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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为此书写了“代前言”《诚挚的推荐》。他说：“在新闻工作方面，夏衍同志可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新闻工作者始终把他当成新闻战线上一名光荣的老战士，始终向他学习。”他特别指出夏衍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能在十分困难、十分嚣扰的环境中进行写作，笔锋犀利，又有理有节。他说：“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写出来的。这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而又很难具备的才能。现在，在我们新闻队伍中，具备这种优秀才能的同志还是不多……如果一个报纸有几个具有这种硬功夫的工作人员，这个报纸肯定会高人一筹，异光四射。”
绩伟同志长期是我的领导，现在也仍然是我尊敬的前辈。他在文章中对报纸工作人员要求的“硬功夫”，我也并不具备。扪心自问，至今仍觉汗颜。
夏公再三关照的顾家熙同志，也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建国日报》、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华商报》，都是夏公的老部下。全国解放后，先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后调《新疆日报》，经历过一段坎坷年月。十年动乱结束后回北京，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供职，直到因病去世。他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不图名利，不计荣辱，只知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热心于新闻出版史料的搜集与研究，是一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我现在还保留着他手抄的夏公零星旧稿，如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司马牛杂感”，家熙抄录了整整一本硬面练习簿。摩挲之际，总想起这位老友那老黄牛般的埋头奋进的姿影。
夏衍教我编报纸八、“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
1987年1月起，我离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编辑岗位，报社文艺部由蓝翎、缪俊杰、舒展三位负责。离职之际，我向多年来一直关注和支持我工作的师友同行寄了一封打印的信，奉告此事，表示谢忱，请他们像过去一样继续支持报纸，继续赐稿。信发出之后不久，陆续就收到一些长辈和同辈来信，表示慰勉之情。
2月底，收到夏公的一封信：
袁鹰同志：
手札拜读，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离开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担子，可以多一点时间读书写作，也似乎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坦然处之，静观世态，亦乐事也。
《桃李不言》已拜读，写得很好，对于公是一件很好诞日礼物，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患难中的友情，是可贵的。
家熙同志来信，要我写记（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盛情甚感，但我打算“封笔”一段时期，所以难以应命了，乞转告，不另复了。祝
春安。
夏 衍 二，二六
这是夏公对我在离开报纸岗位之时最后的垂注，语短情长，瞩望殷殷，使我感奋不已。从此记住“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的教诲，离而不休，未敢懈怠，除了坚持读书和写作之外，继续做些报纸以外的编辑工作，编杂志，受出版社委托编书，参加些文学评奖活动，无非想竭尽绵薄之力继续干点事。对纷繁变幻的世态，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坛，也按夏公所嘱，坦然静观，闲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亦乐事也”。
夏公本人就是一位鲜明、突出的楷模。他笔耕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担负繁重工作的间隙中抽空写成的。解放初期在上海，身兼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职务三四十个之多，每晚在灯下还能挤时间为《新民晚报》写随笔，连续一年，除了去北京开会，几乎从不间断。十年动乱中受尽折磨，到了八十高龄，仍然挥笔不停，为拨乱反正大声疾呼，为改革开放擂鼓助威，赞誉新猷，针砭时弊，殷殷关注文苑艺坛的新苗成长。我每次去他寓所，常常见到他倚在沙发上，凭小茶几作书桌，用放大镜看书写作，只是不再如过去那样给自己定下每天写八百字、一千字的指标了。
信上说的《桃李不言》，是前一年秋天我应《文汇月刊》主编梅朵兄之约，为了庆祝老一辈戏剧家于伶同志八十大寿而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于公大半生为中国现代话剧事业辛勤奋斗的业绩，也介绍了他被囚秦城监狱所作诗篇。此文在《文汇月刊》1987年第1期发表，正值于公八十诞辰（1987年2月），夏于二公都很高兴，作为作者，我也觉得“与有荣焉”。
1994年10月，我因为要去浙江参加纪念儿童文学家、故友金近同志的一项活动，不能出席原定在月底为夏公九十五岁诞辰和颁奖举行的庆祝仪式，所以提前去医院探望，他虽身体虚弱，说话声音很低，但是精神还好。护士进房要替他注射，他只好中断谈话。我扶他慢慢从沙发上站起身上病床，顺便向他告辞。他连声说：“对不住了，我真是不知老之已至啊！”
从浙江回来，为《群言》杂志完成《夏公访谈录》的约稿，已是岁暮。1995年初去了一次上海，回京以后，还未及向他汇报在上海为由他作序的《长夜行人——于伶传》签名售书的情况，老人已进入垂危状态。2月5日，终于撒手尘寰。
“不知老之已至”，就成为夏公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他在九十五年人生的最后二十年，生命之火依然旺盛，熠熠生辉，确实是“不知老之已至”。这句话将成为我毕生的箴言：不去想“老之已至”，能做什么就多做些，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就赶快去做，我现在的年龄比夏公说这句话时还小得多。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况钟的笔》和杂文家的笔
1956年暮春，浙江昆剧团来首都演出经过整理的昆剧《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华，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认为一出《十五贯》使昆剧这个濒于冷落衰颓的古老剧种看到复兴的希望。周恩来总理要求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干部都去观赏，从中得到防止官僚主义和主观武断、仓促定案的启迪。
有一天，我们忽然收到老作家王任叔（巴人）寄来一篇杂文，题为《况钟的笔》。
