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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7月29日，意大利法西斯鼻祖本尼托·墨索里尼诞生在瓦拉诺·迪科斯塔一个铁匠家里。瓦拉诺·迪科斯塔是一个古老的小山庄。这里的房子都是用石头造的，阳光与树荫映在石墙上，映在屋顶上，生出变幻无穷的颜色。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站在山坡教堂的钟楼上，可以俯视整个弗利平原。这个平原从白雪皑皑的亚平宁山脉蔓延下来，一直到拉瓦尔迪诺山脚下。在那山上，夏夜是充满云雾的。
瓦拉诺·迪科斯塔，属意大利东北部普雷达皮奥省。这个地方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名了，在文艺复兴时这里诞生了许多不凡的人物。这是一块硫磺质的乡土，出产浓烈美味的葡萄酒，和含有碘质的泉水。在那宽阔的平原和起伏的山陵上，有许多毁坏了的中世纪城堡，灰黄的砖墙耸立在蔚蓝的天空中，这些都说明这里曾有过繁华盛世的岁月。
1270年前后，墨索里尼的先祖乔瓦尼·墨索里尼是波伦亚这个好战尚武的城市的领袖。如今在波伦亚城中，还有条叫墨索里尼的大街，在省城的官方记录上还载着一个墨索里尼家族的徽章。这个徽章样式精奇。在黄制服上有六个黑色标志，象征着勇敢、胆略和力量。由于不断的党派内争，到了19世纪末期，墨索里尼一家逐渐衰落，完全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中下等家庭。祖父做过国家卫队的副官，生活艰难，活了没有多久就死去了。父亲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五金匠，邻居都称他为亚历山德罗大力士。他脑子里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同情穷人，厌恶豪富，愤恨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和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在工作之余，他常和一些穷朋友讨论这些问题。后来成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意大利社会党党员。
墨索里尼的母亲正直、勤劳，受人尊敬。她是位热心农村教育事业的小学教师。当时在意大利，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不仅工资低微，而且不受社会重视。她总是对孩子们说，“贫可育人”。她经常以“自古雄才多磨难”的思想对他们进行教导。
本尼托的诞生给这一对年轻夫妇带来了欢乐。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也像他们一样，正直地生活，正直地做人。父亲给儿子起名本尼托，就是表示对墨西哥的民族英雄本尼托·胡亚雷斯的敬仰。胡亚雷斯1806年出生于印第安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任总统期间，曾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他废除了教士与军官武士的特权，没收用于教堂建筑以外的一切教会地产，剥夺教会的世俗权利。1862年至1867年，他领导人民抗击拿破仑三世组织的墨西哥远征军并获得了胜利，从而推翻了以麦克西米连为傀儡的帝国。他曾兴办印第安人教育，镇压退伍军人暴动与迪亚斯叛乱。亚历山大·墨索里尼对胡亚雷斯的英雄事迹十分崇拜，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后要像胡亚雷斯一样，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但是，墨索里尼的秉性，却和他的父母不一样，非常骄野。他幼时喜欢养鸟，有一次偷了猎人的一只画眉，被人家追赶，他爬山涉水逃跑，始终不肯放弃这只鸟。他还喜欢偷瓜摸枣。有一次，他跑到一个果树园里，偷摘树上的樱桃吃，弄得满脸都是樱桃汁，因怕被人抓住，就赶快往家跑，路旁的人以为他受了伤，拼命地追他。他知道被人发现后，必定挨打，于是跑得更快。
为了改变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墨索里尼的母亲，常常带他到教堂去。但是，他不喜欢做礼拜。长而无味的演说，昏暗不明的烛光，唱来唱去的圣经，是那样的令他不自在。不过，母亲还是坚持要他受些宗教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虽然反对，也没有办法。
1890年，墨索里尼到邻村去上小学，他在这个学校蛮性未改，行为乖戾，不听教诲，经常和同学们打架。罚了几次，还是无效。过了两年，学校索性把他开除了。
