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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摸一顿饭的功夫,曹兴丹急匆匆赶回来说:“赶快收拾东西,立刻出发。”
“这么大雨?”王会有忧心忡忡地问。
曹兴丹说:“有人送咱们出海。我把剩下的拾几块钱和我的那块手表都送给船老大了。他答应送咱们一趟。乘着大
雨不容易被发现。他说今天晚上虽然有雨,却没有风,正好出海。”
四个人乘着夜色,冒着大雨,摸出村寨,来到海边。船老大已经等在船上了。
四人上船。船老大一言不发,解缆推舟,小渔船漂漂悠悠,离开海岸,向大海深处驶去。
四个北京来的中学生,不约而同面向北方凝视着。女孩子已经忍不住抽泣啼哭起来。
曹兴丹低声说:“妈妈,我走了。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20年后,曹兴丹果然回到北京,探望父母。陪伴他的正是那位不要家乡要情郎的女孩子,只不过早不是情窦初开的
少女,而是位颇有些风韵的妇人了。
谈起20年前的往事,曹兴丹只有四个字:“不堪回首。”
“文化大革命”期间,逃往香港的人,大多数都抓回来,或判刑或劳教,不少人在海上遇难,尸骨不还。
曹兴丹四人算是幸运的,平安到港,又没碰上香港警察。经过一番艰难困苦,四个人总算安了一个家。
王会有开了一家餐馆,当上小老板,挣下几个钱,正准备到北京来开分店,北京有关单位表现出极大兴趣,把临街
300 多平方米的铺面房入了股,算是合资。这家单位领导不知道,王会有在香港的本店,算上厨房才不过40平方米。
最不幸的是那个在香港有个姑妈的女孩,第二年就因劳累过度,得了结核病,没钱看病,眼睁睁地病死了。
曹兴丹等人也曾卖血换钱,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她姑妈开始还接济几个钱,但人家自己也不富裕,而且又是从未
蒙过面的亲戚。
曹兴丹原本打算找到叔叔,继续上学,将来当个大夫。同伴的死深深刺激了他,他下决心要挣钱,挣大钱。
20年后,曹兴丹衣锦还乡,以他父亲的名义,向医院捐了一批医疗设备,算是补偿自己少年时代的过失。
至于他有多少钱,是怎样挣来的,没有人知道,就连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也只能从他身上一处处的伤疤中揣测其
中的隐秘与残酷。
第十三章 农民抗拒狗日红卫兵
总理终止革命大串连
1000多万学生在神州大地上涌动。随着天气渐冷,问题越来越多。南方的学生到北方没有冬衣,住宿没有被子。有
的人生了病,甚至发生个别学生死亡的事,而且学生们涌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许多麻烦,也直接影响了当地人民的正
常生活。不仅北京告急,全国各地也纷纷告急。
一份份告急电报送到中南海西花厅,摆在周恩来的面前。
大串连已使国家不堪重负。
大串连必须停止了。
周恩来亲自起草“暂缓”串连的通知
1966年10月1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达到150 万。国庆节后,中央又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
生串连一个月,还要求按进出北京各150 万人至170 万人的规模安排运力。
一个车厢可坐100 人左右,一列客车是12个车厢,150 万人就得1000多趟列车,更不要说进出各150 万人甚至更多
了,按照当时的运输力量,这就是说,其他的货运、客运全部停止,光运学生也运不过来。
谷牧向周恩来叫苦:“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 万人很难安排。”周恩来说:
“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中央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
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停顿,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可是,这些方案和周恩来提出的困难,仍没有得到中央常委的重视。
事实上,大串连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中央的预想:不是150 万人,而是上千万。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是人
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谁也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更何况吃、住、行都不用花钱,也不用害怕耽误功课,因为全国大中小学
都已经“停课闹革命”,而且还可以游山玩水呢!