久违了，杂文！
由于鲁迅而大放光华的杂文，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的锐利武器，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发挥过突出的战斗威力，锋芒所指，几乎所向披靡。鲁迅称之为匕首、投枪，瞿秋白称之为“战斗的‘阜利通’（社会论文）”，含意是相同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对中国人民残暴地肆行屠戮烧杀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和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者们，当然未必会直接看到那些对他们进行抨击和声讨的杂文，手下那帮惯于谄媚邀宠的御用刀笔吏也未必敢如实地呈上密告信。杂文的匕首作用，更多地在于撕裂他们的画皮，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地揭示他们的反动面目，帮助群众认清他们的嘴脸和本质，长人民大众的志气，灭反动统治者的威风。
解放以后，时代不同了，杂文和杂文家的任务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不待言的。读者喜爱它，仍然是由于它的战斗性、正义性和现实性。读者们期待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鲁迅和老一辈杂文作家的优秀传统，扶正祛邪，扬清除浊，发扬人间正气，揭露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鞭挞那些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惹起群众戟指痛恨的败类。毕竟，杂文不过是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不是文告，不是法律，不是行政命令，它能做到的，只是舆论，只是表达老百姓愿望和声音的一段舆论。然而，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连接不断的由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发展而成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造成空气紧张，人们的心理也跟着紧张，报纸杂志上的杂文本来就寥若晨星，到此时更是销声敛迹，使爱好杂文的作者和读者长久地有一种寂寞之感。
因此，看到《况钟的笔》，我们副刊编辑实在有空谷足音的意外惊喜。巴人又是位老杂文家，抗战时期在上海“孤岛”，后来在南洋，曾写过大量杂文。他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公务繁重，还在撰写文艺理论文章。但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再忙也要拿起笔，正是历来许多杂文家的秉性。这篇杂文很快见报，当时报纸第三版并非副刊，我们发稿时加了花边，放在显著位置，以示与同版其他稿件有别。
作者围绕况钟重新审判“十五贯冤案”时那枝三起三落的笔做文章，娓娓道来，最后点明况钟当时的困境，是处于官僚主义者上司周忱和主观主义者下属过于执的两枝笔锋夹击之中。“他要在这两支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但一个能对人民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能集中群众智慧的人，就会有大智慧。况钟就这样地战胜了两支夹攻的笔锋，平反了冤狱。”作者最后殷殷期望“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因为笔下有千斤，笔下更可能有冤魂。
这篇杂文，并不像作者过去写的那样有火药味，言辞也并不犀利泼辣，却具有深刻的思想和雄辩的力量。尤其是他那对人民事业负责的革命胆识和党性，更使人感佩。此文一发，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肃反”、“审干”运动之后的定案落实处理之际，这出好戏对防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草率定案，具有生动而形象的教育作用。
况钟的笔触动了巴人的笔。杂文《况钟的笔》又鼓舞了杂文家的笔。企望了很久的作者和读者，从这篇杂文的发表，似乎都得到一种信息：我们的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仍然需要杂文，读者也仍然喜爱杂文，杂文是不会泯灭、不会消亡，也泯灭不了、消亡不了的。
这样，就促使不少杂文家又拿起冷落已久的笔。两个月后，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有了第八版副刊，每期副刊都发一篇杂文，加花边排在头条位置。于是，佳作纷至沓来。杂文的题材总是随处随时可得的，杂文家的责任感也是历久不衰的。一些老作家带头执笔，议论风生，他们都署了当时鲜为人知或者久已不用的笔名，如茅盾署名“玄珠”，叶圣陶署名“秉丞”，巴金署名“余一”，何其芳署名“桑珂”，林淡秋署名“丁三”，曾彦修署名“严秀”……一时间异彩纷呈，真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的景象，形成了《人民日报》副刊最初一次鼎盛期。如果说由此带动了五十年代中第一次杂文的兴旺，似乎也不为过。
杂文进入一番新天地。然而，这个天地里既有春光，也有秋雨，更有冰雹，一言难尽。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发现”了一位老杂文家
1957年4月初的一天，负责杂文编辑来告诉我：“弗先又寄稿子来了，这回是杂文。”说的时候，流露了高兴的神情。我也很高兴：“是吗？太好了！”
几个月前，曾经收到一篇从武汉寄来的稿件，题为《想到〈活捉〉》，署名“弗先”。文章谈传统地方戏《活捉》（从《水浒》宋江杀阎婆惜故事演绎的情节），有独创的见解。他认为阎婆惜变鬼以后，活捉张三，并非为了索命报仇，而是思恋这个情人，死了都舍不下，要捉他一起入冥。作者说：“我们过去的被压迫人民，到死不忘活，求死为了活，并且希望死后还要活。从这里，我们从迷信中看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恋，同时也看到旧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残酷。”他认为对《活捉》这样的“鬼戏”，略加改革，间或演出，并附说明，使今天的观众能够欣赏其中特有的技巧，了解旧社会人民处境的痛苦和对生活的热恋，并使人们在对比中增强对新社会的热爱，都是有益的。作者新颖的观点和娴熟的文字功力，都使我们赞佩，“弗先”显然是笔名，不知他的真姓名，稿末只有武汉某机关宿舍的门牌。这篇文章很快便发表了，我们很希望这位“弗先”继续来稿，却如彗星一瞥，再无消息。四个多月后，又寄来这篇题为《同与异》的杂文，批评党内某些宗派主义现象，正是当时一个切中时弊的题目。更使我们欣喜的，是地址注明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宿舍，看来作者已经到了北京。于是，编辑立刻同他联系，说报纸副刊现在亟需好杂文，请他继续撰写。几天后，就收到回信，信末署了真名：徐懋庸。
自从鲁迅在1936年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长文后，徐懋庸的名字就带上一层似乎不光彩的颜色，在当时文化界和后辈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