939～1941年。这一部分相当有趣。张振江博士认为，在这一阶段，存在两个重点问题，一个是“多边主义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一个是体现了这一战略构想的大西洋宪章第四条和互助协议第七条。
显然，自由主义的战略构想，一直是美国对外宣传的主打歌曲。而且，在关税保护主义的掩护下，这首动听的歌曲，可以唱得更加响亮。但事实上，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准备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实践。张振江博士不失诙谐地在文中引用了两个故事，其中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