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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边境事件中，最严重的是苏军的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当时，各大小报刊都做了报道，我国政府发表过严正声明和抗议照会。
那是1974年3月14日中午，苏军一架米－4型武装直升机，侵入我边境地区纵深七十公里领空，沿边界由南向北飞行。13时50分，在布尔津县冲塔尔地区降落六分钟；14时25分，再次降落在距边界十二公里的哈巴河县前哨公社哈龙滚地区。直升机里共有三名苏军军官：一名少尉、一名中尉、一名大尉。苏机降落后，正在附近劳动的民兵玛里赞别克和其他七名社员立即举着手里的工具冲上去将直升机团团包围。三名苏联军人一见，想驾机逃走，剽悍的玛里赞别克赶快甩出手里的套马索，把飞机的螺旋桨套住了，然后像拴牲口一样，把绳子拴在了一棵白杨树上。当天，新疆军区电令农十师一八五团火速派民兵赶往飞机降落现场。军分区骑兵连、驻扎在争议区内的三个边防连的部分人员赶到了现场；十连连长带十二名民兵步行五十公里赶到现场；一八五团参谋长王珍也率二十名值班民兵骑兵赶到了现场。他们把飞机重重包围起来了。这样，三名苏联军人只有缴械投降，直升机被缴获了。
新疆军区随即指示，为防备苏军夺机抢人和进行报复的可能，一八五团、一八六团进入一级战备；十师二线民兵连队及现役步兵十二团做好迅速支援一线战斗准备；全师进入防空袭准备，坚决反击入侵者。
大概一周左右，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认为那是一架武装间谍直升机，认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苏方则抗议说，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抢救一名病危的苏联边民，结果误入了中国境内。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张瑾子：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2）
后来，阿勒泰地区革委会和阿勒泰军分区在哈巴河县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捕获苏军直升机的集体和个人受到了自治区和军区的通令嘉奖。那架飞机由我方一名驾驶员开到了乌鲁木齐，然后被运到了北京。1974年国庆节期间，它和在珍宝岛缴获的那辆苏式坦克一起，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中苏双方因为这架直升机的事，发表了许多抗议和声明，边境局势也随着那些措辞的日益强烈而变得越来越紧张。到1975年下半年，苏方已在边境上调集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值班巡逻的民兵用高倍望远镜就可以看见苏军云集边界的情况。后来，苏方竟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向中方发出照会，最后一次照会的措辞实际上就是战争通牒。苏方说，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中方承担。
周总理逝世前几天，中国作出让步，先是释放了三名苏联军人，后又把直升机移交给了苏联。
别尔克乌争议地区斗争则是我们每年和边防战士一起，强行进入该地区放牧，以向对方宣示主权。毛泽东逝世时，总参命令边界一线进入“非常时期”，这个说法只在抗美援朝用过，可见局势紧张非同一般。
那些时期，边防站的官兵全都剃成了光头，全都进了战壕。我们这些兵团的男人和年轻一些的女人全都拿起了冲锋枪、老式步枪和机枪。我们围绕着自己住的村子修筑了工事，挖了反坦克壕，还准备随时把防步兵地雷埋在边界沿线。平时拉车犁地的骡子和马也成了坐骑，骑着它们昼夜值勤和巡逻。小一点儿的孩子都送到了口内，妇女和老人们则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随时准备撤离，一些无法带走的家具，则被埋了起来或廉价卖给了游牧的牧民。人们很少说话，甚至狗也很少吠，鸡也很少叫了。整个团场都进入了战争前夕那种可怕的寂静中。这样的状况一直到80年代初才没有了。