于是,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几乎每个车厢都挤了几百人,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出差的同志回不了单位,
奔丧的人回不了家,串连的学生也不是个个都能挤上火车、轮船,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一切交通秩序、生产秩序
都被打乱了。
为了早一点进京串连的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在上不了火车的情况下,15名红卫兵决定徒步而行。8 月25日,他
们打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旗子出发,历经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2000多里,终于抵达北京。
这一举动正巧给了为“大串连”造成交通运输严重困难而苦恼的中共中央一个启示,10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高度赞扬“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
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社论希望“各地的革命师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积极响应步行大串连的红卫兵。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连队
伍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移动。10月底,天津市白求恩卫生学校“长征革命队”步行向延安进发。一些地区红卫兵甚至决定
沿红军当年长征路线再走一次。当红卫兵徒步串连的队伍踏上征程时,已是初冬时节,这种“长征”式的串连对红卫兵
们的意志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然而多数学生依然乘车串连,毕竟乘车比徒步快捷、舒服,少数学生徒步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挤的状况。大
量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都难以调运,工业用品和粮食的调拨极为困难,已开始危及许多城市市民的生活和工业生产。
正正月初,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之所以说“暂缓”而不
说停止,首先是为了能使这个通知在中央通过。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要靠学生串连冲垮各级领导,
怎么能同意停止串连呢,另外,这样一场上千万人的行动,也不是一个紧急通知就可以停止的,只能由近及远,由易而
难,需要做大量复杂的工作。
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看来,大串连初始,把北京的火种燃向祖国各地,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后来,各地造反派相
继组织起来,红卫兵的革命大串连已经逐渐转变为免费大旅游。除了给铁路。公路的交通运输造成空前紧张之外,更重
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尖兵、先锋们都外出串连,造成冷落革命的冷冷清清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整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串连的发展趋势显然违背了这一根本目的。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恢复轰轰烈烈的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形势”,停止串连,回校闹革命便成为当务之急。
董革命抢搭最后一班车
11月10日,北京红卫兵和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等外地来京红卫兵组织,联合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
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并发出“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热热闹闹开完大会,董革命等几个中学生在回家的路上,议论说:“看样子,大串连要结束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再出去一趟。”
几个人分头行动,制作了一面红卫兵长征队的红旗,购置了手电筒、小刀、行军壶等必要物品。董革命临出门前,
把他妈妈的手表偷走,留下一张纸条,说是革命需要,暂借手表一用。第二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誓师出发。
董革命原名董文藻,“文革”期间,他先造自己的反,改名革命。但同学们多叫他的外号:老四。并不是他在家排
行第四,而是因为他生就一个水蛇腰。中学课本里有一课文选自《创业史》,描写了一个弯着水蛇腰的人物叫任老四。
于是,凡学过这课文的学生群中,都有一位绰号叫老四的。
董革命为人热情,肯吃亏,乐助人,在长征队中自然而然成了核心人物。
他们清晨5 点从天安门出发。高举红旗,昂首挺胸,沿长安街向西,经府右街,出德胜门,奔昌平而去。
董革命一行6 人,借助汽车,得以在居庸关云台之上吃午饭。
几个人从居庸关下山到青龙桥火车站,想搭乘火车。车站挤满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却没有火车。
董革命只好打起红卫兵长征队的大旗,沿铁路西行。走出1000米左右,只听后面人声嘈杂,扭头一看,6 个人的队
伍,一下子猛增到160 人还不止。自豪感油然而生。董革命想起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900 人揭竿而起,天下云集
响应。原来,只要赶上机会,不是什么难事。
看看天色渐晚,董革命招呼大家到铁路旁边坐下休息一会,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
先了解队伍成员的来源。北京学生占了一大半,剩下的竟没有一个西北军,全是从南方到北京串连的学生。一听说
要结束大串连,就拼命往西北跑,目标都是乌鲁木齐、天山脚下。
蔡小明兴奋地说:“红卫兵战友们,咱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现在需要的是,拿出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坐在草地上的红卫兵小将们举双手高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广”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好江山任我游。”引起一片哄笑。
董革命叫大家安静,看看天,太阳已经完全落到大山后面了。他大声问:“同学们,咱们是继续前进呢,还是找个
村子暂时休息一下?”
人群乱哄哄吵起来,像是一大群麻雀。
一阵凉风掠过,便有南方学生喊冷。看看再民主下去,到天亮也讨论不出个结果。蔡小明、董革命、傅学鲁几个人
商量了一下,决定就近宿营。他们发出指令,沿铁路西行,注意铁路两侧,发现灯光就走过去。
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杂牌军又西行了两个多小时,铁路右侧终于出现灯光。
是一个村子。
可迎接红卫兵小将的是满村的狗吠。紧接着,是十几个提刀握棒的小伙子冲出家门。原来,农村也开始了“文化大
革命”,阶级斗争随之激烈。
董革命等人一见阵式不对,忙大声叫:“我们是串连的学生!”“毛主席的红卫兵!”一面迅速后撤。
“打的就是狗日的红卫兵!”贫下中农们来势更凶。
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就怕对手敢于反抗。唯一的法宝——“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不灵验以后,就只剩下
古训:三十六计走为上。
百十人没命狂奔到铁路上,再回头,早没了追兵。看样子,贫下中农们的勇气是有地域限制的。几个胆子大些的学
生开始鼓动反攻,胆小的则惊魂未定,主张快跑,担心会有大股农民追杀而来。
董革命等几个领头的红卫兵召开了个临时碰头会,决定:不能因小失大,因意外事故影响大方向:长征队连夜出发。
初冬旷野,凉气袭人。100 多名大中学生,拖着疲惫的身子,沿着铁路线,借着月光,朝西挺进。走了一个小时左
右,到了一个小站。众人不等命令,涌进小小的候车室。先进去的坐椅子上,后进屋的只好席地而坐。
董革命、蔡小明几个去找站长。站长回家睡觉了。两三个值班员紧张地出来欢迎红卫兵。
看到三位工人阶级,董革命原想表示敬意,对自己突然闯入表示歉意,最后,再问问有没有开水。但想到刚才自己
屁滚尿流的狼狈样子,又看到这三位紧张得讲话直结巴,拿烟的手直发抖,不由得胆气陡增。
“我们是北京红卫兵,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新的长征。”董革命面带威严地说。
“欢迎,欢迎革命小将,到……我们狼山来。”
傅学鲁,原名傅继祖,“文革”开始,他改名学鲁,以示对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此刻,他抓住对
方退却的机会,穷追猛打:“你们这个地区,看样子对红卫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太理解,有些对抗情绪!”
3 个人忙摇头,摆手,连声说:“没有。”
董革命一把推开白造反,打断他的话,又转身对三位铁路员工说:“我们是首都红卫兵长征队,步行到此,需要补
充给养,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