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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第一批进疆的湖南女兵，感到所走的路特别漫长。一进入河西，荒凉感就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用好几天时间也走不完的大戈壁，更让我吃惊。自从在西安改乘汽车后，车后的尘土就在飞扬，扬了几千里了，现在还在飞扬着。我觉得那些泥土已很难落定，会一直飞扬在土路的上面。
车里到处都是灰尘，越积越厚，无论怎么清扫，也扫不干净。我们身上也是——每个人都像是从泥尘中钻出来的，由于水越来越少，有时好几天洗不上一次脸。缺水是我们这些女兵最难以忍受的，在湖南，我们就像水中的植物一样，离开了水就没法活了。所以，我和其他女兵一样，浑身发痒，觉得十分难受。
我们从长沙出发时共七百多人。一进哈密，就开始留人，然后迪化、焉耆、阿克苏都留——还有一部分去了北疆的伊犁、奎屯、石河子等地。待我们走到喀什，前往和田时，就只有我和范志群、曾可兰三人了。在我的感觉中，那些人好像不是留在了路上的哪个地方，而是被路给吃掉了。好多人我们分手之后再没见过面……
我报考的是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招生的消息的。当时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
那时候，这种招生的消息很多，一条消息出来，就会像一阵风，刮跑一拨人。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很好，母亲一直希望我能考上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所以她害怕我去参军，因此格外提防。
那时信息不通，即使离省城只有几十里路，好多消息就传不过来了，即使能传来，新闻也变成了旧闻。涟源离长沙那么远，好多事情更是难以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军政大学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它很吸引人，加之四野是闻名天下的彭德怀领导的，我就更想去了。
但我怕母亲伤心，不知该怎么给她说。想了半天，我还是给母亲说了，我说我要去长沙。母亲一听，就紧张起来，问我去长沙干什么？我说我去考大学——当时高二就可以考大学了。她又盘问了半天，最后相信了，给了我五块大洋，把我送了好远，还说了好多祝愿的话。
湖南正是初夏时节——包括后来的好多女兵都是在这个时节离开家乡的，到处美得让人心醉。我穿着草鞋，戴着斗笠就出发了。涟源到长沙有三百多华里，我走了三天路，又坐了九十华里船，一共走了五天时间，终于到了长沙。
到了招考的地方，才知道去报考的人很多，从湖南各地去的有好几千人，仅涟源就去了三十多人。当时对文化要求很严，还有就是对女性特别关照。名单公布下来，涟源就我一人考上了。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军政大学的前身为抗日军政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总校由延安迁至东北地区，改建为东北军政大学。后又在华北、华南、西南、西北等战略区建立军政大学，根据学以致用和急用先学的原则，采取短期训练和灵活教学的方法。所以这类大学，也算不上是正儿八经的大学，而我考进去的时候，正准备撤销它了。但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以这种方式参军了。
所以，我对母亲讲我考上了军政大学，她还很高兴，很自豪。
但我没想到自己会到新疆去，更没有想到会到和田。是的，新疆、和田，都只是我在历史书中偶尔碰到过几回的地名，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只是历史中的地方，与现实是联系不上的。我没想到我会生活在那里；没想它会成为我人生的重要驿站；没想到我会在那里面临人生的抉择；更没想到我从那里还要向前走，一直走到了茫茫喀喇昆仑山脉的深处。
五○年进疆的路比五一、五二年的路更难走，它在惨遭战争破坏后，还没来得及修复。好多地方我们得下车来修好了路才能走，这样走走停停，到达和田已是十一月份。我在路上走了七个月之久！如果除去沿途的休整，在路上也至少走了四个月时间。就那一次，我就觉得自己把世界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开始我们一停车，还问一问前面还有多远——他们总会说，不远了，还有百十里地，就这样，一直是那百十里地。后来，我们也不问了，任那车摇晃着，颠簸着往前走。其实，他们不告诉我们具体的路程，是怕吓着我们。如果他们说，哦，还有三千里路，五千里路，或者说还要走一个月，两个月，我们恐怕早就吓得不愿意走了。
但我们是多想快一点到达目的地呀，因为出西安后已是盛夏，所以最热的月份全在路上。我们坐的是老式卡车，车帮很低，为防止我们从车上掉下去，就在车帮上插了许多棍子挡着。当时全是泥土路，车一开动，灰尘就从车底往上翻腾，一天路走完，车厢底要积两三寸厚的泥沙，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凡是能钻进泥沙的地方，都塞满了泥沙。我们当时觉得，那些泥沙每天都在把我们掩埋一次。我最害怕的就是车子在遇到坑洼时突然减速，因为车突然减速，灰尘就会从车底猛然升腾而起，把我们严严实实地掩埋在里面，连呼吸都十分困难，以至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牙齿缝里还有当年的泥沙，还觉得它们牙碜，还觉得当年积在耳朵里的灰尘没有掏干净。时时如此，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那种难受和痛苦可想而知。到处无遮无挡，有时一个大戈壁要走四五天才能走到头。太阳贴着头皮烤，即使车跑起来，吹过来的也是烫人的热风；车要是停下来，就觉得天地整个成了大烤箱。白天身上总是臭汗淋漓，很少干过，汗水和那些泥沙沾在身上，一搓就是一大卷子，身上的馊味儿呀，自己闻着都熏人。所以我们女兵很不好意思走到男兵身边去。就这样捂着，整整捂了一个夏天……
我原以为军政大学肯定在兰州，但车在兰州没有停；又以为在迪化，车在迪化也没有停。没有停也罢了，至少该休息几天吧，但为了赶路，这些城市最多也只停留了半天，就又出发了。
记得在迪化，我听说还要往前走，就心有余悸地问带队的一名科长，前面将到哪里去？
他说喀什。
我问喀什在什么地方？
他想了半天，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西边。
我问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什么地方？
他说具体位置他也说不清楚，反正翻过了天山就是。
我问到喀什还有多远？
他说不远了，就一千六百公里。
