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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八千湘女上天山》
梅里
在新疆有各种版本的关于解放初期兵团人的婚姻问题的故事，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关心这一段历史的人们，不能满足于加工改造过的传说故事，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历史真实。
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一直是我们所期待的。他为我们拂去并不久远的历史尘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相。 这得力于他采用了报告文学的形式，因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品质拥有一种独特的力量。不仅如此，他采取了口述式的文体，湘女的故事由湘女本人自己来讲，其真实性更是不庸质疑。因而卢一萍“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八千湘女命运的缩影，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一份历史的证词，是对已被尘封史实的首次全方位揭示，是对被抹杀了的大众记忆的竭力恢复”。
以真实为本，以口述为形式，无疑对采访的要求是很高的，作者没有余地、没有取巧的空间，惟有老老实实地采访到位。作者正是如此，他先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采访完北疆，行程两万公里。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160万平方公里，何况当年的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
因为是口述史，在写作上就用不着玩花样了，保持湘女的语言特点，梳理通畅就可以了，因而本文也无须在文本上多言多语。笔者只想谈一谈作者为了真实二字，所付出的劳动。
湘女黄群英1951年从长沙参军，次年就因为车祸致残而与其他湖南女兵失去了联系，卢一萍为了寻访她，几乎找遍了库尔勒的大街小巷。为了找到湘女姚琼华，他给很多女兵留信，让见到她的人与之联系，由于被卢一萍的诚心所感动，姚琼华专程从塔里木盆地赶到乌鲁木齐，对作者讲述了她的故事。令作者痛心的是很多女兵难以找到，有时候你风尘仆仆地赶了上千里路，见到的可能只是一座坟茔，一抔黄土。有一位湘女一当兵就到了和田，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作者从喀什赶过去时，她刚好到外地治病去了，作者只好离开，车刚走到库尔勒，她又回和田了，作者也跟着返回和田。从库尔勒到和田走沙漠公路也有1300多公里，从喀什到和田500多公里，光这一趟就走了4400多公里路。但让人遗憾的是，最后作者去和田采访她时，因为无法面对人生的不幸和伤痛，她又拒绝了采访。
面对每一位湘女，就是面对她们的一生———也是面对中国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因而这种采访不仅是跑路的问题，很多时候作者需要承受那种历史带给他的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或重。作者在第三本采访笔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她们让我承受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
这也应该是我们阅读这本书的第一感受，这些经历了历史风雨和人生磨难的母亲一次次给你讲述，讲述，足以使一个少年变得苍老。
与文字同样宝贵的是本书的图片。从这些图片中可以更好地触摸那时的历史。从那个时期能留下来的照片是很少的。能够照片历经风雨能珍存至今，就更不容易。
《八千湘女上天山》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虽然无法挽回，但至少可以记住它使它成为指导我们未来的经验和教训。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此而来。这部报告文学中的历史真实是：在新疆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他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她们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但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或许不够惊天动地，或许不够辉煌磅礴。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共和国从贫穷走向小康的历程中谱写着绚丽的篇章。”因为缘于真实，所以捧起《八千湘女上天山》这本书，你会感觉到，手中捧着的就是当年那些年轻的、热血澎湃的湖南女兵们滚烫的心、沸腾的血液和刚刚离开眼窝的热泪。
《八千湘女上天山》 总序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1）
西域之称自从公元前一世纪流行以来，就以雄奇壮阔的地理景观和无数美丽动人的传说而罩上了神秘瑰丽的色彩。这块地处亚洲中心，广袤而神奇的大地，既演绎过残阳如血、金戈铁马的战争风云，也谱写过华夏一体、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各民族的迁徙往来，很少停歇的征战杀伐，大小王国的兴盛衰亡，以及张骞、班超、左宗棠等英雄豪杰在这个地区的擘划经营，又给她罩上了厚重而又苍凉的历史氛围。她不但疆域广阔，资源丰富，人文复杂，还是自古以来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会地。繁荣兴盛了数千年、长达几万里，从中国一直通到欧洲的丝绸之路，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文化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盛衰，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
西域远在西汉归入我国版图之时，西部的界域就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南部直至喀喇昆仑山的南北两麓，后来到唐朝及喀喇汗朝、西辽和元朝时，其西部疆域都较汉代广阔，至清朝强盛之时也仍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在内。现在的新疆，只相当于清朝强盛之时的一半，它是贪婪的沙皇俄国强迫衰弱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我国大片领土后形成的。
这就是新疆的背景，辽阔、美丽而又苍凉、沉重。
它预示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
对这片土地的开发和守卫以及让它长治久安，是自西汉以来各朝代的责任和梦想，所以才留下了那么多故城烽燧，屯垦遗址。在历次开发中，总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迁移而来。
人类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迁徙活动与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古老，也正是频繁的迁移从人种学和文化学意义上促进了世界的形成，并推进着历史的进程。
