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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故事-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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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牌,而是以十倍的热情去买东西。这可是一件要命的事。
    一个女导游领着一群显然是来自内地的游客,不停地用麦克风叫他们跟上。
    这就像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常锐想道。
    “这个手提包的颜色和我那件上衣非常相配。”郭夏反复地端详着一个羊皮手
提包,“我想把它买下。”
    “我实在理解不了你这个‘相配’的概念:有了一件上衣,就要买一个与之相
配的手提包。然后又要祸及皮鞋、围巾。可如果你买了一张床铺,必然要有相配的
地毯和窗帘……你就这么配啊配啊,等你配到最后就会发现睡在你旁边的人与你不
相配了。”
    郭夏根本不理他。仍然不停地往小车里放东西。
    “自选”真是一种革命性的发明:在这里一些东西都摆出一副任你拿的样子,
可你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往往是超出你想象的代价。在结账处常锐机械地付
着钱。
    在底楼郭夏看中了一条裙子。常锐虽然对衣饰毫无研究,但已经从“皮尔·卡
丹”这几个字上分析出它便宜不了。但他没有反对。
    “这裙子的确不错,可似乎超出了咱们的购买能力。”
    在郭夏说这话时,一个丑陋的女人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条。
    “当造物主没有给人以什么优点时,衣服就变得格外重要起来。”常锐庆幸这
个女人的出现,“或者换一句话说:只有有重大缺陷的人,才需要打扮。”
    

    “可她毕竟有一条心爱的裙子。如果不是太贵的话。”郭夏恋恋不舍地放下裙
子。
    “你买吧。算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常锐受到刺激,作为一个男人,必需保
障妻子的消费。
    “就是。我一年不才一个生日吗?”常锐的话立刻得到反馈。郭夏付了两百元。
    幸亏你一年才一个生日。

    郭夏去接电话时,常锐擦完汗,光着上身来到客厅。
    他的岳父郭天谷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
    按道理它早该完了。他是一个不看中央台新闻的人。这样的人在S市大有人在。
可郭天谷却是一个必须看的人。不过这并不矛盾:录像机正在录着“亚洲台”的新
闻节目。高技术才能够缓解和掩盖矛盾。
    “你应该、也完全可以少穿一些衣服。”常锐对他的父亲一向是以“你”相称
的,而对郭天谷却从来冠以“您”:岳父毕竟是岳父。血缘就是血缘,它的最大特
点就是不可替代,不可置换,并且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血缘关系是完
全一样的。
    郭天谷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他是前G省财政局的副局长,多年身居高位,
使之养成了不动声色的习惯。而且要处理好和女婿的关系,是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
必须保持距离。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多穿一些?”常锐从岳父的脸上读出了潜台词。中国是一
个潜台词丰富的国度。
    “我没有这样说。”
    “如果我这里有空调机的话,就可以穿上毛衣。”常锐这话是有所指的;一个
月前,他的朋友刘科拿来一台空调机,日本东芝牌,开价一千。“为什么这样便宜?”
他至今后悔这句话。“没有上过税。”刘科坦然地回答。
    郭天谷因此就不同意买。在没有税务周时,这项工作就归财政局管,而他正是
分管者。
    “如今有谁不偷税?”郭夏说,“这里的夏天没有空调是很难过的。”
    郭天谷没有再说话,只是在第二天说要去曾经搞过地下工作的上海转一转,看
看老朋友。于是郭夏退却了:“空调机以后可以再买,而我只有这一个父亲。”
    “更何况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女儿。不就是买一部上过税的吗?”常锐宽宏地说。
任何一部成功之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妥协的历史。妥协就是进步。
    “我看过一本小说:一个——”常锐把“很封建”三个字删除掉。“父亲甚至
不肯当着女儿的面洗脚。”
    “如果这个家里没有康定的话,自当别论。”郭天谷本想说:等到我死了之后,
还要你们来给我洗身呢!
    “康定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子而已。”这个康定是他们雇的小保姆。有一个很复
杂的藏族名字,因为她是康定人,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就直呼她“康定”。
    “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郭天谷关了电视。
    康定及时地开出晚饭来。因为七点钟郭夏要去夜校上课。她是S大学法律系的讲
师,同时兼任夜校的老师,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去上课,每堂课能挣四十元钱。
而这笔钱是这个家庭必需的:从北京调到S市来后,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幢
房子,连利带本压得他们够呛。
    在一般情况下,郭夏总要对饭菜评论一番。一个过于能干的女人是不适宜雇保
姆的,更不能雇来自康定的保姆。可今天她沉浸在“皮尔·卡丹”制造出来的欢乐
中,无暇它顾。
    “皮尔·卡丹”是伟大的。尽管它只有二百元钱,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个伪
“皮尔·卡丹”依然能制造出巨大的欢乐来。
    “刚才是谁的电话?”
    “我的一个学生,是工商局的科长。他的法律课得了五十九分。想要改分。他
先托了我们系主任,我不给他改。他又转托了分管后勤的李校长,我还是不给他改。
刚才他打电话来,苦苦求了半天。”
    “你给他改了没有?”郭天谷问。
    “没有。”郭夏说了一句违心的话。
    郭天谷赞许地点点头。“南下从小就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他一直叫她“南
下”,虽然自从嫁给常锐后,因他嫌“南下”太有战争色彩,就改了。
    一个人活得比他所属的时代长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他想。“你应该给他加上
一分。三十八岁的科长,之所以上你们那个夜校,还不是为了那张文凭?怪可怜的。”
常锐说。“其实破文凭有什么用?”他不禁想起自己来:正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生,到了S市不也只是在保险公司当一个小小的职员?
    “有些东西是有它没有用,没它不行。”五年前是郭夏提出要来这个新兴的S市
的。因为一来这离父亲比较近,二来这在当时的传说中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
可来了之后,不过是物价和工资作了一次同步调整而已。去开公司作买卖吧,没有
资本不说,主要是没有背景。弄得常锐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对此她常感内疚。“他
跟我说的开篇词才有意思呢:郭老师,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咱们是不是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谈一谈?亚园酒店怎么样?”她学S市人说普通话,实在是惟妙惟肖,连
“一笑黄河清”的郭天谷也动容了。
    郭天谷虽然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但牙齿很好,胃口很好。吃得特别快,而且吃
完就径自下桌去了。
    深夜常锐还在阳台的躺椅上。
    “不去睡?”郭夏关心地问。
    “不。”回答是简短的。
    郭夏走后,常锐又回到“伪睡眠”状态中。
    几十年来,时尚变过来又变过去,可记录在常氏家族遗传密码上的进取心却没
有变:它只是潜伏着、等待着、渴望着。
    整整一夜,在常锐的耳边都响着各种资本在高速流动中发出的尖锐啸叫声。

