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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什么技术也没有,但我可以学,不行的话,当工人也行。
他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优待知识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来,你就安心在科里工作吧。
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说,共产党也是我的共产党,何况,我考上中专还没念就当兵了,也不算知识分子。
他听我这么说,赶紧说,是我们大家的共产党,但不管怎样,你要留在科里。你认为你不是知识分子,可我是把你当知识分子看待的。我们科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听他这么说,我便留下了。
但没过多久,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又梦想去当一名教师,我跟科长讲了,他叹了一口气,用无奈的口气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书育人,可能是我们新中国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这样,我到工程处第二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湘女进疆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3)
我带着背包,坐着一架马车去学校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电影中的女教师也是坐着马车去上班的。
我来新疆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封家人写给我的信,这些信都是从澳门转过来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后,吓了我一跳。信中称我为王庆国将军,要我为他们服务。我既害怕,又生气,当天上完课后,我就从学校往工程处赶,当时两地相距好几里地。街上的尘土一踩,扬得老高。我小跑着,身后留下了一长溜尘烟。到了保卫科,找到孙科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信交给他,说,报告孙科长,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里的东西可吓人了。
他看后,笑了一笑。
我说,你还笑,我都吓得不行了!
他说,小王,不用管它,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组织是相信你的。
听完他的话,我激动得哭了。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由衷地说,谢谢组织,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我在学校开始时教体育课和音乐课。那时,小学的孩子大多是从口内农村接来的,有的十五六岁才启蒙。我那时扎俩小辫,个子还没学生高。学生们野惯了,根本不听我的话,一上音乐课,他们就瞎哼哼,南腔北调。上体育课时,他们就跟我比个儿,一说要罚他们,他们就顺着乌鲁木齐河跑。我不顾一切地追,他们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我一个女孩子,要追上他们自然非常吃力,但我发誓一定要追上他们,不然,他们下一步会更不听我的话。
任何工作其实都是充满艰辛的,远没有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那么浪漫。但我从此却爱上了教书这一行。没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劳动了。想当初,我自己要下去劳动,科长不让,如今却被赶到了工地上,心里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我发誓要当青年突击手。那时,两个礼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们知道我当过教师,对我很是尊重,他们照顾我干最轻的油漆活儿。我不领情,主动要求去打混凝土,因为我认为打混凝土创造的价值比刷油漆高,创造的价值高,才可能成为突击手。我最终如愿以偿,我的照片——满怀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贴到了光荣榜上。我被评为兵团优秀团员,我所在的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
第二年我调到印刷厂当校对,六○年初又调到建新报社,但我仍想教书,六二年,经过我的一再要求,我终于调回了学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坚持上课,哪怕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哪怕有时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也愿意对着空荡荡的教室,把我要讲的课讲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作为教师唯一可以用来抗议愚昧无知的方式。
因为我父亲曾到延安考察过,所以我有幸被列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斗者似乎不管这些。有一天,我正在给同学上课,来了几个红卫兵,刚走出教室,他们就把我的头蒙起来,嘴里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是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正好在那天发生。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这些年少的学生有些我曾经教过,平时他们是好孩子,好学生,但现在,他们的兽性全都被引诱了出来,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让整个时代、整个民族被妖魔鬼怪所充斥。
他们先对我进行了一阵拳打脚踢,用军用武装带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浑身皮开肉绽,好几次晕倒。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我死活也不承认。最后,他们见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枪毙算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心想,我刚刚三十岁就完蛋了,我倒没有什么,只可怜了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最小的才四岁。但愿他们以后能知道,我是想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捍卫真理而死的。
他们一直蒙着我的头,用绳子牵着我,在学校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问我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气。然后他们让我站定,枪栓响了,我睁着眼睛,希望能感觉一丝一线透过布纹的太阳光线。
白天的酷热裹着我,汗水渗得伤口钻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嚣使这种酷热更难抵挡。
枪没有响。
一个人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平静地说。
他们还没有开枪。
他们又揪着我转,其中有三次停下来,拉了三次枪栓。
然后我听见一个人说,哎,把这个老顽固放了吧,枪毙了她四次,她的灵魂已被枪毙了,把她的躯壳放回去算了。
他们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头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回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幸运,这可能是母亲在一直为我祈祷吧。1980年,我们母女在香港见了面,那已是三十年之后了。1984年,母亲曾回长沙定居,后终因想念台湾的儿女孙子,回到了台湾。四年之后,她像是要补偿与我数十年的母女分离,要求回到我的身边,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亲飘摇一生,最后终老天山,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个亲人的骨殖。记得诗人周涛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看了这句话,我就想,难道母亲从大海中的岛上来这万里之遥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给我换取一块故土吗?
