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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的火腿大王，姐妹三人一起来到延安，都在保安处工作。姐姐浦时英的丈夫罗绍华，正是秦平来延安工作的接头人，两人相当熟悉。罗绍华告诉秦平，浦群英尚无恋爱对象。秦平赶紧向周兴汇报。没几天，邓小平又来了一趟。过不久，周兴找浦群英谈话，把浦群英调去中央机关工作。①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邓小平择偶（2）
组织上介绍浦群英与邓小平结识，起初浦群英并不乐意。2002年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浦群英自己说了这个情况。不过，作者了解的情况，好像更为严重一些。在一期班中，浦群英、吕璜、邓涛三个女生分外要好，曾被领导批评搞小集团。吕璜知道，当年动员浦群英和邓小平谈恋爱，组织上施加了压力！
这个浦群英就是卓琳。对于这段婚姻，卓琳在一篇回忆周兴的文章中提到：“作为一名
公安战线的新兵，对于部门的最高领导，我们只知其人而并不相识。记得有一天，周兴同志找我谈话。我报告后进去，第一次见到久仰盛名的领导。一眼窑洞中，简朴的办公用具，简朴的衣着，一切都是延安那种既熟悉又普通的风格。周兴同志问了我的情况，告诉我要调我到保卫部门工作。谈话简练、明确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兴同志，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谈话和对我的调动，对我未来的生活竟然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到了党中央的保卫部门后，我认识了小平同志，并最后与他结成终生伴侣。可以说，在众多热情关心小平同志的人中，周兴同志也是一位积极分子。”②
正是周兴等热心人的精心安排，终于使卓琳和邓小平走到一起。
以后，这两家一直交往不断。解放战争，统帅二野大军的邓小平，攻打国民党首都南京，特意向中央要人，请边保处长周兴首任南京市公安局长。后来，二野进军西南，邓小平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周兴任西南公安部长兼重庆市公安局长。1973年，邓小平还在软禁之中，从云南到北京开会的周兴，悄悄前去探望老首长。邓小平复出之后，周兴有了可以讲心里话的上级。一次，江青无理指责周兴对她搞特务工作，周兴当场顶撞。会后，周兴心中难耐，向老首长邓小平讲了对江青的意见。邓小平想了一下说：“老周啊，算了，算了，她随便说的，她也不能代表中央，也不能代表主席嘛！”1975年初，中央发出解决云南问题的文件，离开北京前，周兴又去请示邓小平。8月，周兴病重，中央派专机把周兴接到北京治疗。住院第三天，邓小平就亲自到医院看望。10月3日，周兴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周兴病危时，中共中央副主席、老战友汪东兴守在病榻旁。逝世后，第一个赶来致哀的中央首长就是邓小平。
卓琳与邓小平定情之后，还在延安城里请了一次客，出席的都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和检查站同事，吃饭地点是新市场的一个小饭馆，主菜叫做“三不沾”！这“三不沾”纯属陕西地方风味，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吃起来甜软滑腻，既不沾碗也不沾筷还不沾牙，俗称“三不沾”！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女方的工作驻地举行，共同举办婚礼的一对孔原和许明都是卓琳的中社部同事。①
卓琳的运气很好。邓小平这个老干部，不但有很老的革命经历，而且还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的眼光很准。卓琳从此伴随邓小平一生。女儿毛毛写道，邓小平躲过文革冲击的法宝就是和家人在一起。
在男人眼中，女人一般毛病多些，女干部能让男干部称好更不容易。作者采访的保安处干部，普遍称赞卓琳。1996年保安处一期训练班同学聚会，卓琳因事没能参加。1999年3月16日，一期训练班60周年，腿病行走不便的卓琳，特意把老同学请到自己家中，还特意请上老领导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卓琳紧紧拉着吕璜和姜鹏两个女同学，和邹瑜、谢衡、杨黄林、刘平等几个男生一起合影留念！
保安处训练班的女生人才出众，不止邓小平到这里择偶，作家刘白羽、周立波，保卫干部汪金祥、谭政文都到这里找到终生伴侣。
现在的青年看到这种由组织介绍的婚姻，不禁会想到是否干涉了个人权力。可是当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白区工作有“住机关”之说。为了掩护身份，男女地下共产党员，由组织安排，假扮夫妻住在一起。日久生情，假夫妻往往变成真夫妻，可是，工作需要分开时，真夫妻又要分离。有对干部住机关四年都保持独身，到延安重逢后才真正结婚。当时，这种结合与分离，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无所谓结婚和离婚。文化大革命斗争白区老干部，说这个有三个老婆，那个有五个老婆，其实都是这种“住机关”，并非喜新厌旧。红区干部的婚姻，也难能全由自己做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苏区后，没有夫妻生活，到处追女人，组织上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战争年代，生死存亡第一，爱情与婚姻都要有所服从。
其实，组织安排的婚姻，前途未必不好。邓小平与卓琳就度过幸福的一生。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倒是个人的选择，并未接受保卫部门的意见，反而铸成毛泽东晚年的极大不幸。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遗失的毛泽东讲话（1）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始人周恩来这样评价保卫工作的重要：“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毛泽东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
可是，尽管中共领袖十分重视保卫工作，我们却很难在他们的文稿中找到有关保卫工作
的专题文章。难道毛泽东从未专题写作或谈论保卫工作？
196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找到汕头地委书记邹瑜，询问一份毛泽东讲话记录的下落。说起这份记录的丢失，邹瑜真是万分遗憾。那可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惟一的一次长篇专论保卫工作！
那是1939年9月3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召开边区保卫工作人员大会，主持人周兴特地请毛泽东到会讲话。
毛泽东这天兴致勃勃，一进周兴的窑洞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前两天，德国把欧洲的侵略战火烧到波兰。毛泽东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战事的扩大，必将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保安处小礼堂，毛泽东详细讲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保安处的干部大多工作在偏僻的农村地区，能够听到毛泽东的讲演十分入神。会场有个长方桌，毛泽东坐在一端讲话，保安处文书科长邹优瑜就在旁边记录。
