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鲜。
“你想看什么都行，但什么都只许看，不许摸。尤其是对女人。如果在这里出
了问题，我香港警察署可不认识人。捞不出你来。”彭小彭说话北京味很重。北京
话相当形象不说，还很简略。比方它管有钱人叫“款儿”；管有办法的人叫“腕儿”；
管生意兴旺叫“火”；那么进监狱叫“下狱”，出来自然叫“捞”了。
“你不是老吹，在香港的朋友比北京的多吗？在北京捞人也是咱们马力特别开
发公司的一项业务。”难得回嘴的伍勤今天好像格外兴奋。
彭小彭立刻就把脸放了下来，权威一旦建立起来，就不容许侵犯。没有权威就
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伍勤也觉出来，于是乖乖地坐在出租车里，不再出声。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位于皇后大道的颐和贸易公司。
“香港就像瘦女人的屁股那么大。”当伍勤知道这已经是市中心时，就不以为
然地说。
“你的胳膊倒粗，脑袋也大。但那都没用，因为里面全都是浆糊。你要知道：
整个亚洲的商业精华都在这个地方。”彭小彭接着用命令的口吻说：“一会儿你进
了屋子，要再胡说八道，我就打发你回家。”
颐和贸易公司在一幢二十层楼房的十层上。它只有一间房子。接待他们的是一
个个子不高，但化妆化得很浓的女孩子。
“这是我们马力特别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彭小彭先生。”伍勤用斯文的口气说话
时，别人听上去相当不顺。
“久仰！久仰！”小姐说的是很标准的普通话。
“你们老板呢？”彭小彭不喜欢和低级的人员打交道。他的一个生意伙伴在去
美国之前曾经这样形容他：“你百年后到了天堂——善良的中国人总是活着去纽约，
死了去天堂——来给你开门的是彼得。于是你不高兴地说：快去，把上帝给我叫来。”
“老板正在开会。”小姐眼睛往后看了看。
“快去叫。”彭小彭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腿翘起老高。
小姐看看他脚上那双价值五百美元的鳄鱼皮鞋，起身进了里屋。
“她如果真在开会，就会把这个金小姐给训一顿的。”伍勤看着她的背影说。
“看你这一副怜香惜玉的德行。才几分钟，就连她姓什么都知道了。”彭小彭
不屑地说。
“她也许真的在开会。”
“她们又不是共产党，哪有那么多的会开？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赚
钱。”
彭小彭正说着，金小姐领着一个中年妇女走出来了。
这个中年妇女就总体轮廓来说，是很美丽的。彭小彭试图分析一下她的年龄。
但无论从眼部的纹路，还是从牙齿、身材，甚至从最能表现年龄的皮肤都分析不出。
她大概在五十左右，最多不会超过六十岁，最少也不会小过四十岁。他只好做出一
个硬性的结论。
她招呼金小姐给两个人发名片。
她的名片上写着：于丽颐和贸易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总经理
“蓝天纺织公司的杨总经理给你打过电话吗？”彭小彭示意伍勤把他的名片也
递上。他说的这个杨总经理是他父亲最后一任秘书，转业到了外贸部当了一个副局
长，手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所谓的“蓝天纺织公司”不过是他所在的那个局的另
外一个名称。
“打过的。打过的。”于丽说话时露出些微的江浙口音，“彭总是久仰的。”
“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谈谈。”彭小彭说。
“可以。”于丽把彭小彭让进了里屋。
里屋比外屋要小很多。但彭小彭知道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在皇后大道支
撑起这样一个门面，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做不到的。
“我在大陆有一批纺织品，想通过贵公司销售到美国去。”彭小彭尽量把语气
放慢，“美国的客户我也已经找好了。”
“可以。”于丽干脆地说。
