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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惩治汉奸就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任务。锄奸，也就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主要任务。
1938年3月27日傍晚，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
会场正面，一列长桌摆成半月形。正中端坐审判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成仿吾、莫文骅，旁边是来自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人民陪审员。
会场旁边，三挺高射机枪直指蓝天。
会场之中，近万干部群众凝神倾听。
被告人吉思恭被押了上来。
案情是一个诡谲的故事。北平的“孔女”和安徽的“张女”，不远千里来到西安，打算到延安读书。一个自称是八办政训处处长马克志的男子，主动上门联系，说是可以介绍两人去陕北公学。马克志对两个女生进行简单的考察，便介绍她俩入党。说是孔女身体较弱不宜去延安，写了一封介绍信，要她去耀县工作，张女则成为随身秘书。马克志带着张女去延安，沿路测绘地图，发出信件。投宿时，说是工作掩护，让张女与自己同居。这一男一女正在渭南考察，突然被捕。马克志声称找西安八办营救，公安局告诉他：八办正在找他这个政训处长。处长闻言登时垮了。
原来。马克志真名吉思恭，1936年加入日本特务机关。绥远抗战时带领一个日军间谍小组活动，被傅作义部队逮捕，因证据不足释放。后来又到西安，以地舆学社的工作掩护进行情报活动。吉思恭尾随报考学生混入八办，听说这两个女生想去陕公，就假借政训处长名义诱骗，一是想借人掩护自己测绘陕西兵要地图，二是借机骗色。没想到孔女到耀县没有找到吉思恭推荐的联络人，回到西安到八办找政训处长，无意中揭穿骗局。
公审大会上，吉思恭供认自己参加日本特务机关，接受测绘、密写训练，曾经绘制地图秘密邮寄给日本特务机关，每月领取300元津贴。
抗大代表、妇联代表在大会发言，要求严惩汉奸。经过退场商议，审判长宣判：吉思恭执行汉奸任务，处以死刑。
万众瞩目之中，汉奸吉思恭被枪毙。
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山西的集团军司令部，在太原、汾阳、离石、岚县、临汾设有特务机关，在临县、兴县、碛口、军渡、柳林、三交设有特务据点。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先后被延安捕获的派遣特务有拜明耀、宋昌龄、罗鸿沟、王玉田、蔡长庚、橄玉书、李田心、李巨川、高子文、王芝生等人。还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遣到延安的林苏果夫妇，王哲夫妇。
遗憾的事实是：日本人在中国不难找到汉奸！
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就要对同胞之中的汉奸分外警惕。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高级特情突击竞赛”
黄河天堑和潼关天险阻挡日军进入陕西，延安始终处于后方，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力图渗入延安，但还是难以实现。对延安威胁最大的间谍活动，实际来自国民党。
中共于1936年底进入延安。1937年5月，蒋介石派遣中将高参涂思宗率团访问延安，军队系统的特工科长杨蔚混入活动。1937年冬天，徐恩曾派人到延安“作了一次探险旅行”，了解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策略。这个间谍从延安搞到一本题名《党的策略路线》的书，据说
是张浩在“抗日大学”讲课的教材。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到各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介绍间谍经验，风光一时。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此人高升“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也许与这段秘书经历有关。
国民党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可是，作者向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汪东兴、刘坚夫等人打听，他们都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没有用过沈之岳这个秘书。又询问曾经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才打听清楚。原来，这沈之岳确实曾经进入延安，1937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溜了。什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那是吹牛！①
无论自称的间谍成绩有多大水分，中统、军统做延安工作还是十分出力。
围绕陕甘宁边区，中统原有山西、陕西、宁夏等省级区室，又建立洛川、榆林、彬县、西峰等专区级区室。延安、甘泉、富县等地的邮电局中都有中统特工，中统特务梅某还担任延安电报局局长。
军统的前身组织从1932年起即在陕西、甘肃活动，1934年在西安建立陕西站，由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陕西站针对陕北红军展开工作，建有绥德、洛川、汉中、安康、潼关等小组。甘肃站设在兰州，由中共叛徒史铭任站长。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军统即在西安成立西北区，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成为军统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区，张严佛任区长。西北区的特务组织很快扩大到五省范围，设有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20多个组；西安无线电支台，下属20多个分台，台长汪克毅还以延安电报局局长的身份，驻扎延安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派遣一个考察团去延安，张严佛就派中共叛徒郭子明混入，郭子明回来写了两万多字的延安情况报告，立即被提拔为军统局二处中共科科长。
西安事变爆发，军统西北区一度垮台，很快又恢复。1941年，军统进行针对延安的组织大调整。将原来的西北区改为晋陕区，管辖山西、陕西两省。新建西北区，管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两区从东西两面形成钳形攻势，夹击陕甘宁边区。晋陕区有榆林、洛川、延安、马栏、三边等组。绥德附近的吴堡是延安通向晋西北、华北根据地的要道，军统特意将这里的榆林组上升为榆林站，封锁黄河渡口，从东北方位向延安渗透。西北区由中共叛徒程一鸣任区长，下设兰州站、平凉站、武威站、宁夏站，还有西峰组、迪化组、青海组、拉萨组、酒泉组，从西面渗透陕甘宁边区。
如何派遣特工潜入边区，中统、军统都想了不少点子。在边境地区拉拢人员建立秘密组织，在行商、小贩中发展关系混入延安，还专门训练谍报人员打入中共组织，但是，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