的确，一个没有在边境生活，一个没有深入地沿着国境线走过的人，是很难理解“国土”和“边关”这两个词语的含义的。它们是如此具体和直接地关系着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和尊严。你也许可以把一块土地转让给别人，但你却不可能把一寸国土割让给另外一个国家。在这个方面，人类是如此“小气”。
在一八五团阿黑吐拜克，有该团的一个生产连队，也有新疆军区的一个边防连，我曾跟随连队的官兵去界河清理过越界的树。
“越界的树”是指长在界河两岸的树，因刮风或自己的长势以及别的原因倾倒向对方，在关系紧张时，可视为侵犯主权；和平时期，上不了这样的高度，但也必须定期清理。
清理前，双方的边境会晤站先要会晤，通报对方，约定清理开始的时刻，需用的时间，去多少人，等等，为了使双方的军人不照面，还得错开时间。
连队的官兵到达现场后，先布置好全副武装的左右观察哨，然后，连长指挥锯树。锯树时不能越过界河的中心线，断开的树冠则要用绳子从对方那边拉回来，对方亦然。
即使会晤过，对方仍会派潜伏哨，观察大家的一举一动，同时，对方还故意让军车吼叫着，示威似的来回跑。这些无非是在提示你——
请勿越界！
树小的还好办，有些大的树冠要好几十个人才能拉过界河来……
从那里我就知道，国家主权赋予边境每一滴水、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以特殊含义。它们国籍分明，不容侵犯。如果把它们置于别的地方，它们会十分普通，但在边境，它们却在静静地承载着两国边界的一切：战争与和平、敌对与友好、野蛮与文明……
现已离休的原农十师师长庞德润的爱人田梅珍是1951年从湖南株洲市入伍的，她曾给我讲述过她曾在边境战洪水保国土的故事——
那是1998年4月23日，阿拉克别克河河水暴涨，冲毁了界河我方一侧的水利设施，使洪水沿喀拉苏河呼啸而下，造成界河改道，五十五平方公里国土被分割。如果喀拉苏河成为新界河，五十五平方公里国土将丢失。“国土一寸也不能丢！”农十师调集各单位人员，当地驻军派出兵力，与一八五团的职工们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洪水中奋战了十六个日日夜夜，筑起拦洪大坝，迫使汹涌的河水回流界河，确保了国土的完好无损。那次抗洪保国土，除国家、自治区、兵团拨出专款外，仅农十师和一八五团就投入了四十五万元的资金。
这是大的洪水，平时在界河边垮了哪怕一小块地方，都得把它补起来。在那里，土地是无法用金钱估算它的价值的，就像尊严无法用金钱买到一样。
现在，你到达那里，如果没有看见边界上的铁丝网和高耸的哨楼，你会觉得这里只是一处与其他地方一样的田园。的确，随着苏联的解体，中苏武装对抗已成过去，现在边界划定后，这里已沐浴着和平的阳光。
是时间和理性战胜了对峙和冲突，但作为生存在这里的人，有一种东西却是无法战胜的，那就是凶猛的蚊虫。这里是世界“四大蚊虫王国”之一，每立方米的空间里有一千七百多只蚊子，在这里生存的人，无不“谈蚊色变”，它带给我们的痛苦不亚于战争投下的阴影，这里其实不宜于人们生活和劳作，但当年，正是为了守住这一片国土，农十师在这里建立了农场。
一八五团的蚊虫大致有三种，即蚊子、小咬和小硬壳。小咬也叫蠓，它们每年六、七、八三个月最为猖狂。这里酷热难当，但人们却穿着厚厚的衣服，并扎得严严实实的，头上都带着自制的防蚊帽，一个个像蒙面大侠。这其实就是为了防蚊子的，防蚊帽只能用纱布做才能看见东西，但小咬仍可从缝隙中钻入，咬得人皮红眼肿，火辣辣地难受极了。后来，大家用了好几层纱布也不行，最后，只好在纱布上涂上柴油，用强烈的气味熏走无孔不入的小咬，但人们也因此付出了脸被柴油烧伤的代价。
蚊子使很多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事都变难了。甚至连吃饭和大小便也成了很难办到的事。办这些事之前，都得先点起柴火野草，让烟把蚊子熏走才行。这里的蚊子由于密度大，常常形成蚊墙、蚊阵、蚊网，随便伸手一抓，就是百十只。一般蚊子是昼伏夜行，但这里的蚊子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出动，所以它们一旦乘隙扑上来，就只会留给你一块红肿的皮肤。
这里的蚊虫可以咬得鸡不敢出窝，咬得树上的乌鸦、麻雀掉落下来，小鸡、小鸭子轻易就被咬死，活不成。
