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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马列的的原著读懂读透，乔冠华又在图宾根大学进修了为期三个月的德语。他 强化了读、写、听、说四个方面的训练。由于德语的语法极为复杂，要听懂，并讲一口纯正 的德语并不容易。乔冠华每天又像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那样，早晨起来在校园僻静处，或 夹着纸条背词，或照着书本大声朗读，有时在其他同学的监督下，大段背诵书本上的有关段 落，乐此不疲。
经过三个月的苦读，加上他本来就有良好的英语、日语的基础，他很快便能毫不困难 地阅读马列原著，能够顺利地听懂教授们的讲课，还能够用德语进行深奥的哲学原理的讨论 了。当时在图宾根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为数甚少，其中有一位同学叫赵玉军（又名赵一坚），乔 冠华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位赵同学，是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士，曾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任师长。战事结束后 ，赵玉军来到德国考察科学。他是乔冠华在图宾根大学唯一可以谈得来的伙伴，他思想倾向 进步，主张抗战，打仗很勇猛，他为人诚恳，又非常好学。乔、赵两人常常清茶一壶，促膝 交谈，有时竟谈至天色露鱼肚白。两人就是这样意气相投、惺惺相惜。
到了1936年，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多种消息不断传来，乔冠华急切地想知道一切，并加以 分析判断。这年年初，乔冠华与赵玉军一起来回到柏林。这是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 在那里已经逐步形成了留学生自己组织的抗日团体。他们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这 些团体的活动。
据乔冠华回忆，当时在他周围参加抗战运动的留学生圈子越来越大，最活跃的有秦邦川、朱 江沪、景林、李文华、陆崇华、翁康兰、翁蓬九、孙玉先、蒋学文等。他们开会讨论局势， 抗议国民党使馆对留学生的种种限制。他们创办了油印的《抗战时报》，每天出一期，每期 都有十几张。刊登国内抗日消息和日军的暴行，散发给留学生和华侨传阅。乔冠华参加了办 报 宣传活动，他经常撰稿宣传抗日，他的分析独到、见解深遂，在众多的文章中独树一帜，深 得读者的好评。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扣押起来了，乔冠华等人欣喜若狂 。后又听说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中共出面调停释放了蒋介石，他感到不可理解。不久， 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杨将军在随行工作人员杨明轩的陪下同，来到 了德国，乔冠华因此认识了杨虎城。
一天，留德学生会负责人告诉乔冠华，说杨虎城将军已经到了德国，我们请他来演讲，但要 保护他不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
杨虎城来了以后，立即引起中国留学生的一片欢呼。身材魁梧的杨将军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 手 ，脸上露出坚毅的神色。他一坐下就以军人的直爽和豪迈讲起他流亡德国的经过，不无感慨 地说：“我这个西北军的将领在国内呆不下去了，不能打日本鬼子，却要远涉重洋来到德国 。”
接着，他话锋一转，带着沉痛的语调说：“不知现在少帅在南京怎么样？蒋委员长讲话不算 数啊！”
说完这些话，杨虎城抬头望了望四周，对在座的同学们诚挚地说：“各位都是栋梁之才，要 好好读书，以后回去报效祖国。”
说完这番话后，刚毅坚强的杨虎城不禁流下了眼泪。留学生们被他的炽热情怀所感染，也落 下了热泪。
这时，留学生们都心系祖国的抗战，纷纷准备回国。乔冠华也呆不住了，他在图宾根赶写了 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交给他的指导老师，就准备回国了。后来乔冠华的论文通过评审后，他 已回到了国内，校方想办法通知了他，可惜博士学位证书没有收到，令人遗憾。
乔冠华在图宾根的时候，还结识了一位名叫肖特伦的德国同学，两人很要好，谈话投机。这 位肖特伦是学医科的，但爱好中国文学，乔冠华帮他学中文，他则帮乔冠华进修德语。可惜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世。没想到几十年以后，肖特伦妻子从报纸获悉，乔冠华到纽约参 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便特意写了一封信给乔冠华。并将乔冠华早年与她丈夫一起在郊外野 餐的一张像片随信寄来。乔冠华很怀旧，不顾繁忙给她回了信。
乔冠华是1937年年末回到柏林的。从德国过境到了法国巴黎。因为要等回国的船票，乔冠华 在巴黎呆了几个星 期。这样他就在1938年2、3月间离开法国，乘法国游轮“霞飞号”回到了香港。
回顾1935至1937年这段留学德国的生活，乔冠华曾以简洁的语言，总结道：“从1936年起， 我很大一部分精力，发挥在抗日运动中。”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 风飘去的岁月》，第143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第二部分第5节 成名香港（1）
经过多日的飘泊，乔冠华于1938年初回到祖国。在香港稍事休息后，便来到广州。早在 乔冠华回国的前一年，与他在德国同学的赵玉军已经回到广州，在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任 参谋长。乔冠华一到香港，赵玉军就发电报，邀请他去广州见面。此时母校清华大学，与 另外两家南迁昆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教授写信给乔 冠 华，希望他去西南联大执教。但是，乔冠华抗战心切，他谢绝了金先生的好意，毅然去广州 投笔从戎。
从此，中国文坛少了一位博览群书的教授，多了一位日后在国际舞台叱咤风云的不可多得的 外交家！可以说，这时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乔冠华确实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他最终选择了更 加直接地投入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洪流的道路。
于是，乔冠华乘火车来到广州，见到了一身戎装的赵玉军，还来不及多寒暄，他便把乔冠华 引见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
余汉谋一见英俊潇洒的乔冠华，顿生好感，又得知他是清华的高材生，先留学日本，新近 又刚从德国回来，未加思索，便请乔冠华留下，让他在赵玉军手下任上校参谋。
