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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八千湘女上天山-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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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撒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些不时可以看见的枯胡杨树桩,不知死了多少年了,在阳光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光。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地方能活人吗?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想着要在这样的地方开田地,种庄稼。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看到偌大一条塔里木河都被沙漠整得半死不活的,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进去时正是七月份,塔里木像个大火盆一样,要把人烤成肉干。有人测量了一下,那里的地表温度竟有七十多度。我们在石板上能把饼子烙到九成熟,有句“青石板上烙大饼”的歌词绝不是夸张。    
    当时,就一套棉布军装,整天穿在身上,整天都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到最后,结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粒。沙漠中没有水,洗不成脸,洗不成澡,洗衣服就更不用想了。身上那个酸臭味呀,自己闻着都感到恶心。我们是在水里长大的,哪离得开水呀,成年累月的不洗澡,更是受不了。最后,我们壮着胆子,直接去找领导。找到连长,连长说,这大漠戈壁的,哪有这么多讲究,不能有资产阶级情调;找到营长,营长说,连饮用水都困难,哪还能洗脸洗澡呀,努力开荒吧,这荒要一直开到塔里木河边呢,到了那里,就可以每天洗脸、洗澡、洗衣服啦!因为当时的确太想洗个澡了,我们就继续去找团长,团长说,姑娘们,汗水就是河,用汗水洗脸、洗澡、洗衣服好了!    
    大家无望而归,只得继续忍耐。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了师里。可师长林海清也没有办法。考虑了半天,就让我们去挖胜利渠,准备把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阿克苏河的水,通过天山南麓,引到沙井子垦区。    
    虽然挖渠的劳动很苦,但能够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修胜利渠一修就是三年。为了炸开“坚戈壁”,我们自己熬硝做炸药。没有房住,我们就露宿戈壁滩。没有菜吃,就用盐拌饭,用盐水蘸馍。    
    胜利渠是五一年三月份动的工,到五四年建军节才完工。总干渠宽二十九米,长六十六公里,加上十二条干渠,总长一百八十八公里,共挖填土石一千零三十六万立方米。如果把挖填的土石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可以从阿克苏一直堆到乌鲁木齐,两千多里地呢!那几乎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开闸放水那天,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亲临剪彩致贺。    
    修完渠后,我被送到了八一农学院学习。主要学棉花种植。课程主要有《粮食作物》《作物病害》《棉花栽培学》《肥料学》《普通园艺》,还有政治课。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还是劳动,参加首府乌鲁木齐的建设。    
    三年下来,我已在劳动中长成了大姑娘。不停地劳动,使我渐渐对这里有了感情。是呀,地开出来了,水引到地里去了,寸草不生的地方长出了庄稼和树,看着这一切,要离开,也舍不得了。    
    我那时的觉悟已非常高,样样工作都要争先进。久而久之,身体累垮了,什么病都累出来了。    
    农学院毕业时,都是要求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当时阿克苏算是条件好的,所以都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学校要分我去时,我流着泪不干,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学校硬把我分到这里的。    
    其实,那时无论分到哪个团场,都是拼了死命地干活,都是吃大苦、受大累的。只是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组织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争着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组织说老军人为了革命,耽误了婚姻,组织安排你们和谁结婚,大家就不再反抗,将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2)

    说起婚姻问题,我算是自由恋爱的。“分配式的婚姻”主要是在五四年以前。这之后,很多老革命的婚姻解决了,限制就放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之所以有这种幸运,原因是我入伍时年龄小,到了十八岁,够了婚配年龄,又上学去了。    
    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二十多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难以摆脱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内心也就更痛苦。    
    自我入伍那天起,这块石头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直到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于是,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工作搞得更出色。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荡,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她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1)

    我是一个泥木工人的女儿,三五年十一月出生在长沙。抗战时父亲在湘西一家兵工厂工作。火烧长沙城后,祖父母带着全家逃往湘西。叔父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弟弟,像兔子一样逃得飞快。日本人的飞机像乌鸦似的,一阵阵飞来,朝着逃亡的人流扫射和扔炸弹。不时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横在路的两边。    
