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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伊斯兰革命高涨之际，有两个广为流传的口号：一是“真主至大”，二是“处死美国”，从中可见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憎恶之情。鉴于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在伊朗绝对的权威地位，鉴于他对美国的上述看法，在他主政后伊美关系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巴扎尔甘政府全面接管伊朗后，尽管美国立即对该政府给予了承认，并希望继续与伊朗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伊朗新的领导者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其后美国驻伊使馆受到武装冲击，特别是美国大使馆的人质危机，1979年11月4日，伊朗数百名穆斯林学生攻占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把其中的60余人扣为人质，以迫使美国把巴列维引渡到伊朗，并且归还在美国的伊朗资产。一直到1981年1月20日，美国人质才获释离开伊朗。这一事件给美伊关系的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美国对伊朗的持续制裁，在两伊战争中美国对伊拉克的帮助等都可以从这次人质危机中找到缘由。让美国政府最终意识到，那个友好的伊朗已经失去，长达三十余年的美伊亲密关系也已经终结，此后美国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视美国为世界头号恶魔的霍梅尼影响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巴列维政权的倒台除了使美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地区盟友外，还使得美国的国际威信受到严重损害，因为美国抛弃的是巴列维国王这样的老盟友，这涉及美国对自己盟友的道义问题。长期以来，巴列维政权一直被视为是美国坚定的盟友，被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是受到美国保护的，不仅是外国人，就是许多伊朗人也认为，要想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政权是非常艰难或者是难以想像之事。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打破了上述观点，也让包括伊朗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士见识了美国对盟友的真实态度，特别是先前那些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埃及、沙特等国，此后都对美国增加了戒心，这更增加了美国失去伊朗的损失。第八章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评论第八章巴列维国王时期的
美伊关系评论从1941年登基到1979年被迫流亡国外，巴列维国王统治伊朗长达38年之久。在此期间，亲近美国是伊朗对外政策的主流，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近代以来，伊朗一直处于英国和俄国（后来是苏联）两大帝国的竞相剥夺、侵略中，身处困境的伊朗无力抗拒这两大强国，这就迫使伊朗统治者引入第三国势力。二战以前，德国被伊朗礼萨国王视为抗衡英苏的盟友；在德国失势后，美国又成为伊朗第三国策略最优先考虑的对象，特别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中东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倒向美国成为巴列维国王对外政策的唯一选择。事实上，和美国的亲近也给巴列维带来重大的收益，例如：假若没有美国的压力，苏联军队可能不会在1946年撤离伊朗；没有美国的支持，伊朗1953年政变也难以那样容易地颠覆摩萨台的民族主义政府，巴列维国王自然也就无法轻而易举地重新返回伊朗。显然，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是巴列维国王实现国家内外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战后初期，美国对伊朗的基本政策是避免其落入苏联之手。在美国人的眼里，伊朗远不是像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那样的战略盟友。从1953年到1961年，伊朗获得的美国援助还不如采取不结盟立场而且与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印度得到的多。另外，在这一时期，美国还对巴列维签署正式安全条约的要求置之不理，也不愿给伊朗供应太多的先进武器。由此看来，虽然巴列维国王在建立、发展美伊密切关系一事上表现得非常积极，但是相对于美国的立场，他的地位却是相当被动的。在对外政策领域如此，国内政策方面也是这样。1963年1月，伊朗开始进行被称为“白色革命”的现代化变革，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它的出现虽然有深刻的伊朗内部因素，但是美国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小觑。民主党人肯尼迪于1961年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一任的总统，在他看来，为了有效阻止苏联的扩张，美国必须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和推动广泛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以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伊朗才加速开启了土地改革、扩大妇女选举权等对伊朗传统社会冲击巨大的社会变革。
到了60年代中后期，美伊在发展两国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1968年英国宣布要撤军海湾，此时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中东各王国受到猛烈冲击，美国则依然深陷于越战的泥潭。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出任总统的尼克松开始调整美国全球战略，此后寻找地区代理人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干预逐渐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选择。巴列维也充分利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变化，加快了伊朗的军事建设。在石油美元的刺激下，大量的美制先进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入伊朗，巴列维在中东特别是波斯湾的地位越来越强，这又激发了他的地区称霸之心，在这一愿望的支配下，巴列维主导的国家建设陷入了穷兵黩武的较为片面的境地，从而不仅招致民怨，引发国内的骚乱，而且还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产生了戒备甚至是反感心理，在国际上的实际地位和声誉也深受损害。在巴列维统治的末期，美国国会等部门对他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这也影响到卡特政府的对伊政策，降低了美伊关系的热度，而且这种热度最终于1979年1月降低到冰点——美国向巴列维施加压力迫使他流亡海外，美伊关系中的巴列维亲密阶段至此寿终正寝。
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评论“二战”后美国的伊朗政策分析（1）