对共谍报，国民党以往的成功大多来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统特别重视采用“突击”政策。所谓“突击”，就是对中共成员进行秘密逮捕，强制说服，拉拢其为内线，而后秘密释放。突击活动先后有“内线突击”、“自首政策”、“一和二运动”。1940年，中统又下文在全国各省室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委各级与后方留守机关的高级负责人为对象，定10—12个月为突击期，由各省室主任及实验区长亲自主持，每单位完成1—2人为合格。①
“特情”工作又不是体育活动，居然还要开展“竞赛”？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开展谍报工作之积极与急迫。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打暗仗”（1）
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成了公开的“友党”，两党之间的暗中特务活动本应自然消亡，但是，公开归公开，暗地里却是另一番图景。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归纳敌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暗的仗因为是暗，许多人不大注意；正因为是暗，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人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这就是反敌探奸细反共特务的
斗争，叫做锄奸保卫工作。”
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明仗”是“军事斗争”，“暗仗”是“隐蔽斗争”。
边区政府报告指出：“暗的敌人”来自两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反共分子的特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日寇直接奸细”。从1939年至1941年；延安保卫机关共破获73件。太原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高子文，以三千元特别费，专程到延安谋刺毛泽东、周恩来。山西日本特务机关训练小勤务李永茂，派到边区偷文件、偷密码、放毒。抗大和陕公还发现日本培训的夫妻间谍。第二种是“日寇间接的组织”。1937年至1938年，边区内外有百余股土匪，李青伍股在劳山伏击周恩来，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要打通山西路线迎接日军，绥德、关中还有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1938年至1939年破获日寇收买哥老会组织的“探访委员会”、“地方探访队”、“防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义贯大刀会”等。
从以上概括可以看出：当时对日本特务十分重视，但情况掌握得还不够准确。比如：判断李青伍是日本特务，伏击周恩来是为了破坏国共谈判。
“暗的敌人”，第二方面是“反共分子的特务”。“和日寇无形中结成统一战线的就是反共分子的特务。”
这些反共分子又称“顽固派”，实际指国民党中坚持反共的派别。这个派别弹性很大，国民党的总裁在内部总说“有共无我”，到了一定时候，特别是有意与日本媾和时，也会公开反共。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确实就是“和日寇无形中结成统一战线”。“反共分子的特务”，这“反共分子”的限制词，实际是照顾国共合作，其真实内容，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保卫圈内简称“国特”是也。
中社部指出：“国民党在中国有长期统治历史，庞大特务机关利用着相当数量富有政治经验的我党叛徒及具备着其他便利条件，因此，尤须切实掌握政策，分化其社会基础，以达肃清内奸，粉碎敌人之目的。”
无论“日探”还是“国特”，对外统统纳入“锄奸”范围。凡是针对共产党针对边区的特务行为，都是资助日本侵华的奸细，都属非法，都应铲锄。“反特”、“反间”，也许还有党派之争的色彩，“锄奸”却是民族大义，名正言顺。以“锄奸”代称抗日时期的反间谍工作，可见此时中共反间谍策略之高明。
如果说中共对于日本的谍报机关还了解不够的话，国特机关则是老对手了。
边区外围的国特也分为两种：
“建立边区外围的特务堡垒”。“第一，边区周围各县，上自党务、行政、军事、交通、文化等机关，下至乡村保甲，一律都是受过训练的所谓‘忠干人才’，专以破坏边区为能事，这类机关，共计有三百多个。”“第二，组织群众的特务团体”。“第三，秘密建立所谓肃奸网、递步网、谍报网等”。“第四，制造土匪，如经常骚扰边区的赵老五、张庭芝、夏老幺、陈老大等，都为他们所支持，其次则公开纵兵为匪，如过去的西峰保安队、清涧保安队抢杀行旅，最近之原何绍南保安队，准备侵入边区”。
“布置边区内部的明暗点线”。“一是以公开合法的机关和团体作为变相的领导特务机关的明点线，其次是设法打入我内部，或直接派人，或用金钱美女收买的所谓暗点线（内线）及建立秘密保甲等，这是反共分子破坏我们的主要策略，三年来经我们发现的达一百人以上。”①
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下发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面对日益加重的反间谍任务，边保重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自己的监听电台，配备技术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还创办情报刊物《书报简讯》，定期向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通报敌特情况。
针对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情报据点，边保也设立自己的情报据点。面对南、西、北、东四个方向的国民党谍报力量，边保于1941年增设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处。
边区的锄奸工作还注意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进行。将原来是政府机关的“锄奸委员会”改为群众团体，由乡参议会在公民中选定七人组成，乡长、锄奸主任、自卫军连长为当然委员，负责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锄奸工作。
中共的组织能力极强，边区的党政军群都动员起来锄奸，边境有检查站的盘查，内部有组织部门的审查，这就使得敌特打入相当困难。
日本特务机关培训了一个中国间谍王玉田，作为巡回教师混入根据地，在晋西北被逮捕，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个巡回教师变成巡回反面教员，向各地介绍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特点。通过破获日本特务，中社部还掌握了日本人与阎锡山秘密谈判的情况，中共中央适时进行公开揭露，制止国民党方面的投降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