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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密战-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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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不止为国民党运送一些象征性的粮饷,还为延安送去大批进步青年,多次接送中共高级干部。
    延安的东向通路,距离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根据地最近。但是,国民党部队始终牢牢地把守着东面的黄河天堑,卡住交通咽喉。延安的东北是榆林,驻军首脑是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邓宝珊。榆林驻军的物资经过延安,边区政府免税放行。延安到外地采购,榆林也准予放行。邓宝珊的部队到西安领取军需,还为延安捎回药品布匹等禁运物资。邓宝珊又让出陕北绥德与山西临县之间的军渡等两个黄河渡口,敞开共产党各根据地之间的通道。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八路军将领都走过这条路线。邓宝珊的协助,为陕甘宁边区开通了一条重要的东向通路。后来,第三次国内战争毛泽东转战陕北,取胜之后就由这条通路离开陕北进入华北,进而入主北京。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官府劫道(2)
    西向通路经由甘肃陇东。由于这里偏离国家经济社会的中心地带,所以,国民党的把守相对较松,这就使得西路成为陕甘宁边区秘密交通的主道。红军西路军失败,总指挥徐向前化装商人骑驴脱险,就是从这条路进入延安。刘少奇化名胡服前往华中、华北敌后根据地,没有走较近的西北路和南路,而是从这较远的西南路绕行。
    1940年,一支由3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延安。车上的部队叫做“新兵营
”,其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长征末期,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路军打进河西走廊,试图开通苏联通道。甘肃军阀拼命保护地盘,戈壁滩又适合马家军的骑兵驰骋,孤立无援的红军全军覆没,仅剩400多人陷入大雪弥漫的祁连山,由李先念率领向新疆徒步开进。此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万里远隔,只得与相邻的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接受中共代表,对延安有些物资支持。中共中央千方百计营救西路军,通知正在新疆的陈云负责接应西路军余部。陈云征得盛世才的同意,率汽车到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把这400多红军官兵接到新疆,以“新兵营”的称号集中训练。中共中央从长远着眼,利用新疆的特殊条件,指令这些红军官兵学习炮兵、装甲、汽车、无线电、航空等现代化军事技术。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治伤路过新疆,十分重视这批现代化军事人才;向盛世才提出把这批人送回延安。盛世才又要请示蒋介石,几经波折,329名红军官兵乘坐30辆军车,万里归家。4年前,这些红军官兵杀开一条血路通过河西走廊,现在,他们又克服当年敌人马家军的重重阻挠,浩浩荡荡开回延安!这些中共第一批现代化军事技术人才,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技术军兵种的将领。
    中共中央的进驻,使得延安这个西北小镇名闻天下。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延安这个苦寒之地焕发出诱人的魅力。
    抗战军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投奔抗日战场。可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避居大后方重庆,离前线太远了!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在北方高擎抗日大旗。而且,各种渠道传出的消息,都说共产党那里领袖民主,干部廉洁,群众觉悟。大半国土沦于日人之手,小半国土盘踞着军阀官僚,环顾华夏,惟有那延安是民族之净土!于是,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投奔延安。1938年5月至8月,仅仅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去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1938年4月16日开学的抗大四期,每天接待上百新学员,年底毕业时已有4000多知识青年。1939年1月28日开学的第五期,学员数目又翻一番。
    延安的灯塔效应,惹的蒋介石十分恼火。国民党安排种种措施,卡住进出延安的交通要道。
    国民党在延安四面各条公路的道口都设立盘查站,检查进出延安的所有人员、物资。命令禁止流入边区的物资有:武器弹药、交通通讯器材、军事物品、粮食油料、棉纱布匹、医药卫生用品、医疗器材。这些物资一旦发现,物品没收,车辆充公,人员关押惩办。更为残酷的是扣留投奔延安的青年,分别送往西安战干团和兰州西北干训团强迫训练。
    胡宗南深知争夺青年的重要,邀请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肖作霖在西安组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声称培训高中毕业学生,实际截留去延安的青年。这个战干团的特训队后来又扩充为天水行营西北青年劳动营,在咸阳、洛阳、兰州分设营地,集中800多青年。除胡宗南的军事系统之外,国民党中统特务也在各要道扣留青年,1939年至1943年之间,统计上报的扣留人数有2100多人。考虑到尚未列入统计的情况,国民党各系统实际扣留的人数还要多。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在公开检查的名义之下,掩藏非法特务活动。交口盘查站扣留了一个延安来人,怀疑是中共洛川县委书记,严刑逼供,来人坚不吐实,中统就将其秘密活埋!
