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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我们中专班的同学以优异的成绩,带着所学的专业知识离开了学校,走上工作岗位。那天,我们有十六位同学从兵团驻地石河子出发去农七师,当天出师不利,汽车到沙湾县便发生故障,走不成了。怎么办?接我们的同志说,你们别急,我已向师里电话联系好了,一定会来车接大家。等了整整四个小时,只等来一辆马车,我们就拿出青年人的勇气,异口同声地说,把行李放车上,我们大家走路。一路上,同学们唱着歌,说说笑笑,三十多公里路,走了五个小时,到达师部驻地炮台,刘振世师长、史骥政委带领很多机关干部热烈欢迎我们,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我们是八一农学院首批毕业的学生,也是兵团农业战线上第一代技术员,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战斗在天山南北。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对自己选择来新疆没有任何遗憾。只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怀愧疚,那就是对儿子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他病了三天后我才赶回去,致使儿子终生痛苦。
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热爱工作,宁愿亏了自己也不愿亏公家。我当技术员时,要经常下连队蹲点。我的孩子当时才两岁,没人照顾,就请了个保姆。有一次,保姆到处找人带信说孩子病了,不会说话了,让我赶快回去。当时正是庄稼抽穗扬花的时节,我得把连队防治病虫害的工作指导完,因此耽误了一天。等我赶回去,把儿子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话也不会说了。我当时一听,就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儿子就这样成了聋哑人,后来找了一个聋哑媳妇,我有了个孙子,因为我内心对儿子一直十分内疚,所以决心一定要培养好孙子。孙子遂我心愿,品学兼优,是美国树华奖学金获得者。对不起儿子在孙子身上补,我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在孙子身上。
还有,就是1955年7月的一件事。那天我一大早步行到团部开完会后,天色已经晚了。回连队还要走八公里路,是回还是不回呢?大家都劝我不要回去,可我想到棉田里棉铃虫十分严重,耽误了治虫时间棉花就要减产,救灾如救火,我晚饭没吃就离开了团部,心想摸黑也要回连队,一个人走着走着,到了离连队还有三四公里路的地方,路两旁长着比人还高的芦苇和芨芨草,晚风一吹,“刷刷”直响,让人毛骨悚然。
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抬头一看,发现前面约一百多米处有一只狼正在那里蹲着。“独狼难对付”,当时我害怕极了,豆大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心想,我工作还不足两年,才活十八岁,就这样被狼吃掉,不是太可惜了吗?吓得既不敢吭声也不敢向前走,感到浑身都是麻木的。
狼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恐惧,它站起来,向我逼近。
我可能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吓得大叫了起来。
狼愣了一下,后退了两步,然后继续向我逼过来。
我想跑,但一双腿好像栽在了那里,迈不开半步。我想捡块石头给自己壮胆,但怎么也弯不下腰。我只有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就在这危难之际,发现前面有灯光。原来是一位浇水的男同志,当时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就继续大声喊叫,有狼呀,快救命啊!那位军垦战士一边向我跑来,一边大声说,小姑娘,不要害怕!我来了!这时,狼见了灯光,害怕地跑了,我谢过这位同志,就赶快朝连队跑。那天我死里逃生,多亏了那位浇水的同志,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遗憾的是,我当时因为紧张,连他的名字都忘了问。
