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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要离婚，到1955年，领导终于同意了。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心情十分复杂。既感到了生活的辛酸，又感到释去了生命的重负。我没有想到，会有另外的东西重新加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兵团的最基层生活，下面历来是最苦的，那也是低素质人的聚集地。不是个人，而是单位，单位骂我是“老破鞋”，骂了很多年，就因为我离过一次婚，他们就这样骂我。我现在忆及此事，仍伤心欲绝。在全民生活政治化的时代，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哪怕是正当的行为，也被视为叛逆，而受到长期的凌辱。
离婚之后，我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农业技术员任自立相爱并结合。在“文革”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文革”开始后，丈夫作为“臭老九”，下放到了塔里木。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加之思想上承受的压力，丈夫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五年，直到八三年去世。
丈夫生病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九岁，最小的才几个月。生活的重担和来自政治运动的冲击，全靠我一人承受。世界上所有的苦我都能够承受，唯一不能承受的就是政治运动中非人的折磨和无处不在的歧视。那种绝望来自我生命的最深处，所以常常把我推到彻底的绝望跟前。
有一次，要我去陪斗。丈夫当时正病重，要送医院，我求来人能否让我把病人送到医院后再去。来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无奈之下，我只好让十一岁的儿子送他父亲到医院。批斗会开完之后，我去接在医院陪丈夫的儿子。
夜晚黑得很，陪斗了一天的我觉得脚步发飘，怎么也踩不实。
妈妈，你咋了？在前面带路的儿子问道。
儿子的问，使我更加难过，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钟瑞兰：结婚时就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2）
妈妈，你哭啥？
我哽咽着说，儿子，妈哭什么，你……你以后……会明白的……
妈，我知道你哭什么，你是担心爸爸病重，你怎么养活我们。你不用担心，再过两年，我初中毕业了，就可以种地，养活你和弟弟妹妹。你不要哭，哭坏了身体，我们三个孩子怎么办？
听了儿子的话，我抱着自己的儿子，哭得更加伤心。从塔克拉玛干吹来的漠风掠过黑暗中杨树的树梢，“刷刷拉拉”响成一片。这声音把我的哭声衬托出来，被风带着，传得很远。
孩子，你一定要读书，只有有知识的人在以后才能知道妈妈的哭。
“文革”结束之后，我从塔里木回来了，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病号，三个孩子，原单位不要，任何单位都不愿要。全家人像一个皮球似的，被人从一个单位踢到另一个单位，从一片绿洲踢到另一片绿洲。面对这种境况，我欲哭无泪。但因为政治上已经平反，我对这种人世的冷暖已不在乎。
我那时已能够蔑视它们。我也相信，只要新疆这块大地存在，就有我的立足之地。
现在，我已能坦然面对过去的一切。虽然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认为那是值得的。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王纪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1）
我叫王纪南，湖南汨罗人，五一年四月参军前在长沙被服厂工作。到达哈密后，就留在五师四十七团三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个能干的人，也不愧为一个典型的劳作一生的女军垦战士。长年累月的劳动，使我的每个指头都严重变形——在哈密修红星渠时，我和大家一起去天山开山炸石，在打炮眼扶钢钎时，有个手指被砸断了——我的左脚也变形了，背驼得很厉害。其实，艰辛的劳作使我的整个肢体都畸形了。
我们要从天山引水，才能开发二道湖荒原和火石泉荒原。那两条渠叫红星一渠和红星二渠，分别长六十四华里和七十五华里。那两条渠修了两年多时间，水渠修成了，我和许多战士一样，累出了一身病。因为水渠要穿过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为防止渗漏，全部要用石块水泥铺砌。石头在天山上打，全靠人力背运。背石头是重活，由男兵负责，放炮炸石相对轻松一些，就由女兵负责。我的手指就是在那时被砸断的。
哈密的冬天滴水成冰，呵气成霜，我们修渠部队开到戈壁滩上，帐篷架起来，就被风掀掉了，没有办法，也只得挖地窝子，垒石头房。大家还写了快板词——
地窝子，石头房，
冬天暖，夏天凉，
避风沙，遮太阳，
土炕上边铺苇草，
又松又软赛过钢丝床。
…………
在几十里修渠线上，挖了许多地窝子群，我们给它们起名为红星一庄、红星二庄……
当时铺石块用的水泥叫“洋灰”，当地不生产，我们都没见过。如果从口内运，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只好就地取材，一边开矿采煤，一边炸石灰岩，烧制石灰，然后把它和陶粉和在一起，生产代水泥。在哈密大营房西北角，开了一个陶粉厂。在那低矮的土房里，粉尘飞扬，呛得人受不了不说，冬天冷死人，夏天热死人。我的手受伤后，就到这里来筛陶粉。汗水在身上和成了泥浆，在头发上和成了泥团，一从房子里出来，人家见了就笑我们把自己弄得不像人样儿了。
但这一切，都没有那一声枪响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因为随着那声枪响，我最好的同乡王惠芝永远离开了人世。
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渴望女人、渴望爱情就跟这片土地渴望水一样。除了我和王惠芝，其余三个女兵很快就结了婚。
王惠芝是湖南新化人，参军时十六岁，长得很好看，水灵灵的，高挑身材，皮肤很白，眼睛很会说话。她一到营部，营里的干部就都盯上了她。但谁配谁，上头都有安排的。副营长张文德十三岁参加革命，是全军特级战斗英雄，他原先所在的连也是战斗英雄连。英雄美人，组织上早已把王惠芝暗配给了他。他个子高高的，相貌英俊，我们也觉得他们挺般配的。