妈呀，你说多少？一千六百多公里！我一点也不相信，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呢。
真是一千六百多公里，你已从长沙走到了迪化，所以那点路根本算不了什么。新疆这地方大，三五百公里的距离算近的。他毫不在乎。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湘女进疆李蔚华：那些泥沙（2）
天呀，还有一千六百公里呀，那可是三千多里路呀。我一下子觉得绝望了，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了。不知为什么，我只想哭。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流泪。我咬着牙忍着。
过了好久，我觉得自己已把泪水咽进肚里了，才又问道——我的确想听到一句不再往前走的话，哪怕是暂时不往前走也好——那我们在哪里上学呀，我考的可是军政大学，总没有一节课不上，只在路上走的大学吧。
科长笑了，说，我们的大学就是在路上读的，能走到目的地的，就毕业了；反之亦然。
我说我知道了。我说完后，就跑到厕所里，伤心地哭了一场。
从迪化到喀什的路比西安到迪化的路还难走，灰尘也更大。加之人越来越少，长路也就显得越来越孤寂。
右边一直是伴我们而行的、焦枯的、寸草不生的南天山；左边是茫茫无边的、浩瀚的、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偶尔会有一个城镇或一片绿洲一闪而过，但它们在这无边的荒凉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像一个轻飘飘的、模糊的梦，转瞬即逝，很难有什么印象。
十八天后，我终于到了喀什，我觉得自己都快不行了，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憋着，随时随地都要爆炸。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我在心中喊叫了一声，总算——到了——，总算——到了！
没想二军把我分到了和田。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到处找地图，我想知道和田在什么位置，但那时哪能找到地图呢？我不敢问和田还有多远，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就问一个老实忠厚的老同志，同志，你知道，这儿到和田还有多远吗？
不远了，不远了，就两千多里路，车子跑得顺当，八九天就到了。老同志倒是满热情的。
我一听，又想哭了，我在心里无比绝望地说，妈呀，还有两千多里路呀，这不走死人了吗？
其实，我可以猜想那路很烂，但我像是要寻找寄托和安慰似的，对老同志说，那路定然比迪化到喀什的路好走吧。
他一听就笑了，说，我可去过和田，那哪能跟迪化到喀什的路比呀，那是省城到南疆重镇的路，在新疆境内也算最好的，可到和田呢，那是鬼路，那是鬼都不想走的路。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的，全是车子自己在沙漠戈壁里闯出来的。有时车不小心陷进沙窝子里，两三天也刨不出来。你想那样的路能好到哪里去？
我强装笑脸跟他道了谢，但转过身，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现在，我已不害怕别的什么，我只是害怕那些灰尘。我们一定要洗个澡再上路，但澡堂要礼拜天才有水。而我们搭的是便车，说走就得走，只好匆匆用冷水擦了擦身子。即使这样，也觉得身子骨一下轻松了许多。你想一想，那身子所承受的可是真正的万里征尘呀。
然后继续往前走，车由两个司机轮换着开，白天晚上不停。作战股长高焕昌——他后来当了新疆军区司令员——与司机坐驾驶室，我们三个女兵坐车上。已是十月底，天气已变冷了。我们把发给我们的毡筒和大衣都穿上，把头发拢在帽子里，别人也不知我们是女兵，我们把手一袖，往装满了给养的敞篷车上一躺，白天望着天上的云和太阳，晚上就望着黑黝黝的夜空，任由车拉着我们，颠簸着往前跑。颠了四天五夜，总算颠到了和田，我们的身子骨也被颠得要散架了。我们来到的是赫赫有名的六军五师十五团。该团曾在政委黄诚的率领下，在1949年12月初，从阿克苏出发，用十五个昼夜，徒步横穿近八百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进驻和田。彭德怀称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但好多老兵一进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和田。
在十五团简陋的营院里迷迷糊糊地下了车，随便啃了点又黑又硬的馒头，我们就睡了。一觉醒来，天已有些亮，我这才意识到，我离老家已实在太远了。我想我再也回不去了。看看从窗外漏进来的天光，觉得这已是异乡的了；闻一闻空气中的气息，也觉得与故乡的不同，干燥泥土散发出来的腥味，牲口的气味，羊膻味和牛粪火的气味混合成了只有南疆才有的特殊气息。
我们三人都分在政治处，我和范志群在图书室，曾可兰搞青年工作。我们来之前，这里除了两名从甘肃临洮参军的女兵，就只有我们了，在那个三四千人的团里的确很引人注目——当时一个团的人数很多。一直没有给我们发被子，我们三人只有那一床薄被和一床军毯，三个人挤在一起睡，还常常被冻醒。我们提了几回意见，也没有发下来。后来才知道，组织上已有意图让我们与老同志尽快结婚，所以就不用发被子了。要我们结婚，这是我没有想过，也无法接受的。
我当兵的初衷是被革命热情鼓动起来的，我也是抱着一种革命愿望来到这里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完全可以考到正儿八经的大学里去，即使我不上大学，那时的高中毕业生也能随便找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何苦到这里来受这样的罪呢？我开头听到这个说法时，还批评别人是胡说，觉得这样荒唐透顶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当这样的事真正摆在我面前时，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女人，你必须面对，因为你无可逃避。
我到部队不久，就给我介绍了一位教导员，29岁，其实，年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我年龄太小，对婚姻没有任何认识。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太有违人意。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为了革命，让我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让我跟别人结婚的事坚决不答应。范志群则介绍给了参谋长，曾可兰嫁给了三营教导员。因为我拒绝了组织的安排，就有人说我晃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