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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人民出版社，1981）但是在其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一书中，巴列维对他上述观点又进行了否定（见该书第15页）。
当时许多伊朗人也对阿米尼的上台持欢迎态度，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比较看重阿米尼与美国良好的个人联系，相信他能成功地劝说美国向伊朗提供更多的援助；再者，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向国王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将会得以加速进行。但是当美国没有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援助时，他们就开始批评美国，声称美国过去的贷款只是富裕了一些官员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报纸还批评美国外交官漠视伊朗的普通民众，指责他们只是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下与富有阶层合作。甚至还有的伊朗媒体指出，“事实上美国的所作所为已经危害到我们国家的自由”。即使是在1961年11月美国宣布提供4800万美元的援助后，伊朗的批评之声也没有停止。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前引文。
尽管利用美国的支持以及推行紧缩政策，阿米尼逐渐使伊朗经济步入正轨，为国王创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内政，使得国王对国家的控制力增强，但是阿米尼的紧缩政策却受到民众的极大非议，致使他遭到猛烈攻击，其地位也受到削弱。再者，阿米尼和国王在推进土地改革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矛盾，这主要是阿米尼要求的土地改革更制度化更宽泛，对阿米尼来说，土地改革仅仅是全面改革的第一步，而对国王来讲，土地改革事实上是其改革的全部，而且国王也不愿意听从阿米尼的建议进行全面的经济规划和强烈的反腐败行动。阿米尼与国王的意见分歧为他的政府倒台埋下伏笔。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107
另一方面，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也认为阿米尼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担心他会控制不住局势的发展，从而给苏联提供涉入伊朗的机会。一些学者推测华盛顿在巴列维国王1962年4月访美之际与他达成默契：同意国王把阿米尼解职，由国王亲自主持伊朗改革事宜。虽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美伊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事实的确是在1962年7月，阿米尼宣称因为美国拒绝向伊朗提供急需的帮助而辞职。Parviz Daneshvar，Revolution in Iran，London；1996，p51此后国王的宠臣阿拉姆（Asadollah Alam）出任新首相。
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政府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1）
一巴列维开启白色革命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国内外的形势发展为巴列维推行改革创造了压力、动力和条件。那时中东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最为突出的就是伊拉克1958年革命的成功，这迫使巴列维不得不考虑通过部分改革来缓解国内紧张局势。60年代初上台的美国肯尼迪总统又是一个崇尚推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改革的总统，同样，他对巴列维也施加了相当的改革压力，并且还以取消、暂缓或减少对伊援助的手段来迫使巴列维进行社会及经济等方面的改革。那时苏联也减少了对伊朗的威胁压力，苏伊关系处于一个比较缓和的状态，这也为巴列维放手在国内实施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前引书，第31页。
1963年初，国王公布了酝酿已久的“白色革命”计划并诉诸于全民公决。这次公布的改革计划共包括六点：一是土地改革，这是重中之重；二是森林和牧场的国有化；三是出售国营工厂的股份以筹措土改基金；四是工人拥有工厂股份和分红；五是修改选举法，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六是建立扫盲大军。之后国王又陆续出台了有关卫生、农村法庭、水资源等六点改革措施。〔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白色革命》，见〔法〕热拉德·德·维利埃等著《巴列维传》，附录，商务印书馆，1986。1963年的全民公决得到999％的投票人的赞同，虽然反对派抵制了投票，而且存在舞弊现象，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当时对国王的改革计划还是持支持态度的，国王对改革前景的诱人描述激发了这些人的热情，也刺激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过对国王不利的是，一旦民众热切的期盼无法获得满足，他们就很容易会产生失落感，从而使得国王政权的威信骤然下降，不满情绪定会爆发，伊朗后来事态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关于巴列维白色革命的具体情况，可参阅张振国主编的《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一书，该书对白色革命的背景、过程、成败以及影响做了较为详细透彻的研究分析，是目前国内专门研究“白色革命”的唯一专著。
二美国对伊朗白色革命的反应
在伊朗全民公决后，美国对国王发出一系列的颂扬。肯尼迪总统在给国王的贺电中说这是国王的重大成功；纽约时报则把国王此次的行动看作是“一场伊朗统治者直接与反对保守势力和传统势力的工人和农民联在一起的革命”，“毫无疑问，伊朗最大多数的民众支持国王新的大胆的改革努力”，“对即将到来的旨在恢复议会统治的选举”是值得期待的，声称有理由期望“伊朗将会逐步实现美好的明天，那些团结一致投票赞成政府支持的候选人的民众一定会这样认为”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3；28；September 17；20；June 101963。
