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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印度作 为它在亚洲进行殖民掠夺的中心 ，特别是经由印度向其周边地区进行领土蚕食、势力扩张和 政治的统治和控制，印度的这种历史地位 对独立后的印度有影响。19世纪后期起，英国侵略 中国的西藏，也是经由印度来施行的。这种传统为 印度所继承，影响着中印关系
。因而，中 印友谊仍然有待考验。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印度同西藏上层人士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达赖喇嘛企图逃亡印度，周恩来总理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告 诫，此事对达赖和 对中印关系将产生不利影响，印度才表示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西藏和平 解放后 ，在1956年11月赴印 度参加宗教活动的达赖喇嘛几乎被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流亡分子和某些 印度人士留住不归，经周总理 向印度总理提醒此事和向达赖本人做了工作，达赖才回到了拉 萨。这清楚地表明印度同西藏上层有着 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人们知道，印度人民和西藏人 民确是存在宗教的和文化的历史联系，但是，印 度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政治影响的 传统之后，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来看，这些联系 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被利用来为印度 统 治阶级狭隘民族主义利益服务，而不利于发展中印友谊。
西藏自13世纪就成为中国一个行省 ，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的版图。任何国家企图利用边界邻接、边民交 往的传统来干涉西藏的事 务，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不能容许的。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来京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 。西藏和平 解放后，尽管中央明确，西藏的民主改革将要在做好各项准备，特别是取得当地 各界人士的同意，主 要是使上层人士做好思想准备之后才进行；可是，西藏农奴主上层分子 有些人总想把农奴制长期维护 下去，对民主改革极为抵触，并不断勾结外国干涉者，制造叛 乱事件；直至1959年3月终于在拉萨发动 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从10日开始的武装叛乱，至19日即被人民解放军所粉碎。农奴主武装的溃败，预告着西藏人 民从此将 开始和加快民主改革，人民终于真正可以全面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了。这场叛乱开 始的时候，达赖通 过给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政委谭冠三的三封信，透露了他是处在被挟持 的境地。但是后来他被挟持 到印度后，其言行逐渐变得与叛乱分子无有二致。印度则接待了 达赖等人一行。印度还不断发出不满 中国镇压叛乱和干涉中国西藏问题的言论。西藏发生叛乱后不几天，在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说中印 边 界早已 确定，并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其后又给中国总理写信和给中国政府发出 照会，坚持其边界 问题上的领土要求。他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已经对中印边界东段和 中段的中国领土的占领是合 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就是在中国管辖下的中印边界 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西藏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 里，分为 东、中、西三段。东段指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 交界处的一段中印 边界，它沿着喜马拉山脉南麓，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中 段指从中国、印度、尼泊尔三 国交界处至中国同克什米尔最南端的接界处止，系中国西藏阿 里地区同印度北方邦和喜马借尔邦接壤 的边界，大致沿着喜马拉雅山脉，有争议的领土的面 积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是指中国的西藏和新疆 同克什米尔印度占领区的拉达克接壤的边界 ，大致沿着喀喇昆仑山脉，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33万 平方公里。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 过。尼赫鲁总理在信中关于中印边界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确认的说 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争议。1959年8月25日，印度用武力打破边界现状，在中印边界东段 ，印军越过非 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该线以北的中国西藏马及墩的朗久地区，向中国边 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 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
9月13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印度 军队侵入中 国领土的一系列事件和印度国内一些右翼政客煽动反华运动表示遗憾；希望印度 方面迅速撤出入侵地 点，停止反华煽动，并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10月21日，在中印边界西段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一大批印度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的空 喀山口以 南地区，向一支中国巡逻小队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当时担任印度 情报局局长的莫立 克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承认，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挑起的。周总理建议：根据1960年 11月2日周总理与尼赫鲁总理在新德里达成的协议，中印双方从当年6月到12 月轮流在北京 、新德里和仰光进行了会晤，最后于12月12日提出了报告。后由中国方面出版的报告，中文 本厚达500来页，封面红色，又简称为“红皮书”。但在这本厚书里，除了书首由中印双 方 官员签署的共同报告三页和共同商定的议程一页以外，其后的中方和印方报告都是各说各的 。双方 各自阐述自己的道理，并就对方的阐述加以评论实际也就是批驳。不过，双方仍 然“希望本报告能 加深对中印边界事实的了解，并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
中印双方在三地的三次会晤，共开会47次，其中在新德里就有19次。新德里会晤期间中方的 准备工作 都是在使馆进行的。 据当时正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任职的成幼 殊女士回忆，中方官员，包括顾问等， 无日无夜，废寝忘食，实际费了许多精力。作为外交 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在后来“上演”的中印“照 会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说：在“照会战”期间，我们日夜迎战，全力以赴。夜半司长紧急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时，东 楼灯火通 明。边界处人员陪见并作记录，我也曾参加。口译由翻译室派人承担。我们的大量 准备工作要十分谨 慎细致。一些看似简单的示意图线条，都是依据摞摞古今中外地图反复研 究比较的结晶。那些入侵地 点都要反复查证，弄清经纬度和有关情况，准确标示。一些关键 性的点和线，连纸张伸缩造成稍许移 位都是不允许的。公开发表的都由测绘部门绘成。起草 照会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措词要恰如 其分又尽可能避免雷同。同时，还必须及时出 手，不容耽搁。我们有的同事因此得到“殷千图”、“ 裘百照”的雅号。
