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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的X，”罗斌揪住重磅炸弹的衣领，“把书给老子！”重磅炸弹显手长地伸出手抵住罗斌的脖子。他比罗斌要高，手当然就比罗斌要长，抵得罗斌的喉头很疼。罗斌火了，松开手，拚力一掌把他的手打开了。“哎呀，你要打架？”他抬脚踢了罗斌的肚子一脚，罗斌也回敬了他小腹一脚。“哎呀！”他又叫一声，棕熊样扑上来就搂住罗斌的腰，企图把罗斌摔在地上。罗斌记起王大力教他的招式，一勾腿反把他摔在地上。重磅炸弹大怒，对着罗斌脸上就是一拳，打得罗斌眼睛里金光一闪。罗斌回击了一拳，打在重磅炸弹的左眼上，结果把他的左眼角打裂了，血汩汩的淌了出来。几个同学见他们你一拳我一拳地真干，忙奔上去把他们拉开了。“我们不晓得你这么开不起玩笑，”有的同学解释说，“是逗你玩的，算了算了。”
这件事反应到班主任耳朵里，再从她嘴里说出来性质就变了。
“今天上午第三节课，班上发生了一起流血事件。”下午放学时，她气势汹汹地站在讲台上点名点姓道，“罗斌把王铁打在地上，把王铁的眼睛都打出了血。好凶呐，同学们。我当老师6年了，这在我带过的班里，还是第一次出现。”她站在讲台前，手舞足蹈，目光故作严厉地盯着罗斌，布置任务说，“你明天上午写份检讨交来。
第一、检讨你为什么打架；第二、打架对不对；第三、以后还打不打架，再打架怎么办？你听见吗？”她见罗斌眼睛望着窗外一副没听见的样子，便斩钉截铁地海道：“你明天上午不交检讨，你就永远莫想进我的教室。”
第二天上午第一节课是她的语文课。她一早就来到了教室门口，昂着一张大得有点难看的大脸块，目光炯炯地觑着大家。上课铃一响，她就迈进教室，以为自己很笔挺地站在讲台前注视着同学们。“上课，”她自己以为自己威风完毕后，尖声说。值日生忙道：“起立！”当同学们起立敬礼而坐下后，袁老师就虎着一张大脸块，直视着罗斌说：“罗斌，把你的检讨书交上来。”罗斌却把头侧过去，睃着窗外的树木。袁老师又喊了声，见罗斌无动于衷就大步噔噔地迈到他面前，伸出了她那只短短的肥手，“把检讨交来。”“没写。”罗斌望着她说。袁老师尖声说：“那请你出去。”
“你要我出去我就出去？我不出去。”罗斌生硬地回答道，“78班又不是你的。”“学校领导把78班交给我管，78班就是我的。”她大声说，“你不听我的教育就请你出去。”罗斌那时候已经有17岁了，讲究自尊心什么的了。“我就是不出去，”罗斌横下一条心说，“78班的门上写着你的名字，我就出去。”“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她骂了句。罗斌回骂道：“你的嘴巴比茅坑里的石头还臭些。”
“你说什么？”班主任尖嚷起来，“你还说一句。”“你还骂一句，”罗斌不怕她地瞪着她，“你起高腔吓那个罗！好笑！”“我是为你好，”她开始为自己找台阶下了，“你打架这种行为……”“你只批评我，”罗斌不屑地说，“王铁先抢我的书，你就不说。好笑。”这时杨小汉站起身，“是王铁先抢罗斌的书。罗斌找他要，两人就打了起来。”
“你看见了？”“嗯。”杨小汉点点头。袁老师假装镇静地扫了全班同学一眼，“杨小汉你坐下，这件事情等我调查清楚了再作处理。”
她又一次尴尬地为自己找台阶下，“现在先上课。”
这件事当然没再作处理，她甚至都没有再提过这事。班主任毕竟是个聪明人，她知道再在班上以这件事向罗斌进攻，对她没有任何好处。但她却在背后更进一步地孤立他。袁老师见杨小汉时常和罗斌在一起，便把杨小汉找到办公室谈话。“袁老师要老子不同你玩，”回家的路上，杨小汉一笑说，“她说她担心我会跟你学坏。”罗斌没吭声，杨小汉又说：“我跟袁老师说我是帮助你，不会跟你学坏。”罗斌心里很不舒服，直到今天，罗斌一想起这件事就甩脑壳。罗斌一直珍惜杨小汉的友谊，在他青年时代最困难的时候，在他受到领导的排斥而气愤地离开单位去自谋生路的时候，每当他遇到挫折而准备懒散下去时，只要杨小汉那张圆圆的脸庞出现在他记忆的宝岛上，他身上那根懒筋就跟猫一样溜走了。“我得奋斗，我是保尔·柯察金的弟弟，我得发奋努力。”他这么对自己下狠心说，“我要用我的力量来回答看不起我的人。”关于罗斌发奋图强的故事，看来只好留在我的下一部中篇“青年时代”里去写了。这篇小说是写罗斌灰暗的少年时代，好像全世界都是这种观念，18岁以前是青少年，18岁是一条分界线，跨过这条界线便是青年了。