在肯尼迪给国王发出贺电以后，华盛顿官员几乎一致支持国王。国际发展局的高德认为，国王对改革的认同已经使他疏远了伊朗的权势人物，特别是那些地主，高德因此建议美国应该向伊朗提供贷款以支持那里的改革，以补充那些失去的伊朗富人的投资。国家安全局的执行秘书布鲁贝克（William Brubeck）对国王取得的功绩大加吹捧，他说国王已经“无畏、坚定地开启并推动了一个势必会剧烈改变伊朗政治形势和未来的改革计划”，他前无古人的实验是以“把农民增强为与今不同的、新伊朗社会的至关重要的一极”为目的的。迪安·腊斯克国务卿也相信国王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应肯尼迪的要求发表意见时，他说：“支持和鼓励国王及其改革计划是恰当的……国王仍然是维护我们在伊朗根本利益的关键人物”。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前引文。
但是曾在1961年支持伊朗变革的汉森没有被上述热情所笼罩，他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伊朗工作组曾要求支持一个具有改革思维的伊朗政府，国王仅仅是作为一个权力受限的立宪君主而存在，但是因为阿米尼政府已经垮台，使得上述计划落空，汉森因此呼吁美国对伊朗进行更多的干涉。邦迪同意汉森的看法，在工作组准备召开对伊朗的决定性会议时，邦迪给其成员写了一封信，询问他们美国是否需要在伊朗的改革进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他还引用了迪安·腊斯克的建议，说国务卿认为美国应该听任伊朗事态的发展，但是邦迪本人认为“美国再次（向伊朗）施加更大的（改革）压力的时刻已经到来”，不过他的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前引文。肯尼迪总统、迪安·腊斯克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官员和专家对国王最初的改革步骤相当满意，国王毕竟加快了土地分配进程，为城镇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金，军队的规模也得到缩减并提高了它的效率，同时还降低了与苏联的关系热度，过渡时期的经济和农业计划也制定出来，尽管城镇知识分子、地主和宗教领导人对国王的厌恶不会立即消失，但是他们力量的分散和军队对国王的忠诚将保证伊朗现政权的稳定。那时虽然美国决策者也认识到国王存在一些缺点，但是仍然认为他是唯一能使伊朗保持政治稳定的领导人。
三伊朗局势的恶化与德黑兰骚乱
巴列维虽然仍然得到美国的认同，但是让美方担忧的是伊朗的局势越来越恶化。国王遭到的反对日益强烈，宗教界也和地主、民族阵线一道抨击政府。宗教界的反对主要是因为国王的土地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拥有大量的地产（Waqf），这也在国王的重新分配之列。一些教士则激烈反对妇女参政。这时阿亚图拉霍梅尼也开始引起全国民众的注意，他懂得民众政治的威力，大力批判那些深受民众愤恨的问题，例如独裁统治、外国（特别是美国、以色列）的影响、普遍的腐败和对新闻的钳制。Nikki RKeddie（ed）；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Shiism from Quietism to Revolution，New Haven；1983，pp66～70；88～92霍梅尼对美国尤其愤恨，让他最反感的是在1963年美伊商谈双边军事条约更新期间，华盛顿希望对方给予在伊朗的美国军事顾问法律豁免权，这引起包括霍梅尼在内的反对派的强烈不满，他们把这一条款视为殖民时代大国特权的残余，在伊朗议会通过这个条款后，霍梅尼给予了最猛烈的抨击，他说这“将伊朗人民置于美国人的奴役之下……因为美国是美元之地，因为伊朗政府需要美元”。在豁免法令通过后不久，议会又通过了伊朗向美国贷款2亿美元用于军事购置的提案，这部分证实了霍梅尼对国王政权的批评。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 前引书；p111这一事件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伊朗的形象和巴列维政权的权威。
这时伊朗的暴力事件频繁发生。1963年3月23日，在德黑兰以南的圣城库姆，政府部队袭击了一所学校，导致一名教士死亡、数名学生受伤，这激起了宗教界更强烈的反政府浪潮，在其后的一次宗教仪式上，布道者对国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把他列为什叶派穆斯林的最主要的敌人之一。面对库姆众多的宗教人士，霍梅尼也进行了一次饱含感情的布道，警告国王尽快改变政策。巴列维国王与此针锋相对，6月4日，他下令逮捕了霍梅尼和其他几名教士，并把他们带到德黑兰，这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对政府大骚动，德黑兰的示威游行持续了5天，参加的有教士、学生、教师、店员、政府工作人员、工人和失业者等。国王试图用安全部队来控制局势，在6月5日，国王下令向示威者开火，结果在三天后国王基本控制住了德黑兰的局势，不过这是以数百人或许是数千人的生命为代价的。Ervand Abrahamian，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 前引书；pp424～426；460～461但是这次事件并未引起美国对伊朗局势的警觉。
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政府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2）
当1963年国王呼吁进行第21届议会（1963～1967）选举时，肯尼迪政府表示了欢迎，但是事后证明这样的选举并不能促进伊朗的民主进程。在有关这次议会选举的报告中，中央情报局称它的大部分代表在政治上都是默默无闻的，只有18人有过当议员的经历，许多当选议员对国王顶礼膜拜，没有一位代表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这次选举后，自1941年以来，国王首次完全控制了伊朗，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势力能挑战国王的独裁地位。Andrew FWestwood，“Politics of Distrust in Iran”，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demy No358；p134但是权力的增强也意味着责任的增大，在过去，他可以让拉兹马拉、扎赫迪将军以及卡瓦姆和阿米尼等人来承受人民的不满，今后他将要单独面对国民的责难之声。
对于国王来说，1963年6月和1953年8月一样，都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不过在1963年重新控制住局势后，他走向了极端独裁的地位。德黑兰的官方媒体对“黑色反动派”制造的动乱大肆抨击，美国的媒体则重复德黑兰的上述指控，给德黑兰的示威游行贴上反动的标签，因为在它们看来，国王是一位改革者，代表了正确的一方。不过应该注意到，美国决策者对国王的热情无法和新闻界相比。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一些官员意识到，国王可能不会长久地执行他的改革计划，中央情报局就认为白色革命的计划是虚弱的。对国王来说，进行持续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伊朗预算的25％仍然用于军费开支，更重要的是，土地改革虽然激起一些农民的热情，但是合作社只有在恰当的组织下改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