生平第一次穿上了军装的感觉实在很好。乔冠华在兴奋、新奇之余，急切地想了解当时 抗战的形势，他向赵玉军提出去武汉一趟。赵玉军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 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士，也差 不多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来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武汉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工作。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
乔冠华是乘火车来到武汉的，当时战云密布，已经不大通火车，时断时通，沿途到处都是伤 兵，人们摩拳擦掌，热情参战，乔冠华深受感染。
乔冠华在武汉停留了一两个星期，遇见了正在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 郁达夫。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以写作《沉沦》闻名于世，此时也投笔从戎，挂少将军衔。他 告诉乔冠华，他席不暇暖，一直忙于到各战区劳军和巡视。郁达夫对初来乍到的乔冠华很热 情，乔冠华很早就仰慕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彼此相见恨晚，交谈甚欢。
不过，乔冠华很快发现，武汉团结抗日的气氛并不浓厚，国共合作存在的问题很多。不久， 他就又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乔冠华很快投入军旅生活。赵玉军安排他在其主管的一个参谋处里工作，负责收 集外国的军事情况和当时的国际动向，一起工作的有六七个人。材料是从香港收集来的， 他们有的译、有的编，还编印了一份内部发行的小杂志。乔冠华回国后第一篇文章，就发表 在这个内部刊物上，是关于国际述评的。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以深厚的文字功底，以在德 国学就的军事知识（在图宾根他曾研究过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以缜密的逻辑思维，以挥洒自 如的文笔开始撰写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国际述评。
当然，乔冠华积习不改，他还是利用空余时间读书。他从欧洲带回了不少德文的马克思原著 ，其中包括四大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集。在此期间，他把这四本书从头到尾地看完了。 看完了书之后，他更加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与敬佩。
这时，原来一起留学日本的钟敬文教授以及年轻的记者、漫画作者郁凤（郁达夫的侄女），也 都投笔从戎，在余汉谋部任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乔冠华与他们有过不少接触。
1938年5月，乔冠华碰到了灾难性的日寇大轰炸。由于市政府防空组织的懈怠，根本无法有 效地组织群众及时疏散，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中，广州的居民伤亡特别惨重。
轰炸过后，乔冠华走上街头，眼前的惨状不忍目睹！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几乎被炸成瓦砾场 了。黄沙车站附近，已经夷为一片平地，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几十步不是 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体。路上到处散落着人的碎肉，毛茸茸的 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人们发着呛天骇地的 哭声，在尸丛中寻觅他们的亲人。乔冠华的眼睛湿润了。
他诅咒这幕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制造者，也痛恨当局贪生怕死，毫无抵抗的意志与决心。当时 广州社会上充满了自暴自弃的气氛，一般人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道日本鬼子什么 时候来，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此情此景，真令人叹惋。
广州是在1938年10月21日沦陷的，距日本从台湾发兵于10月12日开始进攻广州还不到十天。
乔冠华是在广州沦陷前夕，跟随军部撤离至韶关的。韶关本来是广东的一座中等城市，在19 38年10月以后变成了广东的中心。然而，设备、房屋不敷使用，一切都不能够适应这突如其 来的形势，就只好把机关分散在多个村庄里。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要走半个小时，办事 非常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多种情报、材料中断，乔冠华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而心情变得 极为郁闷。赵玉军曾派他去东江考察，实际上是让他游览风光，散散心。回来以后，乔冠华 心情并未改观。
第二部分第5节 成名香港（2）
这年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赵玉军找乔冠华谈话，他说：“余汉谋想到香港去办一份晚报 。他派他的一个亲信去主持这个工作，同时也同意派你去参加这个工作。”
因为广州已经陷落，广东与海外的联系已经完全切断，所以余汉谋他们感到有必要在香港建 立自己的一个据点，以便于沟通广东和各方面华侨的联系，并且收集世界各国的军事资料。 乔冠华答应了他们的安排，和已内定为报社社长的董范毅以及原在参谋处一起从事收
集军事 材料的几位同仁，从粤北启程，先到肇庆，再到澳门，最后从澳门渡海到香港。
乔冠华担纲《时事晚报》的主笔，其他诸如印刷、校对、资料、发行等事务都由原参谋处的 工作人员来做，乔冠华是分工社论，每一天的社论都是他来写。当时正是风云际会之时，故 乔冠华撰写社论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谈国际问题，也正是这些出手不凡的国际述评，使崭露头 角的乔冠华风靡香港，赢得人们的称叹，从而奠定他国际问题专家兼政论家的地位。
乔冠华清楚地记得：“《时事晚报》从1938年春天创刊出版，当时举世瞩目的西班牙战争正 在进行。 在我们的报纸开办不久，马德里就失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在第一版，就是《马 德里的陷落》。我是带着感情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响。就这 样，以《马德里的陷落》，一直写到同年的9月份德国军队占领华沙，英国、法国分别向 德国宣战，二次大战开始。大概半年时间，我写的评论，大多是国际评论，还有一些是国内 军事情况的。这些评论，因为在读者中的反响比较好，当时《时事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