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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总没有消息。
他变得烦躁起来：“我记得你说马上就要开放股票市场的。”
“我只是说：有可能开放股票市场。‘马上开放股票市场’这种话只有市长书
记才能说。”刘科感到很委屈，“不过我已经托人到开发银行去给你搞一些股票。
有很大的可能搞到一两百股。”
“一两百股有什么用？！我要的是股票市场。”常锐放下了电话。
他对股票是有相当研究的。这和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的父亲常老先生以一
个普通人的儿子，在上海的证券市场上买到了一个席位，而后用了十年时间，成为
上海或者说是远东有名的证券经纪人。这是他整个家族的骄傲。
如果一个家族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后辈是不会把他忘记的。人总是有一种“寻
根”倾向。在上中学时，他就反复阅读《上海的早晨》、《子夜》等文艺作品中有
关股票的描述。但是这仅仅是文艺作品；描述未见得客观不说，而且不真切。于是
他问父亲。常老先生却一句也不肯说：有些话是没有必要说的，尤其是没有必要对
孩子说。
“文化大革命”击碎了父亲的形象。而重塑之时，他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大人
了；他代表父亲取回了“交代材料”。出于好奇他读了这些字体公整、经过装订、
大约近百万字的交代材料。这其实就是一部近代中国证券交。
在父亲的督导下，他上大学时选择了物理。但是“股票”这东西像魔鬼一样地
忠心地追随着他：一有空闲，他就到北京大学那座几乎无所不包的图书馆中去阅读
有关“证券”的书籍材料。以至于一位经济学教授对他发生了兴趣，经过一番交谈
后，教授说：“你的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几乎全部局限在证券方面，不过以你的聪慧
和深厚的数学基础，转到我的系里，可能会有发展。”
他动了心。
常老先生再度出面干涉：“证券，尤其是股票，在中国是一种已经死去的东西。
你何苦去研究它呢？”
“整个考古学都是在研究已经死去的东西。”
“他们之所以研究它，目的是为了让它复活。而股票是不会复活的。”
他没有能转系。这并不是因为常老先生的力量：三十岁的儿子是不会唯父命所
是从的。而是因为体制的力量：学校明文规定不允许理科与文科的学生“串系”。
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是很小的。他沿着别人规划出来的路线，一直走到今天。
“我听常锐说他在寻找什么股票市场？”郭天谷在常锐不在家时问郭夏。
“我没有听说。”
“我对你说了多少次：要抓大事。”郭天谷的声音中威爱并存，“你知道什么
是股票市场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郭夏说。在只有他们父女时，她是百无禁忌的。
“股票市场这种东西在中国是永远不会有的。如果有，就必定是黑市。在解放
后，我曾经组织并且领导了取缔天津股票市场的工作。”郭天谷的眉毛微微抖动。
“股票和债券一样，同属于证券一类。现在既然有了债券，为什么不能有股票
呢？您不要太古板了。”郭夏收拾提包，“眼下是改革的年代。”
“股票和股票市场不是一回事。在改革的年代，稍微发行一些股票，以增加工
人的主人感，不是说不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是股票市场一旦出现，就立刻变成另
外一件事了。量变引起质变。股票市场是专门为了投机者而设立的。这你不懂。”
“我不懂，您找懂的人说去。再见。”郭夏顽皮地朝父亲摆摆手。
“我有一个主意：过几天，”董一说出一个著名人物的名字，“要来S市考察经
济。这必定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其中一定有经、计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到时你找
一个机会把你的想法与他说一说。如果他同意了，别人就不会不同意。如果他不同
意，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原本也不过是一个设想而已。”
“用这种越级的办法办事，很可能会得罪一些人。而这些人一定会在一个合适
的时机来报复你。用你们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透支。”
“他们或许同意你的意见，从而不来报复你；他们或许不同意你的意见，可因
为是中央领导同意过的，而不敢报复你；或许想报复你，可是没有等到实行，他们
就下了台或调了工作。所有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而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被他们狠狠地报复了一下，从而下了台。”方市长的决
心已下，“你的方案搞出来了吗？”
“在我的电脑里面有十个方案。在我的头脑里还有十个。到时候你需要哪个，
我就给你调哪个。”
第三章
依照董一的方法，方市长的方案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之所以说是比较顺利地通过，是因为在那位领导人走了之后，他还是被省人大
的马副主任叫到了房间里：“我很奇怪你哪来的那么大的胆量？”他原来是主管财
经的副省长，去年刚退到二线。
方市长没有答话。质问本身就是一种表态，根本就不需要回答。
“我怀疑你是不是搞不清楚你的工作范围了？”马副主任穿着睡衣，相当随便
地斜靠在沙发上。
方市长继续保持一种尊敬的姿势，只坐半个沙发。
“我是爱护你的。所以我才警告你：这种事情搞不好要去坐牢的。”
“我知道。”方市长是从北京调来的，与马副主任没有渊源，所以必须格外注
意分寸。
“你难道就不怕去坐牢？”
“当然害怕。我还有一个不是很老的母亲和一个快要成年的孩子。不过我相信
您是不会让我去坐牢的。”他不卑不亢地说。
“你也不要太自信。有些事情发展到后来，既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马副
主任的态度缓和下来，“我教你一个工作方法：凡事不要急，先放一放。事情一放
就放出结果来了。”
对下面提上的事情在某些时候是要放一放，而目前这件事情，自己是原动力，
放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方市长心说。
“舞会组织得怎么样？”在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之后，马副主任换了一个话题。
“一个小型的但是质量相当高级的舞会已经万事俱备。”马副主任以善于跳舞
著称。
“你会跳舞吗？”
“不会。”方市长虽然会，可还是这样说。