后来，他的父母只好把他又送进另一个学校。然而，胡闹的脾气依然如故。不过，他的聪明的确是出众的。教师们都夸奖他是“栋梁之材”，这更助长了他的狂妄。一天，市政府开音乐会，因为不让他进入，他便翻窗而入，抢占了一个座位。后来在老师们的帮助下，他渐渐知道用功，功课确实也很好，不过还是经常违犯校规。有一次口试，他一口气说了半小时，教员给了他一个零分，但是称赞他的口才真好。放假的时候，他总是练习演说的姿势。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长大以后，我一定要让意大利听我的指挥。”
墨索里尼的青少年时代，真是像疾风暴雨，变化莫测。当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帝国主义、封建极权主义，各种思潮竞相泛滥。在墨索里尼头脑中充斥着种种幻想。他在学校没事的时候，一天到晚喜欢写罗马的城名。大的小的遍布纸上。他很想到罗马去一游。不久，他同母亲到拉文纳旅行，瞻仰了大诗人但丁的坟墓，他为但丁的文艺才能所折服。这对他以后的记者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
墨索里尼的父亲，铁匠亚历山德罗，对于儿子的成长十分关切。为了培养儿子爱劳动的习惯，每逢放学后，就让墨索里尼在店铺里劳动。父亲给他讲解机器的原理，墨索里尼愈听愈感兴趣，他开始领会到机器也有它的特性。他不仅与父亲一起劳动，而且在政治方面也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逐渐明白一些穷朋友所讨论的政治社会问题。他那幼稚简单的头脑开始领悟到：警察局为什么要那样地小心防备，立了那么多法规。他看到和他父亲来往的朋友们，多半生活在贫困和颠沛流离之中，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充满着愤怒和不满。
到了十三四岁，墨索里尼的父母要他将来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定送他到福林波波利的师范学校去学习。这是一座很有名的培养教师的学校，学制六年。这对墨索里尼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在学校仍不甚用功，经常违犯纪律。但终于熬过了六年，取得了毕业文凭，在哥尔替瑞地方谋到了一个乡村小学校长的位子。他只教了一年书，就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幻想有个“光辉灿烂”的前程，决心到社会上去闯，去飞腾。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临行前写了一篇题为《坚强的意志乃是成功之母》的文章，从此结束了短暂的教师生涯，开始闯“江湖”去了。
1902年某一天，墨索里尼卷起行李，离开了学校，怀着要做一番事业的野心去周游四方，考察世界，但并无具体的目标。他走到基亚索，预备乘车到瑞士西部去。在候车的当儿，他买了一份《米兰报》阅读，突然发现他父亲被捕的消息。原来社会党在勃烈达标发动了暴动，他父亲是领袖之一。本尼托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还是决定继续前行，此时他身上只有两个里拉。他的落魄，从他那时写的信中可以看到：
“我坐火车到卢特恩，车中有很多意大利人，都是流落国外的。我倚窗眺望，银色的月光洒在布满积雪的山上和浮着残冰的湖面上，十分迷人。车厢里人们都在瞌睡。我一个人还在胡思乱想。到了瑞士境内，一阵凄风苦雨吹来，不禁使人想到意大利风和日暖的可爱。思乡之情，不言而喻了。
“从卢特恩换车到伊冯东下车投宿。第二天我找到一个工作，在一个砖匠家里帮工，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小时工资32角。运了一天的砖，夜间两膀都肿痛起来。第二天看到那胖东家，似疯狗一般，他指责我衣服穿得太好，气得我说不上话来。过了一个星期，我就被辞退了。他给了我20个法郎，骂了我一通。我买了一双新鞋子，第二天就上洛桑去了。”墨索里尼到洛桑后，没有找到工作，身边的钱也用光了。夜晚，饥寒交迫，在寂静的街头踱来踱去。忽然看见明亮的地方，走过去却是一家的厨房，男女老少正在里面聚餐，他便径直走了进去，主人向他投以惊异的目光。他乞求道：“可有面包吗？”没有人回答。停了一会儿，一个人取了一块面包给他。他说了一声“谢谢”，也没有人作声。他又说了一声“晚安”便悄悄地走了出来，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是没有法子。
在瑞士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做过泥瓦匠、脚夫、缝工、帮厨等，有时他也将意大利语翻成法语，或从法语翻成意大利语。总之，能找着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但都不能持久。