毛泽东讲演中关于保卫工作的主题是：“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与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的关系”。毛泽东说，做特殊工作的人，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不懂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就不懂一般规律，就会成为盲目的技术工作者，就不能把握政治方向，不能运用党的策略同敌人斗争。不懂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就是空头政治家，不能做好本身的工作。因此，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保卫工作者，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同时精通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
显然，毛泽东将他正在研究总结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保卫工作的认识。而他辩证地阐述保卫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明确的针对性。既批评了将保卫工作简单化、神秘化的做法，也强调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毛泽东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全场鸦雀无声。
毛泽东讲话后，中社部部长康生发言：刚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指示目前抗战的新阶段及由此而产生的紧急任务，这是大会一切工作的指南，是我们决定反日隐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主要基础。
周兴十分重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因为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系统论述保卫工作。周兴当即指示，把这份重要讲话的记录存档。解放战争时期，保安处转移，大量档案被销毁，少量档案被敌人挖走，这份记录稿至今没有找到。能够看到的，却是康生的一次例行发言。①
尽管我们没能看到这次讲话的原始记录，但是，邹瑜等人的回忆，还有此后中社部发出的文件，却可以使得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在对中共的保卫工作实行路线调整！1935年的遵义会议纠正军事路线的左倾错误，1938年的六届六中会议纠正政治路线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正在逐步调整全党各方面工作的路线。
情报、保卫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刀把子”啊！枪杆子固然重要，可那还是用于对外作战。这刀把子，却是负有巩卫内部的使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刀把子里面有领导权！古今中外，无论帝王还是领袖，最高领导都要紧紧把刀把子握在自己的手中。
国民党那边，无论中统还是军统，凡是特务组织，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容置喙。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是谁呢？
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独行，这个区别极大。
苏联向来实行个人负责制度，苏联的保卫部门更是独立系统，垂直领导。各级保卫部门都由上级保卫部门领导，最高的保卫部门则由斯大林个人领导。向苏联学习，中共的保卫工作起初也采用独立系统，垂直领导体制。苏区流行“三驾马车”之说，在一个单位，党的书记、军事或行政首长、保卫局长或特派员，三人平起平坐。特殊情况下，一个单位的保卫局特派员可以不经军政首长批准而直接下令逮捕人犯。在更为特殊的情况下，特派员甚至可以逮捕同级首长！肃反时期，保卫工作的权力更是膨胀到惊人的程度。刀把子已经不听主人的指挥，甚至砍伤主人的手！
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就会犯下严重错误。痛定思痛，到达延安的中共中央开始吸取肃反的教训。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之后，开始改变领导体制，其中也包括保卫工作的领导体制。
毛泽东向来主张实行党的集体领导。1927年7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实行“三湾改编”，首创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党的前敌委员会是统一领导军队与地方工作的领导核心。1929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肯定毛泽东的经验，这种制度被写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
1931年王明占据中央领导地位以后，却严厉指责“红军中亦以党包办一切”。要求“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行法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意味，同级军事首长、同级政治机关乃至同级党委，都要最后服从政治委员一人。这种“政治一长制”，把最高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一旦遇到一个素质很差的领导，或是最高领导出现严重失误，就会导致无法制止的错误倾向。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大批杀害自己同志，甚至杀害高级领导干部，就与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相关。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遗失的毛泽东讲话（2）
中共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由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决定。七大决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1946年，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率先在所属部队实行党委制。1947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和推广晋冀鲁豫的做法。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规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应该在这支军队中建立起它的绝对领导。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
虽然这种正式规定颁布于七大以后，但是，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强调党的集体领导。
西北政治保卫局成立后，在1936年7月14日颁布《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工作条例》，规定：特派员在工作范围内应受同级党、政府、红军部队政委领导，并在党、政府、红军部队或他种机关同意之下，可以列席其会议。”这是保卫系统首次改变完全的垂直领导体系，首次规定接受同级党政负责人领导。
西北政治保卫局在1936年9月20日颁布《政治保卫局暂行组织纲要》又明确：“政治保卫局是苏维埃政权与一切苏区内部反革命斗争的权力机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负责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民族革命利益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