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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已经开始任命自己的政权，但是，各地的国民党官员还是赖着不走。武力夺权最为简单，可是将会遗人口实，好像共产党闹不合作。擅长群众斗争的共产党，发动群众起来驱逐国民党官员。发动群众的要件是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这时，通过隐蔽斗争掌握罪证，就成了关键手段。
甘泉县位于延安正南，这里的国民党县长杨烈十分顽固。保安处在甘泉小学发展情报关系石志文，石志文担任校长后，设法取得特务教师马占海的信任，又通过马占海得知，国民党驻甘泉的特务头子是县政府科长潘声华和省里派来办义务教育的杨通顺。潘声华从共产党的甘泉县保安科中，拉出警卫班长张风彩作内奸，企图策划叛逃事件。保安处设计取得潘声华的书面证据后，召开全县自卫队和群众大会，当众公布罪证，搜查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又由边区政府批准，公开逮捕潘声华、马占海等特务分子。就是这样，国民党县长杨烈还是赖着不走。1940年初，边区政府决定，将其“护送出境”。
富县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八路军炮兵营长匡裕民的案件，也由潜伏在保安队中的内线提供证据。边区政府正式批准逮捕凶手，解除保安队武装，国民党的县衙门立即瘫痪，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改为县政府，蒋龙涎也被“护送出境”。
有趣的是，国民党延安县政府被驱逐，前县长马豫章却留下升官，1943年当延安副市长，1944年当延安市长。无论当国民政府的县长还是边区政府的市长，马豫章始终是共产党员！
到1941年春，国民党嵌入边区各地的党政军机构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
插在心头的钉子全部拔除；共产党这时才可以舒心通气地发号施令。
第四章 拔除钉子
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三通”
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下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这两个局，人民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
“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往。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
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通讯。
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最初的人马有所长陈石奇，成员高继铨、朱桂芳、雍晋炳、林松、李石生、秦平，勤务员白雪生等9人。
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同时，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讯。
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于日本的地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之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
检查所对于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检查。可是，检查人员之中，除了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检查缺乏技术手段，只有碘酒和苏打水两种化学试剂。一孔窑洞里面，9个年轻人整日整夜地翻检大量信件。保卫部长布鲁不时上门辅导。一次，布鲁检查邮包，还被里面的老鼠夹子夹了手。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
夹杂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检查进度。
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之中夹有密写！出身无锡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夏似萍、华明等姐弟三人一起来到延安，就读抗大。华明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脑子很灵，听毛泽东讲课，能够即时全部记录下来。毕业后，华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检查站看到，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起初并未引起注意。可是，有封信却写道：“你们太傻，被醋泡了，用碘酒一擦就行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提醒检查人员，用碘酒擦拭信件空白处，果然出现密写内容！扩大检查，寄给华明姐弟的信件之中多有密写。检查站把密写内容抄下之后，把原信用苏打水还原，而后邮给收信人。华明与夏似萍大概都不知道家信有密写，回信也没有使用密写。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大都是关心孩子生活，还写了一些日军占领无锡之后的社会状况，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建国后，华明曾任鞍钢厂长。①
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
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工资比新来的局长还高。通过这个信差，邮政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长，电信局长测验梁济的毛笔字之后，就收下这个学生当事务主任，每月工资法币40元。梁济从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的局长是中统特务，电信局在抗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局长等主要干部换成军统特务。
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就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后被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就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提供电信局内部人员的实情。原来，电信局初来延安的人员只有局长李钧一人是军统，其他人有的只是一般技术人员。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徐邮务佐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②