青年时代是人生最美丽的时代。
13
罗斌在下乡以前，在市政工程公司他姐姐所在的工地上挑过四个月土。那是开辟一条通往雷锋公社的路，原先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向雷锋的家乡，弯弯绕绕，又窄，一落雨便泥泞不堪，常常使去雷锋公社参观的人的车辆陷在泥坑里，造成经常性的交通堵塞，有次，一位中央领导来湖南视查工作，临走决定去雷锋的家乡瞧瞧。几辆轿车驶去时快快活活，回来的途中却堵车堵了3个小时，于是市政府作出决定，让市政工程公司新开辟一条直达雷锋公社的六股车道的大马路。
罗斌高中毕业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变成了家里的正式厨师，早中晚都得站在“轰轰轰”激烈地燃烧着的花生壳灶前手忙脚乱地干着，这让他无限烦躁。大哥那时已回了城，虽未住在家里却每天都带着他的妻子来家里用餐；二哥和他的女友更是天天睡在家里吃；姐姐亦如此，只是他未来的姐夫在单位上负了点小责，不是每天都来，可姐姐的女同事及她过去的女同学却时常来，还有大哥的同学和朋友，二哥的同学及同事，还有……罗斌每天的工作是为10个人搞饭吃，搞得他火星直冒，心里就越来越有气，他当然就一心要摔掉这副重担。一天吃完晚饭，姐姐洗过澡，蹲在厨房门口洗衣服，罗斌却站在厨房门口洗碗。“姐姐，要我到你们那里挑土要不？”他望着他姐姐，“我想赚点钱再下农村。”姐姐望他一眼：“你去挑土，屋里哪个搞饭吃？”“不得饿死罗，”罗斌说，“我又不会在屋里搞一辈子饭。”姐姐说：“这么热的天，你怕挑土是好玩哦？”父亲不反对罗斌去挑土，“让小毛去锻炼下也好。”
姐姐说：“小毛一挑土，那屋里哪个搞饭？”“大家回来再动手搞，”父亲说，“晚一点吃饭也没关系。”“好罗，”姐姐说，“只要他呷得这个苦。”次日一早，他便跟他姐姐去了姐姐所在的工地上。那时他姐姐不再是修路工，而是工地上的测量员，负责测量土方，属于土方队的队长想讨好的对象。姐把他带到了一个姓刘的男人面前说：“喂，这是我弟弟，就在你这里挑土……你不准欺负我弟弟埃”“那我敢的？”姓刘的队长笑笑，“罗姐的弟弟我还敢欺负，我怕你一来脾气我就倒霉了。”待罗斌的姐姐一走开，姓刘的队长说：“你去工棚里拿根扁担，跟着挑土就是。去罗。”
7月的骄阳是那么如火如荼，太阳下少说也有摄氏60度，还得穿长衣长裤和戴草帽，以免把皮晒蜕。几担土下来，衣服便湿透了，粘乎乎地贴在身上很不舒服，而且头昏眼花腿发胀。他很想找个地方坐一下，但他看到一些年纪大的老男子汉和妇女挑着土来来回回地走着，好像并不是那么累样的，自己就只好咬着牙跟着干。唯一偷懒的办法就是走到工棚处喝碗凉茶，望一眼远景。
一个上午，无论他敞开喉咙喝好多水都用不着小便，因为喝进胃里的水立即从身上的亿万个毛细孔里渗了出来，进一步打湿衣裤，中午吃饭时他吃了一斤，肚子胀得鼓鼓地，喝上一碗凉茶，便学着那些男女捡一块树荫处的草地躺下，把草帽盖在脸上睡觉。他第一次觉得风吹在身上是那么舒服。第一次尝到休息的美味。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开工的哨声把他惊醒时，他感到肩膀、腿和腰哪里都疼。他坐起来，瞥着空漠的山林、远处的房屋和天上飘游着的朵朵白云，他似乎一下子就读懂了生活的艰难。哨声又响一遍后，人们从各处树荫下一一涌了出来，骂骂咧咧地迈进了金灿灿的太阳里。罗斌当然也趔趔趄趄地走进了太阳里。下午挑土时，他的右肩都红肿了，扁担一压上去就疼得他吡牙咧嘴，只好改用左肩挑，且身体弯得如一只大雄虾。整个下午他的脑袋都本本地，汗水在他身上横流，时而把他的眼睛都糊住了，且“熬”得他的眼眶隐隐作疼。