我不知道。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湘女进疆毛淑奇:年龄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一岁(1)
我与妹妹毛灿奇是两姊妹,我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来新疆的。
那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就想当兵,我妹妹更是想疯了。在看到新疆军区到湖南招收女兵的消息之前,她已去考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军需学校在株洲招学生兵,我妹妹当时才十四岁,也不知道株洲在哪里,偷了父亲的一块银元,就一边问路,一边往株洲走。那时刚解放,到处乱糟糟的,一点也不太平。这对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姑娘来说,的确需要一些勇气。幸好走到东屯渡,碰到一个小女孩,名字她已记不得了,也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去当兵的,两人正好做伴。因为不知道在株洲要花多少钱,所以那一个银元捏在妹妹手里,怎么也不敢花,两人就偷偷地拔了些萝卜,背着,饿了就啃两口吃。
走了两天才到了株洲,好不容易找到招兵的地方,人家名额已满了,她是高小毕业生,人家要初中文凭,她就把我的文凭拿了,人家一看她一个小黄毛丫头,就知道年龄和文凭上填的出生年月不符,便断定文凭是假的。她说假的就是假的,但她参加革命的想法是真的。两个小姑娘死乞白赖地要当兵,要他们收下,但人家说年龄太小不行,两人只好没精打采地往回走,又走了两天,才回到家里。
家里好几天不见她的踪影,以为她出事了,见她回来,又惊又喜。问她到哪里去了,她说她到株洲去考兵了。全家人听后,马上就笑了,他们认为她还是一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觉得她是在吹牛。
第二次是部队招保育员,她听说后,又去了,这次需要政府开证明。开证明的人一见她,就问她,你生过孩子吗?
她摇摇头。
你有奶给孩子吃吗?
这与当兵有什么关系呢?她大惑不解地反问那个人。
我看你什么也不懂,当保育员要生过孩子,要有奶给孩子喂才行,有点像你们富人家的奶妈,你现在知道了吧……
那人话还没有说完,她就吓跑了。
还有一次是四姐毛翠奇告诉她的。四姐在报纸上看到了招“军干”的消息就回来告诉了她。她当时正在地里干活,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就说,她也要去!
你年龄这么小,不行。四姐说。
她说她可以把年龄报大点。
那你就去试试吧。
我们家的一个长工听说了,也要去。她们三人就一起跑去了。毛灿奇文凭低,没考上,但政府里的人告诉她,说新疆招聘团的人要来,要她等着。她回来告诉了我,我也就偷偷地作着当兵的准备。姐姐上了军政大学,那名长工当兵到了一三八师,参加了抗美援朝,是死是活,不再知道。
四姐上学后,常给我和毛灿奇来信,说爸是剥削阶级,要我们和爸划清界限,不能给爸当狗腿子。我们当时怎么也搞不明白她的话,觉得她这样骂父亲,太不应该。我们不知道剥削阶级的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划清界限。我们只惦念着还有没有什么部队来征兵。到了五○年十月,新疆军区在长沙征召女兵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我当时正好在军鞋厂工作,最先得到消息,也没告诉父母,先报名参军了。
自从毛灿奇在报纸上看到妇女翻身、男女平等的消息后,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到地里干活去了。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在过去若下地干活,会被人看不起的。不想没过多久,她就成了家里的一个好劳力,耕田犁地,背挑撒播,都很能干。我们家家教很严,父亲是个封建的人,但他没想到,一解放后,女儿们都开始反抗他,而他对我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已有两个女儿去当兵,这是他原先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对他而言,这太不可思议了。他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惊恐不安地揣摸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的神情常常满怀忧虑。他坚决不让毛灿奇去当兵,理由是她干田地里的活很在行。他不敢明说不支持我们参加革命,但毛灿奇还是偷偷地跑了。
毛灿奇把剩饭捏了几个饭团带上,是在半夜跑出来的。本来可以坐船到长沙,但她这次没有偷到父亲的银元,所以只好走路。因为怕父亲发现了追上来,她走得很快,基本上都是在小跑。在南方,从小就听鬼怪故事,所以一个人走夜路太害怕了,她为了给自己壮胆,就边走边哭。
因为没钱住店,毛灿奇就连夜赶路,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赶到了长沙。找到招兵的地方,她又累又饿,都快晕倒了。她来找我,但我已坐上火车出发了。她觉得无依无靠,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没想到招聘团的人会那么好,他们马上给她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给她弄来了一大碗米饭。这使她更坚定了参军的决心,她想,她就是耍赖,也要赖到新疆去。当然,她最后很顺利地过关了。
毛灿奇当时十六岁,但还有比她年龄更小的,那就是幼年文工团的女兵。她们年龄最小的是何梦道,当时才十一岁,当兵前正在读小学。听人说她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那严肃的军装穿着,也掩盖不了她浑身稚气。她后来成了著名的舞蹈家,我也有幸看过她的演出。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湘女进疆毛淑奇:年龄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一岁(2)
而决定要招幼年文工团,则听说是熊晃被黄念青缠得没有办法了才作出的。黄念青当时十三岁,正在周南女中读初二。但别看她年纪这么小,却和我妹妹一样,已三次报名去参军了。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报名去抗美援朝,第三次是军事干部学校招人,每次都是因为年龄太小,没去成。新疆军区来到长沙后,她又去报名了。还是因为年纪小被拒绝了。她家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