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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聊着，男主人推着自行车进院了，热情地拿过板凳，非要我坐下聊。石榴树下的阴凉里，清凉得很，也安静得很，虽然和喧嚣的两广大街只隔着一排房。也许，只有坐在这样的院子里，才多少能够体味到老北京的味道，如果再有一杯茶或酒（主人是非要沏茶的，被我拦住），花间一杯酒，把酒话桑麻的情致，是区别于坐在高楼的落地玻璃飘窗前啜饮咖啡的情景的。
聊天中，我知道了，解放前夕，鸣春社停办（1948年）。这院子卖给一位姓郭的中医手里。解放后不久，这位中医害怕私房主一顶剥削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就非常便宜地（1600元）卖给他家。其实，那时他父亲只是一个赶大车的，如果不是这么便宜，也买不起。谁想到，院子买到手，罪过从中医那里转移到这里。文化大革命期间，院子被占，老人被扫地出门，赶回河北老家。当时他石油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大庆搞石油勘探，一直到前些年退休回来，一直为要回这院子而奔波。80年代初期，落实政策，房管局要以每间房子100元的价钱收购，父亲生气地说：就是院子都烂成瓦片，我也不卖。房管局便要这些年一共5600元的维修费。这些年，是别人住，我们根本没住，而且，他们把房子挑了顶，破坏了原来合瓦顶的老样子，还得跟我们要维修费。荒诞的年月里，这样荒诞的事，只能够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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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春和鸣春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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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前两年，院子里房子才全部腾干净，没消停地住上几年，现在又要拆迁了，说是危房改造。危房改造，得是危房才需要改造，我们的这房子（这一片还有好多这样的院子）现在住的挺好的，为什么非要这样成片成片的拆掉？拆掉了这些四合院，以后还能够有吗？说着，他从屋子里抱出一叠东西，是他的剪报，全部都是关于保护四合院内容的，还有几幅画幅很大的画，画的是李万春的老宅和他的鸣春社以前的风光。画得很精细，房屋齐整，花木扶疏，当年这两处院落，像是清水墙一般光滑而清新，朴素却浓郁的京味，让现在汗颜。
他说的不仅很有感情，也很有道理。眼下大吉片整体的拆迁思路，目的到底是什么，应该反思。是真的为了危房改造吗？其实，这里的街坊心里都清楚，还不是看中了这是块风水宝地，卖给房产商想赚钱，想改变这里的面貌而出彩儿。大面积的整体拆迁，改变不了这里大多数人们的贫困，只是让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他们被迫迁移到城市边缘，而使得他们更加贫民化，更加疏离这座本来属于他们的老城。新盖起来的高楼大厦，不仅彻底淹没了他们，而且淹没了包括李万春老宅和他的鸣春社在内的许多值得保护的历史痕迹和文化记忆。这是漫长时光的积淀，是这块土地的馈赠，是北京古城绵延至今的气脉和魂灵。
走出当年鸣春社的大院，看见李万春老宅前还站着几位老街坊，我问他们见过李万春他们一家人吗？一位戴眼镜的女的说：怎么没见过？李小春那时一跟头从他们院子的墙头能翻到我们的院里的地上，功夫好！然后，她感慨地对我说：文化大革命那时，我20多岁，亲眼看见斗李万春，真是很惨！把人家全家弄到内蒙古京剧团去了。她使劲地摇摇头。
我知道。1979年，李万春落实政策后，从内蒙古回到了北京。还有小院桃李在，留花不发待君归。可是，他再没有回到这里一次。