傍晚收工时，姐姐在队长的陪同下测量完土方，走过来对他说：“好累的吧？”姐姐带点讥讽的形容看着他。他不在乎的模样说：“还好样的。”“你不累？”姐姐不相信地望着他，“我看你坚持得几天？”“你看就是。”他好强地抬起头。回到家里，他就露出了劳累的败相，胡乱洗了个澡，吃了3大碗饭（父亲做的饭菜），爬到竹铺上躺下就不愿意动了。罗斌踏入社会自食其力的第一天，是一种力量和毅力与强劳动和疲劳争霸的一天，这一天他没有屈服。
几天后，毅力终于战胜了疲劳。他适应了在大太阳下挑着一担土走来走去的强劳动。一天落雨，他没去，坐在屋里画高尔基石膏像，杨小汉打把伞，穿条西装短裤兴致勃勃地走了进来。“你在屋里画画哦？”杨小汉说，“你的画又有点进步啦。”“我现在在挑土。”
罗斌说，站起身为杨小汉泡了杯茶，“今天落雨，没去。”“你在哪里挑土，”杨小汉羡慕地望着他。罗斌说：“在我姐姐的工地上。”
“要你姐姐介绍我去挑土看？”杨小汉期待地望着他，“老子待在家里没一卵味。”罗斌打个很大的哈欠，“挑上蛮累的，你呷得这个苦不？”“你呷得这个苦，我就霸点蛮来呷这个苦。”杨小汉说，“反正呆在屋里不得完。”杨小汉直坐到罗斌准备搞中饭吃时才离去。晚上，罗斌的姐姐回来后，罗斌把杨小汉想和他一起去挑土的事告诉了姐姐。“我一个人没点味，那些人都痞里痞气的，没有话说。”罗斌说，“你就把他也搞进去，我好有个伴。”姐姐瞥他一眼，“介绍你去挑土，别个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还跟你劳神，你想得好！”“姐姐，帮个忙罗。”罗斌不生气，“他是我最好的同学，又不是随便什么人……”姐姐禁不住弟弟的纠缠，“隔两天再说，”姐姐认输道。
几天后，杨小汉也成了土方队里的一员。他也像罗斌有过的情况那样，起先几天也是一双眼睛紧盯着疲劳和烈日，头昏眼花，腰酸背疼什么的。一星期后，他也适应了在大太阳下劳动了，两只眼睛便开始留意周围的男人来。
罗斌在土方队结识了一位很有趣的老男子汉，姓何名光宗，这个名字是很直奔主题的，那就是光宗耀祖的意思。他是解放前杭州艺专的毕业生，学油画的，据他自己说他认识徐悲鸿。“徐悲鸿先生指导我画过画，”他炫耀说，“徐悲鸿怀先生那时候还对我说，我会有出息。现在我的出息就是修地球。”就是这一点使罗斌想同他亲近。他告诉罗斌他1961年因为一句话说错了而被打成了反革命，还被送到白莲湖农场强制劳动了3年。“人多的地方莫去，”他告诫罗斌和杨小汉，“免得祸从口出。知人知面不知心，小老弟。
有时候你无心说的一句话，你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噩梦就跟大雁一样落在你头上了。”
这可是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大叔，你只说你绕过了几个噩梦？”罗斌问他。何光宗抽口烟，望一眼他们“一个也没绕过。”他不在乎他说，“我运气差。”
罗斌和杨小汉时常与他坐在树荫下交谈，他很健谈，50岁的老男子汉了还一副轻松快活的模样。“一个人遇到什么背时事都要往开处想。你背时，还有比你还背时的人。”一天午休，3个人坐在一棵樟树下的阴影里聊天时，何光宗叼着烟，满脸正经地望着天：“我在牢房里的时候，很过不得想，我要是杀了人或诈骗了国家的钱财而坐牢，心里又舒服点……一句话就坐在牢房里了，比起那些真正干了坏事的牢改犯，我就有点不明不白，背时也背时得窝囊。”他吐口烟，“但是我再背时，比起瞎子和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的人来说，又走运得多。想想自己只有几十年阳寿，一切就看得淡了。”“你背时，还有比你更背时的人。”这句话确实是一句很好的真理，基本上能宽罗斌的心。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