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到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发回重庆的密电，也落入军委二局手中。
想来令人感叹。
国民党撤到台湾以后，五十年不肯与大陆三通，理由是自己处于劣势，怕共产党乘机搞情报。可是，共产党处于劣势的时候为什么不禁止三通呢？不但延安时期从未禁止三通，就是在苏区时期也从未与白区中断三通。情报渠道就在那里，你可以搞，我也可以搞，为什么一方要怕另一方？
不同的政策表明不同的气魄，不同的气魄来自不同的自信。
第四章 拔除钉子
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1）
对付国民党的特务破坏，延安的对策是以攻为守。这攻，就不能只在家门口打仗，而是要攻入敌阵。
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给延安把门，西安的八办就格外重要。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是罗青长。罗青
长于1938年底从中社部训练班毕业，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兼管安吴青训班。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的夫人王平也是枣园三期毕业的，在八办管理保卫工作。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后来都成为中央警卫部队的首长。
罗青长在西安还有更深的隐蔽工作，担任吴德峰情报系统的副书记。吴德峰在西安的公开身份是长江日报记者，实际在西安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渗入国民党情报机关。邓宝珊的三十八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杨主任是地下共产党员，给了罗青长一个中尉书记官的掩护身份。
安排罗青长到至关重要的西安负责情报工作，足见中社部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罗青长作风细密，思维清晰，记忆力奇佳，正是一个搞情报的好材料。组织上对罗青长的关心，甚至到了帮他解决个人问题的程度。“个人问题”，在中共组织中是恋爱婚姻问题的别称。罗青长本来有个恋人，也是机要人员，受命潜入敌区工作不幸牺牲。罗青长这次到西安工作，身边也需要有个女性作为掩护。对于这个很可能成为罗青长妻子的女性，李克农精挑细选，找了聪明俊秀的女机要员杜希健。两人同进同出，出没于西安城的大街小巷，边工作边恋爱，却也其乐融融。一次深夜返回七贤庄八办，突然遇到国民党特务搜捕，还一起躲避在黑暗的角落。假夫妻后来变成真夫妻，这段生活深深地刻印在罗青长的心中。每当西安有人来京，询问罗青长带些什么的时候，罗青长总是说：羊肉泡馍。那西安的羊肉泡馍，就是年轻人谈恋爱时的最佳美餐！
罗青长的西安生活又有极大压力——国民党特务时刻在威胁八办安全！1938年7月31日，西安八办的少将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不久，又有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四个看守火车站的人相继失踪。侦破案件，保卫八办安全，成为罗青长肩上的重担。
西安八办的驻地七贤庄一号原是一座牙科医院。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创办了这所医院，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地方。
七贤庄一号，成了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陕西省调查专员、中统头子郭紫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四个行动队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西安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监视西安八办的积极性高到要大争大吵的程度！1939年，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设立特联汇报机构统管特务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乘机把监视八办的权力揽到自己一人手中。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红帮山主”，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却是一个老牌军统。常圣照接任后立即积极着手严加监视，在七贤庄八办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监视出入人员；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哨亭高出墙头可以看到七贤庄院里；在七贤庄对面的作秀女中墙后设立隐蔽的监视点，挖个小洞偷窥。监视组共派9人，3人一组，每组配备两辆自行车，一组定点监视，两组出动跟踪。每个点都有电话，随时与特联汇报秘书处联系。每天晚上，监视组都向秘书处提供书面汇报。
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门外展开。
一天清晨，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七贤庄大门冲出，后座还带着什么东西。监视组的两个特务立即骑车跟踪。那八办的青年把车骑得飞快，进新城，到东大街，出东门，又回转火车站，绕过钟楼再出西门，又跑北大街、南大街，把西安全城转遍，也没见什么秘密联络，原来是带着特务遛弯儿！盯梢是个苦差使，跟得紧了被发现，跟得远了被甩掉。七贤庄的人对西安街道越来越熟，特务的跟踪也越来越难。这天大雨，小学的土墙塌了一段，墙后监视的特务就露脸了。对面八办的人笑喊：“辛苦了，过来坐坐？”特务正在尴尬，对面又扔来香烟，气得常圣照把这个点儿撤了。
恼羞成怒，特联汇报秘书处索性布置西安警备司令部，以登记为名进入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谷正鼎期望找到错处借机下手。可是，罗青长精细布置，使得每次检查都人枪对数，就连子弹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一次检查发现少了五粒手枪子弹，特务正要发作，却发现床铺上掉了一个弹夹，其中子弹恰是五发！
特联汇报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七贤庄里面有大功率电台，就以查户口为名进门搜查，可是总也查不出来。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长派侦缉队长带队突击检查，仍未发现电台。这个巧妙隐蔽的秘密电台，现在成了革命遗迹七贤庄的一个参观点。
八办也为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