有一位农工下地干活，将两岁多的孩子放在地头睡觉，为对付蚊子，她拿用柴油熏过的纱巾盖住孩子，一个多小时后，她从地里出来抱孩子回家，不想小孩子脸上的纱布被风吹掉了，孩子满脸青肿，被蚊子活活叮死了。
所以，有人把这里的六、七、八三个月比喻成一八五团人黑色的三个月，这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再强大的敌人都有可能被战胜，但蚊虫这玩意儿却是打不败的，它们已把一八五团的人折磨了好几十年，并且还将折磨下去。但一八五团的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生活，却是因为戍边守土。
《八千湘女上天山》 在风暴中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1）
我是个苦命人，我父母在1937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当时我才一岁多。舅舅收养了我，我跟着他在湘阴城里卖稀饭。后来，日本人打进湖南，有天下午他突然被抓走了，不几天，我看见他被钉在城门上烧死了。我去找在纸烟厂做工的姐姐，不想她也被日本人杀了。我成了孤儿，到处流浪，最后流落到一个道观里打童工。
那是个小道观，破败得跟当时的国家一样，里面只有一个道士。按说他一个行善人家，当以慈悲为怀，不想他对我却很凶残。我一旦把神龛擦不干净，他就让我把擦过神龛的脏水喝掉；地扫不干净，他就让我用舌头舔；然后就想办法打我，打累了，再放出他养的一条恶狗，追着在道观里咬我。他是个虐待狂，是个魔鬼。
我想办法逃了出来。我怕道士和狗来追我，不敢停顿，连夜狂奔，一气跑到汨罗才停下来。到那里后，先捡煤渣度日，然后给一周姓人家当佣人。因为日本人还没投降，姑娘们都不敢留头发，全留着光头。日本人投降后，我们高兴得很，逮着机会，就用擂锤上去敲他们几擂锤。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卖辣椒的，觉得有点面熟。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不是姓陈，我说是，我叫陈云华。他又问我是不是有个哥哥叫陈炳光。我说是。他说他是我表哥，知道我哥的下落。我在汨罗城里找到了哥哥。那是八年多来，我见到的唯一的亲人。
解放后，我进茶厂当了一名工人。五一年春天，邻居告诉我，说长沙招女兵，女娃子们都去考，你怎么不去呢？
我身高不够，体重又轻，大字不识一个。我自然考不上，但我身上的伤疤多，我眼泪多，我就凭伤疤，凭哭，被录取了。没想当时害了眼病，害得没办法，没法去，我伤心得不行，整天哭，越哭眼病就越厉害。
1952年我又去考，还是凭着身上的伤疤和眼泪。
到新疆后，我先分到二十七师师部，后来又随三营调来修建独山子，担任九连妇女班副班长。编苇席、打土坯、背土块，什么活儿都跟男的一样干。独山子的老俱乐部、专供苏联专家住的苏联宾馆等都是我们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筑奠定了这座石化新城的基础。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调到柳沟修柳沟水库。我是苦命人出身，参军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来新疆后，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了。我不怕劳动，按老人家的说法，干什么不要怕用劲儿，劲儿是使不完的，头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长出来。我成了模范团员。水库剪完彩第三天，我到乌鲁木齐去和张文玉结婚，他是模范排长，我也成了模范团员，我想这就是我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当时，两人都是模范，大家挺羡慕的。我与他已认识一年，是老乡介绍的，他在军区军人服务社工作，甘肃庄浪人，也是苦命人，本来姓杨，是他父母实在没有办法，用两升洋芋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张家。
1958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