我和王惠芝一直挨着睡，她跟我说过她喜欢副营长。但因为年纪小，她得问问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收到信后，回信让她坚决不要找对象，不然就回不去了。
她父亲已经去世，她和哥哥都是母亲一泡屎、一泡尿拉扯成人的，她很听母亲的话。
那时，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男人的心。收到信后，她就跟副营长说，我母亲说了，不能在新疆找对象，所以我不能再跟你谈朋友。
副营长听了很伤心。他有好几次都跟我说，让我带话给王惠芝，说他非常爱她，他就是死也要把她带到土里去。
王惠芝心眼儿实，她只想着母亲养她不容易，只想着以后回到母亲身边，只想着绝不在外头找对象，所以她对副营长的话怎么也听不进去。
这时，这个师里只要是子弟兵的，都准备往口内调，副营长也在调动之列。他想与王惠芝把关系赶快定下来，即使因她年龄不够不能结婚，他可以等，以后还可以把她往口内调。他就去请求王惠芝答应与他订婚。王惠芝仍想着回母亲身边去，所以拒绝了他。刚好，营部的孙干事也喜欢王惠芝，常去找她，但她不喜欢孙干事，他们仅仅是同志而已。但副营长却疑心他与孙干事在谈恋爱。他太爱她了，他怎么也忍受不了。他再次向王惠芝求爱时，王惠芝说等以后再说。副营长非常伤心，都差点哭了出来。
就在他准备到口内去的前夕，他来问我，小王，你们女兵晚上是咋睡的？
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只以为跟工作有关，就把我睡哪儿，陈太爱、史敬谊、陈惠兰、王惠芝睡哪儿，一一给他说了。
他听了后，说，谢谢你了，你要好好干，我要走了，也没啥值钱的东西留给你，只有一个茶缸，是新的，留给你做个念想吧！
我以为他说的要走了是到口内去，便说，你们是男人，你们到国防部队去，去保家卫国，很好。我刚来新疆不久，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来使它变得跟我的老家湖南一样。我没什么东西回赠你，只能给你道个路上珍重。
他笑了笑说，这就够了。
晚饭前，副营长领我们唱了歌，晚上我和王惠芝躺在床上，讲了白天副营长来找我的事，我告诉她，副营长要走了。她听后，好半天没有说话，有些忧伤地说，他其实真是个不错的人，他走了就好了，就能忘了我，口内的好姑娘多，他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他会幸福的，我会祝福他。
我看他即使回到口内也会想你的，因为他的确是很爱你，爱一个女人跟找个女人过日子可不一样，我看他挺伤心的。我说。
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我不能不听她的话……
白天修了一天渠，我们都很累，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
我睡着不久，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副营长坐在王惠芝的床前，脸上流着血。血不停地流，顺着身子流到了地上，在地上漫开，血红一片。但他好像没有感觉，只用很热的目光盯着王惠芝。我和王惠芝则躲在一边笑。她说床上躺着睡熟的人并不是她，那是一个空壳。说完，我们就跑开了。跑进沙漠，又跑进戈壁滩，又跑到一片陌生的草原上，但无论跑到哪里，都可以见到流着血的副营长在那里坐着，看着躺在他面前的王惠芝。最后，王惠芝说，我会飞，我会飞到天上去，他就会看不见的。她说完就真飞了起来，还咯咯咯地笑。她在空中越飞越高，最后看不见了，只留下笑声还在天上响。我呼喊她，叫她回来，她说，我不回来了，我要飞到妈妈身边去。我很难过，想从这个梦中醒来，但我怎么也醒不来。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它像是从梦中发出来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然后，我又听到了一声枪响，营区一下乱了起来。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王纪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2）
谁在打枪，谁在打枪？
好像在女兵班那边。
莫不是土匪袭营吧？
可能是哨兵的枪走了火。
到处乱哄哄的。
我仍迷迷糊糊的，好像那个梦还没有完。我推了一下王惠芝，她没有动静。我又推，一边推，一边说，看你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土匪袭营了呢，看土匪来把你扛走当压寨夫人去。推着，觉得手上黏黏的，一摸，王惠芝头上冒着热热的东西。我赶紧下床点了马灯，一看，妈呀，她已死了。她头上被打了一枪，血已把枕头渗红了。
紧急集合哨吹响了，脚步声把月光踏乱了。我跑出去，哭着喊叫道，王惠芝被人打死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人们都朝这里涌来。
我哭了起来，我用水擦她头上的血，但怎么也擦不干净，直到她身子冷了，血凝固了。
我抱着她，给她洗脸，梳头，换上干净点儿的衣服，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亲人一样，给她一点儿照顾。
她很安详，像仍在熟睡。只是脸上没有血色，惨白得很，我已感觉是他干的，我想骂他，但哽咽着没骂出来。
副营长也被抓住了，因为他拐到那个干事那里，想把他也打死，但干事跑了，没有打着。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他要走了，就是这样走的。
没多久，他被枪毙了。刚枪毙，上头来电，念他保卫过延安，念他是战斗英雄，当连长时带出的连队是战斗英雄连，先不要枪毙。但已晚了。听人说，枪毙他时，他啥话都没有说，只是念叨着，惠芝，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他们就这样走了。
我为王惠芝伤心，觉得她命苦，也为副营长伤心，他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却给自己弄了那么一个结局。慢慢地，我觉得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比他们更可怜。副营长是为爱而死的，王惠芝是因为被人爱而死的，而我们好多人却没有。既没有被人爱过，也没有爱过别人，迷迷糊糊就一起过日子了，糊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
我的婚姻是这样的，五三年，我在学生队当分队长时，领导找我谈话，把我介绍给学生队司务长。他是四八年从傅作义部队起义的，比我大九岁。我自然不同意。后来领导就找我一次次谈话，我忍受不了啦，就说我们先谈谈看吧，我还没跟他谈过一次话呢！结果上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丁零当啷就让我们结婚了。
我感到很突然，对婚礼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