墨索里尼说：“那时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但我既不借债，也不乞求于他人，而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我集中精力研究社会科学。”劳动之余，他经常到洛桑大学旁听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借以提高自己分析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墨索里尼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群众集会，有时也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有一次说话不小心，得罪了瑞士当局，被驱逐出境。他回到意大利，正赶上征兵，随即在历史名城维罗纳参加了巴萨列里奥的联队。这个联队以善于快步训练而出名，士兵们的帽子上都饰有绿彩羽毛，借以与其他部队区别。正当他对这种紧张的“丘八”生活稍为习惯的时候，长官突然通知他：家里来了电报，母亲病危！这对墨索里尼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急忙赶头班车走了。回家之后，母亲已经神志不清，不久就死去了。墨索里尼十分悲伤，他在写给军中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代表我家里的人，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照你所说的，我应当服从先母的教训，好好当兵，好好做人，女子可以哭哭啼啼，男子要能吃苦，不怕死，才可以救国，才可以继承先烈的遗志啊！”
墨索里尼在部队服役期满后，仍旧回到瑞士，度他的求学时期的流浪生活。有一夜，他又是饥肠辘辘，走过一条繁华的大街，笙歌彻耳，他见到这情景更加悲伤。眼下只有两条路好走。或者扰乱治安，被捕入狱；或者寻个僻静处，忍饿一夜。他选择了后者。那天晚上，他躲在一个没有水的桥下，过了一夜，天上的星是他的灯；蟋蟀的鸣叫是他的音乐。清风吹来，真是沁人心脾。到了星斗沉下去的时候，雨声淅沥而来，越下越大。真是饥寒交迫！后来，墨索里尼发现附近有一个木棚，为了取暖和寻食，他急忙走过去，从窗子爬进去，里面全是纸张油墨的气味，原来是一家印刷厂的仓库。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扎下去，便在纸堆上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红日高照，他才醒来。看见一个警察，站在他面前。警察厉声问他：“你在此干什么？”墨索里尼回答：“保护厂房。”警察吼道：“起来！好个骗子！”墨索里尼说：“我已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哩！”警察二话没说，把他投进了监狱。
墨索里尼在瑞士流亡期间，还经常为意大利和瑞士报纸撰写文章，并不时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说社会主义和国际政治，受到不少人的拥护。研究帕雷托的著作，因此反对全民政治。他说：“平等与民治是人类错误的观念。实行起来，个性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他还研究尼采和索雷尔的哲学，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有一次，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绍雷斯正在日内瓦做有关基督主义的演说。墨索里尼前去听讲，站在工人群中，衣衫不整。旁人都以为他是无政府党人。绍雷斯演说不久，墨索里尼便举手表示反对，并且出言不逊，激起群众的公愤，大家都要赶他出去。墨索里尼大声喊道：“我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大家正要打他，绍雷斯叫大家安静，等他自己演说完毕之后，让这个反对派申说一番。
在大庭广众之下，墨索里尼大讲教会对于罗马帝国之罪恶。他演说时，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条理分明，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瑞士警察局认为他的主张太激烈，他的言论妨碍治安，第二次对他下了驱逐令。于是，墨索里尼躲在洛桑，写信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韦士说：“听说先生要写信给瑞士政府替我辩白。我现在将我的简况陈述如下：我19岁到瑞士，在洛桑有正当的职业。后来同一位朋友到安内马塞想办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研究会。1904年3月1日，我到日内瓦读书，同时为报纸撰稿。当时有人以为我是无政府党或社会党人。我可以把这些稿子公布于众，任人论评。我在日内瓦住了40天，读书之时居多。警察驱逐我出境的时候，不准我回房间收拾行李，也不准我与我的律师见面。我想这种手续，在一个帝国内也很不好。怎么会发生在号称为自由的瑞士呢？我现在在洛桑，希望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1908年，墨索里尼被迫移居到奥地利，编辑《特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