    共产党方面,则打出合法旗号,坚持往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
    商业活动也有魅力。国民党封锁越严,商业投机的利润越大,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偷偷向延安贩卖物资,只要能赚钱,军火也肯卖。
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国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国民党既要封锁延安,又不能卡死延安。于是,官员变土匪,公然劫道;共匪变八路,公然闯关;延安通道上演着一出出“三岔口”般的戏剧。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叛徒、特务最吃香
    政权在握,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可以借助合法手段公开进行。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又在延安东北的榆绥、南面的洛川、西南的彬县,分别设立分区办事处,指导本区各县联合封锁。榆林专员傅云、绥德专员何绍南、耀县专员梁干乔、大荔专员蒋坚忍、彬州专员赵寓心、陇东专员钟竟成、平凉专员马继周,都是反共专家。
    军事上一时不好大打,行政上又要承认边区合法,新形势下如何对付共产党,国民党也
要调整工作形式。于是,隐蔽斗争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主管反共工作的中统,出马争夺封锁延安的主导权。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局,中统通过陕西省党部秘书长郭紫峻和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将陕北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政府县长统统换成中统要员!中统的特工训练班,特别注重讲授中共课程。中共叛徒顾顺章撰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王新衡编译的《格伯乌》、《契卡》,都是主要教材。
    国民党反共的本事也在提高,1927年的时候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到了1929年底,公布一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建立反省院制度,专门软化被捕的共产党员。这项政策颇有成效,先后争取不少共产党的叛徒。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更帮助国民党连续破获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虽然尝到使用共产党叛徒的甜头,但是,徐恩曾的态度还是“用其才,不信其听”。这些叛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也被人看不起。
    抗战爆发,出于新形势下反共的特殊需要,这些叛徒加特务突然吃香起来。陈庆斋(胡大海)、杜衡、陈建中、胡洪涛、陈文昭、卜道明、周光亚等人担任中统局本部科长、处长以上职务。特殊的经历,使得这些人反起共来既坚决又有办法。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迫切需要,更给叛徒们提供了风云际会的机遇。中统将一批叛徒加特务派到与边区接壤的各县,当面与共产党斗争。中统陕西省调查统计室的历任主任,除了个别中共特别党员之外都是叛徒,边区一带的叛徒还有耀县专员梁干乔、绥德景绍山、杨波、佳县杨玉峰、米脂马瑞生等人。
    好不容易捞到当官的机会,这些叛徒加特务搞反共特别兴奋,而且,特别擅长搞秘密情报。
    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使得国共关系由明争转为暗斗,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升级。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边区政府代主席逃亡!八路军少将失踪(1)
    延安惊险不断。
    1937年春夏,抗日军政大学展开对张国焘的批判,涉及到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学员。许世友等人接受不了,密谋出逃。设在学员之中的“网员”把这个情况上报,西北保卫局立即采取措施,拘捕了企图出逃的人。那天夜里,保卫局的干部战士提着马灯满山找人,紧张得很。
    毛泽东得知消息,亲自找许世友等人谈话。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一人的错误,不能由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承担。而且,这些企图出逃的学员,并不是投敌,而是打算到陕南打游击,继续同国民党斗争。毛泽东决定释放许世友等人,让他们继续在抗大学习。这些人仍然受到党的信任,许世友还被派到山东独当一面。后来,这些人中出了一批著名战将,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之中,始终忠诚于统帅毛泽东。
    受到批判的张国焘,在延安依然是级别很高的官员——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这个名位不低的官员,在1938年4月4日失踪了!
    边区政府主席本由德高望重的林伯渠担任。林伯渠不仅在共产党内被尊称为“林老”,在中国政界也是老资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第一军军长程潜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考虑到两人过去的搭档关系,中共中央特任林伯渠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与驻扎西安的程潜就近联络。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又委任张国焘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考虑到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又决定在林老外任时由张国焘担任代主席。战争年代,这个政府主席实权不大,但是却有国民政府的认可。国民党客人访问延安,可以不认毛泽东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主席,却不能不认张国焘这个边区政府的主席。
    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中部县。每年清明,国民政府都要委任大员到黄陵设祭。1938年的祭奠,因为抗日战争而更加具有民族团结之意义,毛泽东亲自书写祭文,而且派人去黄陵陪祭。
    不承想,张国焘早有脱离共产党的打算!
    自从争夺中央最高领导权失败之后,张国焘始终郁郁不得志。王明从苏联带回的肃反消息,更使张国焘担心自己的安全。瞻前顾后,张国焘决心离开边区另寻出路。这次黄陵祭拜,恰恰提供一个合理的离开边区的机会。
    张国焘到达中部县之后,主动向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政治部主任谷正鼎示好,蒋鼎文也试探性邀请张国焘去西安。张国焘当即抓住机会,坐上蒋鼎文的汽车就走。①
    擅自出行国民党统治区,而且甩开组织委派的护送人员,张国焘的这次突然行动令延安想到:这决不只是简单的违纪行为,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企图。
    离开中部县的张国焘,试图脱离中共保卫机关的视线。到西安,张国焘住进西京招待所,有意避开八路军办事处。直到4月7日,与国民党方面安排妥当,张国焘才在火车站台约见林伯渠。身边有国民党特务护送,前程是国民党控制的武汉,火车还有几分钟就要开了,张国焘以为,中共的保卫机关已经无奈。
    自以为计划周密的张国焘小看了中共保卫机关的本事!
    西安的林伯渠将见到张国焘的情况报告延安,中共中央立即向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发报,要求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接到延安电报,判断张国焘决心逃离革命。此人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解大量党内高层机密,如果叛变投敌,将对中共造成很大危害。周恩来特派李克农把张国焘“接到”办事处来。
    这是一个十分难办的任务。张国焘擅自出行,却未公开叛党,所以此时对他还只能是“接”。
    李克农带童小鹏、邱南章、吴克坚三人,到汉口火车站“接”张国焘。一连等了三天,十八趟列车过去,张国焘还是踪迹全无。直到4月11日傍晚,邱南章终于在西安开来的车上发现西装革履的张国焘!李克农和吴克坚立即上车,代表王明和周恩来请张国焘到长江局去。迟迟不下车的张国焘正在等待国民党特务来迎接自己,没想到先遇上共产党的龙潭英雄!张国焘百般推辞,李克农等人连劝带搀,硬是把张国焘挟持到正在等候的小汽车上。等候张国焘下车的国民党特务这才发现,立即阻止开车。身穿第十八集团军官服的邱南章和吴克坚立即拔出手枪,特务稍一迟疑,汽车已经飞驰而去。
    张国焘落入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反复说服,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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