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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青长：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作者利用探病机会，了解这个中国情报界权威人物的早期工作经历。
①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中央军委特别工作处、中央特科的创立，以及在白区的情报、统战、联络、城市工作。
②欧阳毅：前炮兵副政委，2002年10月采访。欧阳毅是健在的资格最老的中共情报、保卫干部之一，1931年1月成立中央政治保卫处的时候，欧阳毅就是五人成员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欧阳毅任总政锄奸部副部长，建国后曾任炮兵副政委。
①王建华著：《红色恐怖的铁拳——中共中央特科记实》，人民中国出版社。此书记叙中共特科的神秘历史。
①陈复生：前公安部副局级干部，2001年6月19日采访。陈复生在1932年进入国家保卫局，长征前任师特派员。这个红三军团健在的惟一师级干部，虽然双目失明，却有相当清晰的记忆，生动地描述红军时期保卫局人员的形象，还讲述自己镇压逃跑的师参谋长的经过。
①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东方红丛书，中国书店。此书的编者曾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实事求是地记叙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时，江西苏区的肃反情况。
①刘秉荣：《苏区肃反大纪实》，花山文艺出版社。本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司令员李振军作序，全面记述各主要根据地的肃反，其中有份名单“并非死于敌人屠刀下的烈士们”，可见肃反错误造成的干部损失非常严重。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李维汉在1935年参与中共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的处理，1982年又受中央委托主持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
②郭洪涛：前国家经委副主任，2002年11月28日采访。当年的陕甘晋省委负责人，此时只有郭洪涛一人健在。这个91岁的老人向作者口述当时肃反的经过。肃反发展到逮捕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的程度，郭洪涛感到有问题，向朱理治提出：“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郭洪涛于2004年去世。
①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此书与其他回忆文章都表明，中共中央制止陕北错误肃反的态度坚决，措施有效。不过，由于战争紧张立足未稳，对于肃反错误的深入总结，还要留待以后。
②《郭洪涛回忆录集》，中共党史出版社。作为陕北苏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文中记述西北两块根据地的创建经过，并回忆肃反的过程。陕北肃反是接受上级组织的指令而开展的，这个上级的身份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这个代表是由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委派的。
③聂洪钧：《刘志丹冤案的产生》，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此文坦言自己经手的错误肃反。
①《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马文瑞曾在西北的两块根据地都工作过，亲身经历错误肃反的逼供信。当时将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根据地的县以上干部统统关押，200多人被杀害。关押马文瑞的院子也挖了土坑，准备埋人了。
②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涂占奎在陕甘边红军创始时期参军，曾任刘志丹、习仲勋的警卫员，虽然是保卫干部，却反感错误的肃反。
③耿红：《耿耿丹心为人民》。前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耿红回忆，当年许多陕北地方干部对肃反很不理解，“要不是中央及时到来，陕北红军和二十五军非打起来不可。”
①汪东兴：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1995年4月24日采访。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带作者采访周兴的老战友汪东兴。长征期间周兴是汪东兴的上级。周兴因病去世时，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就在病床旁边守候，又批准将杨玉英全家调到北京定居。
人民警察（3）
①斯诺：《中共杂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们对斯诺在陕北活动的了解，大多见于斯诺公开发表的著作《西行漫记》，那本书中并无关于周兴的专章。其实，斯诺还著有《中共杂记》一书，第六章专门介绍中共的保卫机构，先专节介绍周兴的简历，而后记录《保卫问题和司法（制度）》。斯诺还注明：“1936年10月9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的访问记”。将此时周兴任职的西北保卫局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失误大概不能归于并不熟悉中共体制的斯诺。估计是中共翻译这样向斯诺介绍，可见当时党内认为西北保卫局实际
就是国家保卫局。关于斯诺这次采访还有旁证。周兴自存档案中也有周兴与斯诺谈话的文字记录。作者将这份记录与斯诺的《中共杂记》认真核对，除个别文字差异以外，两份文件完全一致。这表明，周兴接受采访也许事先有文字准备。
①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这本传记由国家安全部审定，是关于李克农情报生涯的权威记述。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是开展东北军工作的关键人物。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曾山走进延安师范学校的时候，梁济正在这个学校读书。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与延安市公安局少有的延安本地干部，梁济始终注意了解延安的社情与历史。
①李启明：前中共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18日采访。健在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领导干部中，李启明职务最高，任职时间最长，而且记忆力极佳。作者曾经多次采访李启明，并就诸多疑点当面请教。
①王卓超：前江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2001年10月29日采访。作者到江西采访时，王卓超正在医院输液，仍然讲述了在延安市公安局工作十年的经历。抗日战争胜利，王卓超奉命出发东北，由郝苏继任延安市公安局长，不过，两人却忙得没有交接工作。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周恩来遭遇伏击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去西安。国际友人赠送的这辆卡车，乃是延安最为先进的交通工具。