1960年冬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到下八户开垦新农场,所有的人都住进了地窝子。团长和政委有一间办公的小平房,但孩子和保姆住在地窝子里,团长王敬玉的爱人刘樱桃也是湖南女兵。有一天,一个地方上的老乡开车经过下八户,他没看清地窝子,也不知道地下住着人,把车开到地窝子上去了,一个轮子掉了进去,正压在刘樱桃住的地窝子上,把地窝子压塌了。保姆吓得大声喊叫,慌忙把一个孩子从泥巴里扒出来,但另一个孩子被压死了。刘樱桃正在地里劳动,当保姆抱着那个夭折的孩子哭着跑到地里,她一看孩子就大声叫起来,又是拍,又是喊,但孩子再也不能活了。她当时就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说起孩子的事,还有李道揆,她是八一农学院本科班毕业的,后任农八师农科所副所长,受到过农业部的表彰。她五八年在一四八团任生产股股长,不但要指导生产,还要兼管农、林、牧业和水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她正在地头劳动,忽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她走到芦苇地边,小便后,掉下来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她用纸包好拿回家,请医院护士查看。护士看后说,李股长,你小产了,是个女婴。她听后,心情难过极了,深思了一会儿,对这位护士说,我小产这件事,请你保密,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这位护士用同情的、难以理解的眼光看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问道,你的身体行吗?没关系。护士只好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第二天,李道揆又到了地头。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刘玲玲:汽车把地窝子压塌了(2)
的确,那时的人都追求一种崇高向上的东西。
曹福民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当兵之前,她在杨开慧的母校湖湘女中读书。她五○年就考上了志愿军的文工团,但可能是出身地主的原因,没有让她去。第二年她参加了西北军区干部招聘团,到兰州后,分配在西北军区机要处。
她那时最喜欢唱的就是《共青团员之歌》,这首歌给她的鼓舞太大了,她至今唱起来还会热泪长流。到了兰州后,她并不安心,一心要奔赴祖国的边疆,一心想到新疆去。
后来新疆军区机要处需要人,她第一个要求去,领导同意了。
出发时正是元月。寒冷的河西走廊萧条得荒芜一片,孤独的一辆卡车上坐着四十个人,架着两挺机枪,直到二月初才颠到了猩猩峡,那里的气温零下四十摄氏度,晚上十二点,刚过七角井,车就翻了,好在人员没有伤亡。天太冷,大家用被子把自己包住也不管用。男同志就喝酒,让她也喝,说能御寒。她不会喝酒,喝了几口,反而觉得更冷,后来就冻得没有知觉了。
一直等了两天,才终于等来了救援的车,把他们接到新疆。她留在了新疆军区机要处。
别人都羡慕她,但她并不愿留在那里,觉得那里太舒适了。那时的人都追求一个英雄梦,她一心想去阿勒泰。当时那里连汽车都没有通,是新疆最艰苦的地方之一。
不让她去,她就不报到。正与上面闹着,未想身体不争气,她鼻窦化脓引起了视网膜发炎、化脓。当时新疆只有西北医科大学分来的唯一一个医生能做手术,但这种手术他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机要处决定把小曹转回兰州,但她坚决不走。她说,她既然来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后来,她的手术成功了,但阿勒泰没有去成。
1954年新疆军区与建设兵团分开,她分到了兵团秘书处。第二年她结了婚,丈夫是兵团组织部干事。她在秘书处的工作就是送送文件,很轻松自在。她不干,要求到农七师。这样,她丈夫也就跟她一起下来了。她丈夫到农七师当团委书记,她到一三二团当青年干事,不时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荒原与戈壁滩上奔波。“反右”开始,她们夫妻双双受到了冲击,都被下放到柳沟一场劳动。场里给了他们一间小平房,不久,她丈夫被弄到山上炼钢,她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参加劳动。