移民形成了今天美洲大陆的进步、文明和繁荣；美国的西部移民开垦了其西部的广阔地域，使耕地面积达到了三点四亿顷，从而使美国的小麦生产增加了三倍，玉米增加了两倍，因而一举成为世界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到19世纪末，西部不仅成为重要的农业中心，而且逐渐成为工业中心。从1850年至1900年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工业中心向西移动了三百五十公里，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工业化。所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德·斯蒂尔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他说：“对于美国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西部的存在更为重要了。”
而中国人口的迁移在上古就有“夏后氏十迁”，“殷商不常厥邑”，“周之东迁”的记载。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早就使西域成为人口往来迁徙之地。伊朗高原数次人口大迁移，以后的阿拉伯伊斯兰东征，则使新疆成了“世界史的缩影”。中国近代，也有锡伯族从东北西迁伊犁河谷，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实例。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使新疆一步步变成了一个移民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念，方言和习惯，它们兼收并蓄，形成了一种类似美洲大陆的自由而开放、剽悍而旷达、宽容而大度的气派。
新疆的屯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开始了。西汉统一西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屯垦过程中实现的。两千年来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屯垦兴，边境宁；屯垦废，边境乱。
自细君公主的随员在乌孙国眩雷屯田，揭开新疆屯垦史的第一页以来，自西汉到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田点计有一百零二处，它们遍及天山南北。
西汉在西域屯戍最盛时，官兵累计曾高达两万五千余人。它巩固了西域统一，使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地。”它使许多地名从那时起，就以其浓郁的历史感和富有诗意的韵律流传至今，比如轮台、楼兰、伊循、焉耆、龟兹、高昌、交河等。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达到极盛。唐太宗借鉴汉代经验，在西域大兴屯戍，大至城镇守军，小到烽台驿站，有军即有屯，使西域屯军最多达十万之众。屯田巩固了它的辽阔疆域，同时也使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清代的屯田规模最大。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就把屯田作为安边定国的国策，不但兴办了军屯，还招募迁徙关内农民来西域以推行民屯，同时，还组织发配新疆的囚犯屯田耕种，实行犯屯；并从南疆迁移五百户维吾尔农民到伊犁河谷垦荒种地，组织回屯。不足二十年时间，就在西域开垦了近百万亩耕地。
行走在新疆大地，你可以感觉在近代有一个人一直被这块热土铭记着。他就是抬棺西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
早在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便把征服中亚和我国新疆作为重大国策。随后，这个欧洲国家以“筑垒移民”的方式，步步进逼，使其扩张野心得以实现。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使清政府无暇西顾，给沙俄加紧侵略新疆提供了时机，侵吞了新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国土。同时，浩罕汗国军官穆罕默德·阿古柏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先后攻占了南疆英吉沙尔、疏勒、阿克苏、库车等七城，并在1867年底宣布成立了以天山为界的“哲德沙尔汗国”（即七城之国）。英俄两国利用阿古柏作为并吞新疆的工具，为自己划定了新疆的势力范围。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攻占迪化；沙俄随即借口阿古柏占领迪化，悍然出兵占领了伊犁。至此，新疆陷入了国土沦丧的严重危机之中。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时。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左宗棠当时虽然疾病侵身，年近七旬，仍尽瘁驰驱，率领二百二十营大军西出阳关，远征新疆。从1876年8月至1878年1月，左宗棠所率大军所向披靡，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光复了除沙俄盘踞的伊犁之外的新疆所有土地。
《八千湘女上天山》 总序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2）
这使沙俄十分震惊，伊犁俄军骤然增至十二万人，并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但重病在身的左宗棠仍然在1880年5月26日率大军离开肃州，决定征讨沙俄入侵者。他抬棺西征，以此表达自己为了民族利益有去无回，马革裹尸的抗敌决心。他白发临边，虽然因为清朝政府对与沙俄开战怀有恐惧，决定靠谈判解决伊犁问题，不得一战。但他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伊犁附近严阵以待的清朝军队成为谈判的强大后盾，“迫使俄国作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知道新疆自左宗棠光复以来，就与湖南有着很多的联系。“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这便是当年左公以湘籍名将刘锦棠率湘军为前锋，驱逐外敌入侵时的写照。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时隔六十年，维护新疆繁荣安定的重任再次落到了当时的新疆军政首脑、湖南人王震将军肩上。
新疆和平解放时；连同由陶峙岳的新疆起义部队改编的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和“三区”民族军改编的解放军第五军，共有近二十万大军驻扎在天山南北。刚沐浴上和平之光的驻疆大军，随即就面临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那就是——粮食。
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策划了新疆著名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种子，所剩余粮难以口，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四百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