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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打暗仗”（2）
延安有所日本公民学校，各根据地抓到的日本俘虏集中到这里，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后来的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教育培训。这里的日本学员很多都转变思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还组成“日本反帝大同盟”，向日本人和国外宣传抗日思想，策反侵华日军。因此，这个学校也就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渗入破坏对象。
有个日本兵学员被借调到边区高等法院协助工作，同时监管改造。说是监管，其实相当
自由，这个日本人满延安晃荡，抗大上课去旁听，部队训练去观看，延安召开群众大会还上台发言，显得相当进步。后来因为受怀疑而被捕，两个战士押送，一人放下枪去大便，这个日本人便抢枪打死两个押送战士，用指南针引导向黄河方向逃跑。边区各地都有锄奸组织，这个日本人混不过关卡，就强迫农民做饭，却被农民悄悄报告锄奸部门。就在这个日本特务用裤子装满馒头，扛在脖子上赶路的时候，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的一个班及时赶到，将其击毙。①
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声势浩大，又组织严密，明里暗里织就天罗地网。。无论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将派往边区视为畏途。沈之岳等人进来不久，看到前程危险，就自己开溜了。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
建立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
打进去——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本书第五章中描述的间谍就是这种实例。
拉出来——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服务充当内线。本章着重叙述这种间谍。
间谍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任何一方的情报、保卫机关都十分重视入口，新人加入一律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口之后，还有重兵把守的通道。混过政审加入组织的间谍，要想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还要经过多道筛选。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适时收到效果。
选择敌特机关之中关键岗位的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叛徒上尝到甜头，因此特别注重对中共采用“拉出来”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红军高级干部徐梦秋，拉出去不少共产党干部。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
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的团长何志德急匆匆来到设在交道镇的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
接待何志德的边保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何某可是个著名的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遭受国民党的迫害，位列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此人怎能叛变呢？
搞锄奸工作，对于秦平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秦平原名强万夫，山西介休人，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到山西决死队从军，10月由钟赤兵介绍到延安找周兴。起初在抗大锄奸部，1938年2月调到边保一科（情报科），后来到陇东做外勤工作。1941年2月，刚从陇东调回延安的强万夫，又被布鲁派到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科长。同事张季平说：你强万夫这个名字敌人知晓，给你改个名，我叫季平，高鹏飞叫富平，你就叫秦平吧！于是，强万夫就变成秦平了。
何志德向秦平详叙经过。富平一带是国统区与边区的交界之地，何志德在边区剧团工作，族兄何某就在五里外的国统区淳化县通润镇税务局工作。前些日子，何某托人捎话，说是有要事相商，要找何志德面谈。路又不远，何志德没有请示组织就当晚上路，从小路绕过国民党的检查站，顺利到达通润镇。见到何某就发现不对头。何某明确要求何志德秘密自首，在边区充当中统的内线！何志德不答应，何某就拉下脸子威胁。磨到半夜，何志德假装解手，披着何某的棉大衣，连夜跑回边区。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
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栏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
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机，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
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青年，也会被国民党拉出去做特务！事实使人看到：“拉出去”比“打进来”更危险。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要防止敌特“打进来”，又要防止敌特“拉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防止“拉出去”的任务更加重要！①
都知道“拉”比“打”有效，那么，人家能够从我们的队伍之中“拉出去”，我们为何不能从他们那里“拉出来”？
难啊！不是难在别人不让拉，而是难在自己不肯拉。
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曾经从国民党中拉出鲍君甫，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国民党的“拉”，共产党最好的防御也是“拉”，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不会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利用的人（进步人士、动摇汉奸、投机分子、失意分子、叛徒等等）则内线工作不能得到大的成绩。”有了中央的上方宝剑，情报部门就放手在敌营之中开展工作。
国民党本是革命起家，吸收特工人员也以革命理想为号召。可是，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正在走向腐化，就连抗日也要张学良兵谏，这就失去进步的号召力。于是，已经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步青年，就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念头。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以“拉出来”对“拉出去”（2）
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在后方，张蔚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
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情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硕卿，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余硕卿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余硕卿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余硕卿改名黎琳，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琳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琳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她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黎琳到曾家岩八办报到时，叶剑英正在物色人选联络军统的电讯小组，于是，黎琳又改名张露萍，成了张蔚林的妹妹。
张露萍在军统中又发展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二十的张露萍任支部书记。
这个秘密支部很快拿到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波无处匿藏，都暴露于中共侦听之下。通过赵力耕、杨洸这两个报务员，张露萍可以拿到军统总台收发的电报稿，就和冯传庆、张蔚林一起琢磨破译。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发到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被动。①
举国抗战，谁能高举抗日大旗，谁就赢得人心。可是，蒋介石的首要任务是保住手中的权力，未免在国内各派别之间勾心斗角，这就输了共产党一筹。
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个国民党的“死穴”。凡有国民党高级官员路过延安，毛泽东大多亲自交往。1938年5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去西安公干，回驻地榆林路过延安，不住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却在骡马大店落脚。在延安全城布有眼线的公安局得知情况迅速上报。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宝珊的到来，立即指示交际处长金城热情招待，自己上门看望。邓宝珊与毛泽东交谈甚欢，第二天又应邀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参观，竟至盘桓一周，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邓宝珊原是西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从甘肃排挤到榆林。这个扼守延安东北通路的国民党上将，从不参加反共军事行动，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压力，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1942年春节，国民党派驻晋察冀边区的书记长田昆山路经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认为这人是个老右派、老特务，不予交往。毛泽东却对金城交待：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争取团结顽固分子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调查过国民党的一个地方政府，一千三百多人中，真正反共顽固派只有四五十人，不到百分之四。对顽固派特务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都看成坚决反共或愿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派汉奸。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