周恩来与司机坐在驾驶室内，车厢上，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随从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还有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这25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出行的阵容。
卡车一直向南行驶。从延安到西安，要经过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跑上几百公里。车出延安城，首先到达三十里铺，这里有西北保卫局设立的检查站，再往南的甘泉县就是国民党的地盘。从延安到西安是居高临下，行驶非常轻快，出城五十多里后汽车却费力起来。这是攀登横亘在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劳山。这大劳山，乃是陕北名山黄龙山的余脉，古来就是用兵之地。清兵进剿回民起义，就在这里遭遇埋伏，留下千人大墓。东北军进攻红十五军团，也在这里被歼灭两个团。
卡车进入红白交界地区，车上的战士都提高警惕，翻过山脊下行，这就进入甘泉县境了。卡车刚刚进入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听到枪声！周恩来立即观察地形，只见公路通过谷底的水潭，左面的苇塘紧挨陡峭的沿湫山，右面的稍林连接一带丘陵，正前方一道大坝梁上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枪声不断从左右两侧响起，周恩来果断命令加速，冲过坝梁就可以摆脱伏击！司机老李加油前冲，对面坝梁又射来密集火力，轮胎被击破，司机倒在驾驶盘上，卡车就困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周恩来立即跳下卡车，车上的战士正在还击。周恩来指挥：“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命令副官陈友才带警卫掩护周恩来转移，又命令陈国桥指挥特务队阻击敌人。陈友才此时大腿中弹，无法行动，就指挥警卫员先行，自己掩护。敌人发现这个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人正在指挥，就把火力集中到陈友才身上，陈友才为了掩护周恩来，索性主动迎战，把敌人火力全吸引到自己这里！
正面的坝梁和左侧的山崖不断射来子弹，周恩来果断决定从右侧稍林突围。进入稍林敌人就看不清目标，但子弹还是不停地倾泻而来，张云逸的手被擦破，孔石泉的领子被穿了几个洞，所幸周恩来毫发未伤。
卡车处，主动吸引敌人火力的陈友才当先牺牲，陈国桥带领战士继续抵抗。保卫局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选调而来，个个英勇善战，但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陈国桥自己率队顽强反击，又命令曹鸿都等人先撤，曹鸿都非要一起打，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曹鸿都带人先撤，等到追上周恩来，也只剩自己一人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路，曹鸿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后方的山坳，继续传来激烈的枪声……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都五人徒步回到三十里铺，在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延安。
延安城顿时震惊！
警卫团长黄霖抄起手枪就出门，总参谋长刘伯承已经集中了中央首长的马匹，毛泽东叮嘱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
保卫局局长周兴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还发出鸡毛信命令独立团增援。
延安市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民兵出发。
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眼泪夺眶而出，南线剿匪本是自己的任务！
清凉山上的红军大学里，身经百战的学员无心上课，万里长征中周副主席也没遇过这种危险！董必武出面讲话安慰大家。
延安南门外，干部群众自发聚集而来，翘首远望……
焦急等待的还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李富春……
黄霖马快，首先赶到三十里铺警卫周恩来，随后，几十个红军骑兵陆续赶到。周恩来立即布置分工，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率队到沿湫山营救。
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留着作战姿势！逐个检查，发现还有四个重伤员尚未牺牲，立即进行抢救。张云逸详细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面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张云逸把密码销毁，把毛毯收起。这块毛毯因而成为文物，目前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随后赶来的于桑，带领战士群众收殓18具烈士遗体。
三十里铺的周恩来，了解到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才和黄霖乘马返回延安。
延安南门外欢声雷动！毛泽东和干部群众始终在等周恩来。
周兴却难辞其咎！
作为延安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竟然使得中央保卫工作领导人遭遇危险，周兴受到有生以来最为严厉的一次批评。①
延安的安全，就是中央的安全，周兴必须保证延安的安全！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延安不安（1）
延安，并非长治久安之地。
这里古来处于对外作战的前线，古名“延州”。不知何时，在“延”字后面加了一个“安”字，于是成了“延安”。中国人总是期望安全，不少城市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安”字，陕西有西安，山东有泰安，四川有广安……
共产党接管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并不安生的地方。
国民党政权带着武装保安队驻扎在城镇，乡村还有大量的“土围子”由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各村庄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成分相当复杂，地方军阀还挑动回族与汉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破坏、暗害案件。国民党特务机关还组织“肃反会”、“铲共义勇军”积极活动，绥德肃反分会散发小册子《老实话》，用快板书的方式宣传共产党员叛变的故事。
红军队伍中也有动摇现象。佳县红五团政委马子祥被俘叛变，红八十一师高文瑞率领90多人63支枪投降，华池警卫连副连长焦鸿鹏率领20多人叛变攻打县政府。最为严重的是三边事件，三个警卫连长率队发动叛乱，杀害特委书记谢维俊。这谢维俊就是当年江西苏区的“邓、毛、谢、古”之一，因“毛派人物”而挨整，长征后刚刚得到起用。
周围不安，延安城里也不安生。
延安原有的惟一中学是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焦点。红军接管延安前，延安处于红白拉锯之中，校长擅自离职，学校就由进步老师孙铭勋、林迪生掌管，许多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共产党。红军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