那时，国内各种出版物的有关图文也送来审阅，应接不暇。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部内 外、国内 外各方面的配合，而决不仅仅是几支笔所能对付的，只不过时势把我们推到了旋涡 之中。当时有些重要照会稿由一位司长带上一两个主管人员去乔冠华那里研究，当场起草或者修改 重写。那时候乔是部长助理，仍主管政策研究室。我们的工作往往是在下班后去他家里进行。这种 场合虽然 参加有限，却也难忘。记得那时乔总是一面构思，一面摇晃着脑袋朗朗念出声来， 就是西方人所说的 “大声想”（thinking aloud）。在场的人可以和他一起听到，一起想和议 论。他自己也发表意见，包 括否定原来的说法。讨论比较多的是斟酌政策口径和火候。这时 ，他手边总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 ，仿佛是他文思的催化剂。
程湘君主编：《女 外交官》，第89～90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在中印两国的“照会战”中，中方曾发出数百份照会，大多出自乔冠华之手 ，其工作量之大可见 一斑 。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和解诚意，对于中国单方面停止边境巡逻的做法，都未予以响应， 甚至有时 还当作有隙可乘。于是，人们看到，在两国官员就资料问题举行的会晤结束后， 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 界的西段，后在东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仅 1962年上半年印度就沿所 谓“ 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24个新哨所；6月起，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 线北的扯冬地区 。印度军队在入侵过程中不断地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继续发出谈判的建议。10月17日，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开始了猛 烈的炮火 攻击。10月20日清晨，印军终于按照尼赫鲁的命令开始大规模军事入侵行动，中国 边防部队忍无可忍 ，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10月24日，即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的第四天，中国政府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 解决中印 边界问题而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 平 解决。在和平解 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 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 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 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 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 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 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 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3）中 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 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 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 便，中国总理愿 意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中国政府在三项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 日 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的存在于当时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这就表明，中国无意利用自 己在自 卫反击中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另一方面，中国也决不承认19 59年以来，印度 越过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所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
中国边防部队在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在 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开始从中 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至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后撤 计划。后来形势的发展，虽然印度仍不时地制造一些小的挑衅事件，并且继续顽固地拒绝谈判，但 是中印边 界基本保持了平静，并得以维持下去。
第五部分第15节 亚非风雨（2）
周恩来总理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率中国代表团出访亚非欧14国，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间最长、出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重大外事活动。代表团 主要成员有：国务院副 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国务院总理办 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副部长 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等。乔冠华、龚澎 夫妇随周恩来、陈毅一起出访，负责代表 团访问活动的新闻采访和发布。他们先后去了阿联 （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 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
苏丹、埃塞 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历 时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全程。这次访问，对发展 中国家和中国延续 至今的友谊和密切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乔冠华无论出现在什么 地方，都颇受欢迎。因为他总是首 先尽可能地弄清周总理将访问的国家的文化和习俗，而 且 从不嫌麻烦，总是高高兴兴、仔细听取各方 面的意见，即使听到完全相反的意见也从不恼怒 。他创造了善意的、相互理解的气氛。
新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出访非洲，并且一次访问那么多国家，这是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外 交行动 。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加速崩溃。昔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 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 起云涌，先后有30个国家获得独立，史称“非洲独立年代”。在19 55年4月万隆会议时，非洲的独立国 家只有4个；到1963年底，已有34个。周恩来在万隆会 议上同非洲已独立的4个国家的代表第一次有了 接触。到1963年底，中国已同12个非洲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