    郭天谷也没有睡。他的卧室就在阳台旁边,女儿女婿的对话听得相当清楚。他
在黑暗中隔窗看着常锐。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可我总是觉得他的内部有一种不安静的成分:
他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以出身来决定一切虽然是不对的,但是出身也是能说明一
些问题的。必须设法控制这种成分的比例。当然不要超出自己的权限:任何事情都
是“过犹不及”。

                                 第二章

    S市市长会议室。
    方市长是一个有一张典型南方人脸形的中年男子。他先是在G省作秘书长,后来
到国务院经济改革办公室作副主任。当S市的经济改革一度陷入低潮时,北京把他派
来了。“京官南下,必有作为。”当地的一批报纸这样评论。可没有多久,报界就
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他似乎对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即使不能操纵舆论,起码也不能被舆论所操纵。“舆
论是民众的呼声,可呼声是不是就是民众内心真正所想的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当一个司机驾驶一辆载满乘客的车时,后面不停地有人说该向左拐、该向右
拐,或者是该刹车、加速。然而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机,他心里应该清楚怎么做才是
对的。”这是他在一次小型的会议上的讲话,并且禁止与会者披露给报纸。
    此刻他正约见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董一。
    “我有一种感觉:近来S市的经济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全国的经济形势也不好。”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办法,刺激它一下。”董一是方市长从北京带来的干部,
也是唯一一个——只有那些没有本事的领导人,才带很多属下到一个新单位去——
董一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头脑,虽然直到现在,他还不是党员。
    “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在去年就提出过:企业没有活力,其主要原因就是资金
不足。而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真正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S市一九八五年
就有,可是因为没有动力,一直是不死不活的。
    “用股票市场来吸取全市、以至全国的闲散资金是一个好办法。”
    “然而我记得你当时在我的计划上是这样批的:不符合政策。暂不议。”
    “请注意我用的这个‘暂’字。”方市长和董一之间起码在私下里没有上下级
关系。对于一个优秀的知识分中,你只有“国士待之”,他才会“国士报之”。
“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我这样作。”
    “你考虑政治方面的事是太多了。”
    “我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必须这样做。同样一件事,在某些时候不能做,而
在另一些时候却非做不行。这就是辩证法。”
    “你报告中央了?”
    “当然。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要你拿出一个具体的、可行的方案来。”
    “我的方案都是具体的、可行的。”
    “我顺便告诉你:马上就要开政协会了。我们议了一下,准备增补你为政协副
主席。”
    “我记得在一九八三年就对你说过:当把一部分知识分子驱逐进市场时,有一
部分搞纯理论的知识分子必须留在市场外面。只有这样,才可以比较完全地保留他
们对人类的关心。现在是一九九○年,我仍然是这个观点。并且把它推广到官场的
范围内。”
    “你的理论是矛盾的:现在你就是一个副局级干部。”
    “我只有在职务有利于工作时才接受它。如果你真有一个空缺,那就把它给需
要它的人吧。如果你是在因人设事,那就把它废除,从而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方市长递一支烟给董一。他是一个适量的吸烟者,从不超越安全的上限。“你
就没有做过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
    “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做事和你吸烟一样:把不愿做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董一把“555”牌香烟堂而皇之地揣在自己的口袋内。
    “我也仿效你这种形象思维的方法打一个比喻:你的脸上的五官,都是按照市
场经济的原则自由发展起来的,各自强调独立地位。而你的躯干却是严格服从中央
政府的约束。”董一是一个小个子,可头却出奇地大。
    “一个上乘的幽默。可我告诉你:我这是五短身材,按照相面理论,就是福相。
另外从能量角度讲也是一个低耗高效的典范。”董一站起来。
    “不用我给你批一些钱和人?”
    “我认为一个竭力鼓吹‘小政府,大社会’的人是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什么时候我们停止扩大机构了,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我到刘科那去一趟。他搬家了,约我吃饭。”常锐对郭夏说。
    “房子好吗?”
    “不清楚。”常锐明明知道,可不愿意说。别人的成功往往是本人无能的反证。
    “少喝一点酒。”郭夏嘱咐道。
    大概只有极其得意和极其不得意的人才配听到这样的嘱咐。常锐心想。

    常锐在路边招呼出租汽车。可司机们一听他说话,就表示不去华侨新村。他明
白内中的理由:他们只喜欢拉外币持有者。而他一口普通话,一听就像是“内地人”。
他忽然记起郭夏对他说过:如果你拿人民币坐出租,开始千万不要说话,先上去再
说。
    他依法炮制,果然很灵。
    上车后他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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