“这里面有一个配额问题。”彭小彭在说这话时很是小心。
“如果不是为了配额，你也不会来找人。”于丽笑了。她的笑容看上去让人感
到很舒服。
“你在香港贸易署有熟人吗？”彭小彭问。
“这边的事由我来办。”于丽老练地回答，“一定办好就是了。”
她虽然拒绝回答彭小彭的问题，但他还是表示理解。如果要做纺织品生意，在
大陆上就必须和经贸部配额许可证司打交道。所谓配额，就是指欧共体和美国对中
国向他们出口一些货物——比方纺织品——限制的数量。这些数量就掌握在配额许
可证司的官员手里。他们如果同意你出口某种货物，该许可以文字形式表现时，就
是许可证。
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就是纺织品，欧洲，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最大的限制也就是
纺织品。
一个产品如果被限制，那么它就一定是一种很能赚钱的产品。比方说北煤南调
的指标是铁道部限制、掌握的。那么铁道部每年召开的铁路运输计划会，就是万人
嘱目的盛会。在做纺织品生意之前，彭小彭做过煤炭生意。所以也参加过铁路运输
计划会。每次开会时，正式代表一千人，而会外代表就是五千人。把偌大个上海高、
中、低各个档次的宾馆住得满满的。这些会内、会外的代表的主体有三：一是中国
统配煤炭总公司的代表，人称“中统”；二是军队系统所属煤矿的代表，人称“军
统”；三是地方煤炭公司的代表，人称“地统”。另外还有一些像他这样的杂牌军。
他们这些人围着铁道部的官员团团转，别的不说，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宴会收入一
项，就是两千万人民币。投入既然如此，产出也就一定高。谁会做赔本的生意呢？
当彭小彭发现这个问题时，很快就金盆洗手，转干纺织品买卖了。纺织品的配
额分配和铁路运输计划不同，没有每年的例会。所以它的透明度就低得多。而透明
度越低，掌握他的官员手里的权力就越大。
但官员们的权力越大，取得配额的费用也就越高。做了几次之后，彭小彭发现
没有多少钱可赚：费用几乎把利润吃了个干净。于是他改辙通过杨总经理到香港来
争取欧美分配给这里的配额。
“你的货物什么时候能到港？”于丽打开一个精致的夹子。
“在你配额到手后的一个星期之内。”
“那你现在就通知大陆方面发货吧。”于丽在一张纸上写下几个字。
“你有把握？”彭小彭有些不相信地问。
“咱们可以订一个合同：如果届时你的货物不能按时到达，你将付罚金若干。
如果届时我的许可证拿不到，我将付罚金若干。”于丽边说边打开电脑，从中调出
一份合同样本来。“现在咱们来讨论一个罚金的具体数字。”
“就写上五万港币吧。”彭小彭做生意不能说没有经验，他知道一个人如果存
心骗人，那么订什么合同也不管用。
但于丽不这么看问题，她很详细地填写了各种项目。甚至连如果发生了纠纷，
在何地、何法院打官司都要写清楚。
“你看着写吧。”彭小彭以前做生意，一向做的是“哥儿们”生意，使用的是
“一诺千金”的方式，极少形成文字，也绝少出问题。
当他在合同上签完字后，于丽又就服装上的产地、商标如何处理等具体问题和
他协商。
彭小彭仅仅从理论上知道如果使用香港的配额的话，产地必须是香港。但如果
在国内加工的服装，向香港出口，海关就一定要求你在衣服的领子上标明“中国制
造”的字样。而且中国海关是严格禁止转口贸易的——也就是你在中国制造，然后
到香港，换上香港制造的字样，再使用香港的配额卖到欧美去。
这些都是她的事，彭小彭想：我只要把衣服拿来，然后让美国的客户和颐和贸
易公司订个合同，付一些定金，钱也就赚上了。
但于丽非常强调具体运作起来的细节。所以当他们谈完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我来请你一客。”彭小彭实在觉得有些饿了。
“没有这个道理：我是主，你是客。应该我来请你才对。”于丽说。
“据说你们香港人都是很小气的。”彭小彭开了个玩笑，“不知是这个理论不
对，还是我的运气好。”
“理论是对的，你的运气也不坏。”于丽伸手把彭小彭让出外屋。
在外屋，伍勤和金小姐正聊得热火朝天。
“用你们大陆的说法这叫：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聊。”
于丽可能是因为签订了合同，显得情绪很好。