    湘西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惧之中,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会打来。为防止日本飞机轰炸,人们所有住处的外墙都涂成了黑色,屋顶则用柴火伪装起来,远远看去,很难看出有人居住。抗战结束后,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原来的房屋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全家只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栖身。我读完小学,湖南就解放了。虽是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就被招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当时我才十四岁。    
    自参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着当兵。但每次去报名,都因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被刷了下来。    
    我终于等到了十七岁。我不能再等了,我无论如何也要穿上军装。    
    第一天去,身高和体重仍然不够。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亲要了六毛钱,买了一双底子很厚的“南关”牌帆布鞋。那双鞋帮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强够了一点五米,体重不够,我就在身上绑了几只旧铁锁。    
    终于通过体检了,我激动得哭了起来。为表示祝贺,特意去买了一大把瓜子,一边嗑着,一边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学会的小曲儿。    
    在我的记忆中,上路后,总是在不停地唱歌,有军歌,有革命歌曲。从西安出发后,我就不时地数路上的汽车。但怎么也数不清——一百多辆车,一线拉开,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好不威风。    
    我天生乐观。大家吃不惯陕西大饼,想念家乡亲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乐。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我是一个兵,    
    来自湖南省,    
    三天没吃大米饭,    
    气得肚子疼。    
    饼子像磨盘,    
    坐在臀下面,    
    进入甘肃给灾民,    
    也是为人民。    
    …………    
    这歌儿一唱,没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没觉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们在迪化北山坡警卫营住下后,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长天湛蓝,白云如锦;望远处,天山横亘,博格达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向空气中嗅嗅,潮湿的南方气息没有了,空气已变得干燥,到处弥漫着孜然和烤羊肉浓烈的香味。我这才意识到故乡已远离了我,亲人已远离了我。我因为不知道故乡和亲人离我究竟有多远,就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落泪。抹干眼泪后,就开始计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总是没有算清,只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难了。    
    第二天,女兵们被集合到八一广场,听王震将军训话。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叽叽喳喳,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语,整个广场上,全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独特。    
    突然,广场寂静下来。接着,响起了王震将军浓重湖南口音的、具有职业军人特质的声音——    
    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从将军的话里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见不着爹娘了。大家哭的哭,闹的闹,后面将军讲的什么就听不清了。    
    我没有哭。我是一个不轻易落泪的人。    
    我们这批女兵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纺厂。    
    棉纺厂在迪化东郊,大家背着背包,提着行李,走了半天,也没看见工厂的影子。最后,队伍停了下来,带队干部宣布,到工厂了。    
    我四下里望了望,问道,工厂在哪里呢?    
    那干部笑一笑,乐观地说,它在我们的汗水里,只要我们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蓝天为帐,大地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开始打土坯,修厂房。迪化当时正值四月,在南方早已是莺飞草长的时候,这里的冰雪才刚开始融化。露天宿营,大家即使紧紧地挤在一起,也冻得受不了,没有办法,第二天只好挖地窝子。根据地形,地窝子有大有小,有的住一个班,有的住两个班。没有想到,我们留在新疆工作,却连个住处也没有,不得不掘地而居,成了城市里的穴居人。    
    当时的生活那么艰苦,我的确没有想到,有句俗语叫“当兵吃饭”,有的人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才去当兵的,而我们当时却根本吃不饱,穿不好。微薄的津贴捐献去建其他厂矿,粮食被省下来了,军装被省下来了。刚到新疆时,穿单衣冷,穿棉衣又热,但就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不穿怎么办?由于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我瘦得只有三十八公斤,八个月没来例假。有好多次,干着干着活,就起不来了,最后终于住进了医院。当时的病号饭是稀饭里放几粒葡萄干,那稀饭可真是稀饭,稀溜溜的,能照出人影子。    
    后来,军区政治部举办政治干部培训班,我考上了。主要学维语,开学不久,学校就改为军区语文学校,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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