不管是在罗斯福政府时期还是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都没有一套在伊朗建立附庸国的完整策略。在罗斯福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政策的最初着眼点是正在进行的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德国入侵苏联才引发了英国和苏联联合占领伊朗，也正因为此等因素，伊朗才大力去赢得美国的支持。但是直到伊朗的稳定对盟国的作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之时，美国才决定深入地卷入伊朗事务，而且起初美国的涉入并没有反映出在伊朗的长远打算，没有削弱英国、获得原材料及占领新市场等图谋，美国最初的涉入仅仅是为了盟国更好地作战。在二战局势逐渐明朗后，伊朗又成为罗斯福协调大国关系的棋子，在罗斯福的战后构想中，大国合作是占据重要地位的，所以他不可能在伊朗这样一个小国与苏英特别是后者产生激烈冲突。
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冷战的阴云虽然已是日益浓厚，伊朗在遏制苏联方面的作用虽然也已经被认同而且也被美国政府所运用，但是那时杜鲁门政府并没有把伊朗发展为一个附庸国的政策，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它拒绝了英国人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的建议。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Toward Iran During the Mussadig Era”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之所以不愿过多地卷入伊朗事务，是其决策者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那时美国执行的是“重点防御”战略，它的着眼点主要是西欧和日本这样的工业中心，为了保障这些地区免受苏联的威胁，美国的策略是在苏联的东西两侧集中盟国的军事力量，并且大力推进这些地区的经济重建。虽然不管从地缘地位还是从石油资源上讲，伊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并不处于重点防御地带，而且在阿塞拜疆危机之后，美国认为伊朗已经有了相当的稳定和安全，因此它并没有被包括在联合参谋部1947年4月所拟订的战略重要国家之列加以援助。那时美国决策者还认为主要应由英国承担保卫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的责任，因为当时英国在那一地区有8万驻军，并且在巴林还有海军基地。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前引书；pp54～55
在50年代初，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改变，从“重点防御战略”逐渐向“周边防御战略”过渡，受到美国援助的国家不再仅仅局限于苏联东西两侧，而是扩大到中苏势力范围周边地带。那时伊朗的不稳定日益加剧，为了回应局势的变化，美国国务院在1950年4月重估了对伊朗的政策，并且在此后数年中逐步增加了对伊朗事务的卷入。虽然如此，美伊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是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才建立起来。
美伊亲密关系源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球新战略，它主要追求的是在增强对苏联扩张遏制力的同时降低美国的防御开支，为此改变了美国武装力量的行动方向：花费巨大的常规地面战争要被有限核打击和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取代，这也是朝鲜战争给美国的一个教训。美国的新战略还要求要加大对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周边的国家的援助力度。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前引书；pp93～94虽然杜鲁门政府在1950年也提出了这一计划，但是被当时的欧洲重建和朝鲜战争所拖延。艾森豪威尔政府着手与苏中周边的国家建立密切关系，为此在这些国家广泛使用安全援助、经济援助、联盟和秘密行动等手段。
在艾森豪威尔的新战略中，伊朗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它不仅对防御中东地区非常关键，而且对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作为进攻苏联的空军和陆军基地也十分重要，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也是西方重建和对苏作战的保障，而且伊朗还可作为对苏联侦察的据点。起初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伊朗政策主要集中在增强伊朗的政治稳定、降低人民党带来的威胁上，随着摩萨台的倒台和扎赫迪政府的巩固，上述任务基本完成。此后美国决策者在1955年初又有了新的打算，那就是把贫弱且历来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的伊朗纳入反共产主义的阵营中，U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USPolicy toward Iran，NSC 5504，January 15；1955这个计划一直指导着随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伊政策，这就要求美国加强国王在伊朗的地位和权威，因此对伊朗的大规模援助就必不可少。美国在伊朗建立依附国家的决定事实上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伊朗的国内政治，因为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的附庸国，这就注定美国必定要成为国王政权的支持者，而且为了国王政权的稳定，也必定会帮助国王镇压反对势力，于是，美国这种建立依附国家政策的运用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伊朗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得到发展，而另一些则受到压制。
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评论“二战”后美国的伊朗政策分析（2）
肯尼迪政府是在第三世界发生一系列危机诸如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和黎巴嫩内战，50年代的古巴革命和危地马拉的动荡，以及越南、老挝、刚果（利）等地爆发的反对美国及其依附人的武装斗争等，这些事件都危及到美国的利益或战略目标。后执政的，因此与前任政府相比，它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新的色彩。肯尼迪政府的被称为“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的新战略，倡导运用广泛的外交政策手段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在肯尼迪政府看来，前任政府依靠核武器而不是常规军事力量，在第三世界强调安全援助和秘密行动以建立依附国家，以及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等措施已经使得美国难以应付一些第三世界的危机，如纳赛尔主义的传播、东南亚的冲突、卡斯特罗的崛起等。为了推进第三世界平稳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美国新政府提高了对经济、文化援助和外交手段的重视程度。
肯尼迪政府的新战略连同伊朗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催生了60年代初美国对伊政策的重大变化。肯尼迪上台后不久，新政府就设立了一个由助理国务卿菲力普斯·塔尔伯特领导的伊朗特别工作组。1961年5月，工作组发布了一个报告，主要内容是建议美国给予伊朗刚上台的阿里·阿米尼改革主义政府强大的支持，包括立即增加对伊朗的经济援助，阻止任何反对他的政变等。工作组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要鼓励伊朗领导人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 前引书，p98这一建议构成了以后两年美国对伊政策的基础，美国驻伊大使爱德华·威尔斯（Weiles）及其继任者赫尔姆斯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