根据彭小彭的观察，伍勤没什么反应，但金小姐的眼睛中却掠过一道明显的阴
影。
第五章
随着马克·波斯特的到任，国际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的业务奇迹般地发展起来。
几乎深入进香港的各个行业，在争到若干大宗存款的同时，还发放了大量的贷款。
其数量之大，已经引起了金融业的注意。一位著名的金融专栏作家在《经济时报》
上撰文说：“以不发达国家经营小规模银行而著称的国际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马
克先生，在抵港短短的时间里，以夺人的声势，脱缰野马般进入各个角落……马克
先生是德国人，素无在港经营的经历……现在虽然是全球经济时代，但我们对这种
‘行商’类，以利润为第一目的的银行家，还应给予深刻的考察。”
“咱们的摊子是不是有些大？”应副行长对马克·波斯特说。
马克·波斯特并不回答，只是把手里的“都彭”打火机合上又打开，每个过程
中，它都发出世界著名的“铿”的一声。随后他把它放进做工精良的西服口袋里。
银行家在外表上不得不装模作样，维持一种豪华的气派。这其中的道理就和药铺的
伙计必须从容不迫一样：你能设想药铺的伙计像饭店里的伙计一样，大声吆喝着
“来喽，您的京酱肉丝！”如此配出来的药谁个敢服？同理：谁敢把钱放在一个穿
牛仔裤、运动衣、长头发的银行家的手里？
“香港当局规定银行资本必须是银行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应副行长说的银行
资本是指银行的自有资金。而银行资产指的是银行能支配的全部货币。换句话说：
也就是你想发放一百万的贷款，那么你自己必须有二十万——这里不包括储户的存
款，因为他们是随时可能提走的——而国际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的业务量已经突破此
数。
“我认为有百分之十就足够了。”马克·波斯特回答的语气是不容置辩的。气
派一开始可能是学来的，但渐渐地就变成了习惯，随之就深入骨髓。当然这作为他
们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习惯反过来会影响思想：他们认为自己的
决定是一贯正确的。
“以我在香港工作的经验，我个人以为，”应副行长把手里的文件夹子放在膝
盖上，“在这个布满银行的地方，所有的借款人都有银行在殷勤服务，头等的顾客，
都已经名花有主了。一个新的银行开业时，那些在别的地方吃够了闭门羹的人，立
刻会找到你的门上来。”这次他把以前想说而不说的话说了出来：“你应该注意他
们的信用度级别。”
“那种只为自己的社区服务，只为‘有二十年交道’的老顾客服务的做法，是
一种过时的做法。当印度大地震刚刚过去，我就已在废墟旁边摆上一张桌子，开始
发放贷款了。我们开的是现代最抽象的企业：银行。而不是十九世纪中国的钱庄、
票号。”马克·波斯特在来港之前，颇读了些有关中国的书籍。
应副行长显然不愿意就“银行”和“钱庄、票号”间的区别和总裁争论，他只
是就事论事：“我们在注意贷款规模的同时，最好也注意一下贷款的质量。”他终
于把夹子打开：“有些顾客的担保质量不佳。”他指着一系列名字说。
马克·波斯特象征性地看了看名单：“一笔有担保的贷款和一笔没担保的贷款
之间哪个更好一些呢？”他摆摆手，不让应副行长回答：“这是不能事先确定的。
关键是看他的偿还能力。我在中东办银行时，经常要解雇一些从来没有发生失误的
职员。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应副行长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如果一个银行的职员从来就没发生过呆账、坏账等，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职
员。因为他一定错过了许多虽然有一定风险，但能给银行带来很大利润的机会。”
马克·波斯特看应副行长的脸有些变色，就把语气放缓和。“当然，我指的是那些
低级的职员，而不是像你这样行长级的干部。”
应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