“应该去学学。”马副主任把一杯褐色的液体倒人喉咙中，“跳舞是保养身体
的好方法。”
保养身体的方法确实有许多，而对我来说，最好的就是睡上一大觉，“我一定
找机会学。”
方市长告辞出门时，又被马副主任叫了回来，“我有一件事想让你给办一下。”
他的声音放得很低。
“您尽管说。”方市长心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不是安排人，就是给某个
公司争取某个项目。”
“我听说从下面来了一个算命的？”
“我好像也听说了。”所谓“下面”就是指香港。
“据说是一个女人。”
“有可能。”方市长虽然根本不明究竟，可还是随口应答。
“她根据什么？是什么流派？经历如何？”
“我去了解后再告诉您。”方市长这次不敢随便说了，因为他对“算命”这一
行当是一窍不通。
“我有一句话想和你说。”康定悄悄地对常锐说。
“说吧。”常锐连头也没有抬。在他未出生前很久，家里就雇有保姆。因此他
知道对她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一定距离。
“这家里没有孩子，老人的身体也好。活不多。”
常锐抬起头来。普天下的保姆只有嫌活多的，没有嫌活少的。这样的开场白后
面一定是一个让你为难的要求。
“我想在晚饭后，再到附近的饭馆兼一个职，多赚几个钱。”在来这的一年中，
康定的话中多了不少新名词。
“你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了吗？”常锐说。保姆在家庭中总是划归女主人管辖的。
必须搞清楚自己的权力范围，这是家庭政治中不易的“黄金律”。
“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和他们讲了。”
“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常锐笑了。有些狡猾是人类所共有的，比方异性要
比同性好说话之类。所以不管是都市人还是山里人都会。
“我可以少要一些工钱。”
“钱的事你和他们去商量。”越俎代庖是再傻不过的。常锐低头继续读他的
《证券市场》。这本书是S市市立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写的，充满逻辑和推理，清楚、
空洞。他读完最后一页后就把书扔到一边，并决定不再读它：现实中的股票市场肯
定不会是这样的，它一定是不合逻辑也不合推理的杂乱无章所在。
股票市场正式成立了。上市的股票一共是四种：开发银行。田野公司。中山公
司。亚园酒店。
在这四家企业中，数开发银行的资金最为雄厚。它原来是由几家城市信用社组
成的，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发行了股票，筹集了大约一亿资金。不过那时没有股票市
场，所有的股票都是通过内部途径流动的。田野公司是一家生产农用机械的厂家，
专门出产适合南方水田用的手扶拖拉机。中山公司是玩具公司，以产电子游戏机为
主，近来市场很好，可因为抽紧银根，造成资金紧张，几次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
亚园酒店是中外合资的三星级宾馆，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很好。
“成立大会你一定要出席。”董一说。
“我看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一出面，电视台、报纸就必须报道。闹不好会诱发
出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问题来。”方市长说。
“干都干了，你还怕别人说？”
“有些事情是只能干不能说的；有些事情是只能说不能干的；有些事情却是又
能干又能说。要区别对待。”
“如果事先知道如此顺利，就应该找一些骨干企业来作试点。”
“这话完全可以倒过来说：如果找一些骨干企业来作试点，就肯定不会如此顺
利。”方市长点燃一支烟，“即使是一个非常大的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时刻也会发
生概念错误。”
“为了防止概念错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能不能找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
的、一个香港的证券专家来这做顾问？对于如何管理股票市场，咱们是一点经验也
没有。”
“等看一看再说。”
股票市场成立之日，没有任何政府要员出席。国内的报纸反应也不热烈，只在
“经济版”发了一条小消息。这也难怪：如今是信息的时代，需要报道的事情实在
是太多。
可这条消息被日本的《朝日新闻》转载，并附有一位名叫小岛的人写的分析文
章。
“这个小岛是什么人？”方市长问董一。
“是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研究所的研究员。”
方市长沉默不语。
“野村证券公司是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
“这我还是知道的。你能不能通过某个途径和他联系上？”
“你是想请他来华？”董一问。
“如果是由政府出面邀请，我就不用征求你意见。”既然是“官”，就总有
“官气”，方市长也不例外，“我想让他自己申请来华。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董一点头。
开放股票市场的消息立刻传到常锐处。他打电话给上海的父亲。
“股票死了。再也不会有这种东西了。”常父今年已经是八十四岁。在这近一
个世纪的岁月里，他阅尽了人世沧桑，对金钱、权力……和所有外在的东西早已厌
倦。他整日蛰伏在一幢相当精致的法国式的洋楼中，既不读报，也不看电视。每日
与医书和《易经》为伍。
“真的。”
父亲根本不听常锐解释：“十五世纪末就有了股票这东西，十六世纪在荷兰的
阿姆斯特丹就有了世界上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本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股票交
易量和上市品种雄居东南亚之首。我当时就做股票生意，在上海滩也是数得着的人
物。可一解放就不行了：银行、企业统统是国有的，那还有什么炒头？”
“我记得您在解放后还到天津做了一阵子股票生意。”常锐对这段时光记忆很
深。
“是这样的。”老人顿了一顿，清理了一下思绪，“当时上市的股票有：启新
洋灰、滦州矿务、江南水泥……”他一口气报出若干家来，“可一旦国家把物价稳
定住了之后，就开始对企业、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催缴税款。同时国家银行又
紧缩对私人的贷款。他们不许做‘期货’交易，只许做‘现货’。更可怕的是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