“文革”时她被正式下放。因为她哥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从华东师大毕业的弟弟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好多人一心想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当时把毛主席语录背得很熟,任何问题都可以用语录回答,别人抓不住她什么把柄,就只有让她下放劳动,挖厕所,种苹果。后来,甚至让她去生产“九二○”农药,她虽然没受过培训,但照着书上讲的,硬把农药给做出来了。“文革”结束后,她负责一四八团的教育工作,直到1989年退休。
我们这一代人顺顺利利的时候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就整得你够呛,要生活下去全凭个人的毅力。
张振颖是1937年12月出生的,1951年参军时刚过完十三岁生日。这么小来到新疆,除了部队的培养锻炼,就是自己闯,后来还蛮有成绩的。她祖父与徐特立是同学,解放后由徐介绍进了湖南文史馆工作。父亲毕业于湖南大学,英语很好,解放前在洋行做事。解放后,她父亲失业了,后来经一个同学介绍到汉口一家银行工作,没工作几个月,就因脑溢血逝世了。她母亲毕业于长沙美术专科学校,在她两岁时就不幸去世了。她在家中排行老四,高小毕业,因无钱读书,正在着急,听说到新疆后可进学校,就决定要去。开头分到二十六师文工队,还没报到,文工队就解散了,她就到了九军医院,当了一名小护理员。按说她那么小,自己还需别人照顾呢,却护理起病人来了。第二年,她分到了化验室学化验,五三年就到了二十六师卫生处化验科,骑着马,去为“九二五”起义官兵查梅毒,把二十六师所有连队都跑遍了。那时的很多生物试剂——包括检查梅毒的抗原——都是她自己制作。她就从那里起步,发表了很多论文。国内的马鼻疽菌和星形奴卡氏菌就是她首次发现的。
说起湖南女兵,就回避不了说她们的婚姻问题。因为人们把我们称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大多数婚姻虽然是苦涩的,但它实现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愿望,让新疆屯垦不再一代而终。我们也的确因为在这里养育了自己的儿女,而把根扎在这里了。
刘玲明是石河子大学助理研究员,她五一年到新疆后,分到了驻扎在奇台的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休养连——也就是后来的卫生队——当护士。到后不久,部队就开到了北塔山、将军戈壁和准噶尔盆地深处去剿匪。那些土匪骑术很好,窜得比兔子还快。剿匪部队开到哪里,她们就跟到哪里。正是冬天,到处冰天雪地,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们洗绷带都只能用冷水;吃的馒头,在怀里焐上好几个小时,里面的冰还化不掉。休养连的女护士只有五个人,所以在那半年剿匪的时间里,她基本上没睡过囫囵觉。
剿匪结束后,她们团开到乌苏,参加独山子建设,现在独山子已是个城了,当年却只是一片戈壁滩。领导说,要在那里建一个工业城,大家当然很兴奋,有了一种做梦的感觉。不想,到独山子没多久就让她结婚了,她当时才十六岁。
这之前,卫生队队长想跟她结婚,她不,队长就关了她一晚上禁闭。她还是不。后来一个种甜瓜的老兵送给她一个甜瓜吃,队长就说她跟老兵有不正当关系。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刘玲玲:汽车把地窝子压塌了(3)
从那以后,她总要想办法回避这方面的事,但无论怎样也回避不了。
有一天,他们突然把一张已经按了手印的结婚证明放在了她面前。可这个手印不是她按的,她当即就说,你们这样做太残酷了,我爸已给我订了婚。
订了婚退掉就行了。
可我才十六岁。
但你档案上明明是十八岁。
那是当初想当兵,自己把年龄报大的。
我们以档案为准。
但我是来搞建设的,婚姻是我自己的事。
这是为了更好地搞建设。你不要看不起老同志。人家是共产党员,是为了革命才没有结婚的。
这些大帽子一压,女兵们就没办法了。
对于婚姻这个问题,很多人没一点思想准备。反正,那个时候,你不结婚,就有人老找你的麻烦,每年总结,都有一大堆意见。婚一结,这些意见就没有了。
欧阳桂斌是湖南攸县人,1952年入伍的,在伊犁土改团工作过,走遍了伊犁牧区,住过羊圈,嚼过冰,啃过馕,学会了说维语,表现是很好的。当时就是因为对这种分配婚姻说了几句话,就说她对革命同志没有感情,入团时没有被通过。
不管怎么说,我们熬过来了,生命本身把那些东西战胜了。现在回想一下,生命高居在了那些东西之上。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无愧于父老乡亲,也无愧于这一片热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