以后，这一片真的是盖上新楼，住上新人，谁还会能够告诉我李万春和这些天宝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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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会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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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横东街往南拐进珠朝街一点儿，就是中山会馆。刚进街口，一股清香扑鼻，抬头看，一街槐花似雪。现在看这里凋败，以前却是珠玉锦绣，被诗人钱大昕赞美为“荆高酒伴如相访，白纸坊南第一家。”仅仅乾隆年间，钱大昕、蒋士铨、纪晓岚等一批文人都住在珠朝街，连那时的礼部侍郎王鸣盛也住在那里，就像现在一群精英扎堆儿买房一样，当年的珠朝街风水不错。中山会馆相传是严嵩的花园别墅，清末被留美归来的唐绍仪（后在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时当过国务总理）买下，改建为带点儿洋味的会馆，因他是广东香山县人，就叫成了香山会馆。民国元年，孙中山当了大总统来北京，就住在这里，中山会馆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聂耳后来也曾经住在这里）。看来当年珠朝街和中山会馆，相得益彰，你红我绿，赛着出名。
中山会馆大门北边有块北京市文物保护的汉白玉牌子，也只是一个牌子而已，广亮式大门破旧得木纹纵横老裂，比老太太脸上的褶子还多，还难看。门道还在，那扇木影壁早不知去向何方。让我大喜的是大花厅还在，保存得还算完整，翘檐飞拱、雕梁画柱、垂花木刻、戗檐砖雕、雀替雕饰，都非常清晰。四周回廊，回廊梁柱间岭南风格的花罩与彩绘，也都还依稀可见当年孙中山来时就是这里住下并开过会，革命志士在此风云际会。三进三出的院落也都还在，虽然前后搭建的房子已经将原来的花园规模蚕食殆尽。左右都有跨院，有的院门苟延残喘还在，问街坊一共有多少跨院，有说7座，有说9座，也有说13座，也闹不清到底多少。总之，说起中山会馆，就一个字，大！
说13座的，是位77岁的老太太，鹤发童颜，住在后院的南跨院里，她家祖辈三代住在这里，她告我她公公当年住这里时因是中山县人不要房钱。这是一座独立成章的小院，院门前有回廊和外面相连，院子里种着槐树两株、枣树、椿树、柿子、石榴各一株，南墙下种着一溜儿玉簪花。正是石榴花红的季节，一树小小红灯笼似的的红花，映照得小院生意盎然。三间半大房坐西朝东，房前有青石台阶，有宽敞的廊檐，有朱红的梁柱漆色斑驳却还结实地挺立着。她告诉我说：前几年房管局来人问我要不要把房子接出来，扩大点儿面积，我说不动，我够住的，一动，廊檐没有了，老房子的格局你也就看不出来了。她说得真对，现在，整个中山会馆的廊檐都被新接出的房子挤占了，唯一剩下的只有这个跨院里还能够看出当年的模样。游廊萦回，是老北京花园式的四合院最讲究的象征性标志之一。
那时候的中山会馆就是一个公园，所有的房子前都有走廊，四周环绕一起，下大雨走到大街上都不用打伞。老太太向我感慨了一句，又告诉我一个我没有听说过中山会馆一景：我年轻的时候，珠朝街演露天电影，都在我们中山会馆里，一街的人都跑到我们这里看电影。我看看被各种小房紧紧包围的四周，像是馅过于大的包子捏成了一道道紧巴巴的褶儿，哪里有一点儿站脚的空间？便请她指给我看看在哪里可以放映电影？她带我绕到后院的北边，告诉我后院有十间正房，院子就是大花园，然后指着中间一个大房子说：这是原来花园的亭子，我一看果然方宝顶的四角飞檐还在，当年是八面来风的。她又指给我说：亭子下面是青石板阶梯，有一座小桥，桥下有流水，水前是太湖山石，四周种的都是花草树木。最后，她一指最北边，电影的银幕就搭在这里，人们坐在亭子里，坐在四周的走廊里，都能够看电影。
说完这话，她不再说什么，只抿着嘴角冲我摇了两下头。
她带我又走回她的跨院，从屋子里拿出一本老相册，翻到一页，黑色相册纸上用银色相角别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坐在公园里镂空而起伏有致的假山石旁。她告诉我：这是我的先生，已经去世20多年了，这就是当年他坐在刚才我带你去看的那个亭子前的山石上照的。我看照片时，她一直望着我，望着照片，夕阳挥洒在小院里，照片上她的先生和她的脸庞都现出一些玫瑰红。可以看得出来，她在怀念那段时光，那是属于她和她的先生的青春时光。时光真像是一个雕刻师，把一个人和一个院子都雕刻得面目皆非，哪里还能够想象得到这里当年居然如此漂亮。当年还有魁星楼和大戏台呢，老太太又补充说。
如今的中山会馆只有1200平方米，即使这样的规模，在它附近陶然亭地区的72家会馆里，也算是大的了，说它是“白纸坊南第一家”，不是虚夸。我看到过民国二十二年的一个统计，当时全北京市有瓦房70万间，这里所说的瓦房不少指的是四合院。即使如中山会馆这样花园式的大四合院只占其中一少部分，但是，我要问一问，这几十万间的四合院现在保存下来多少呢？可能那些漂亮的四合院后来相继盖成了气派的高楼，但没有原来老四合院的苍老和沧桑，所有老四合院存在的情感记忆和历史记忆，也就没有了。而那些就是老北京的魂儿啊。
沿着中山会馆那后盖出蘑菇丛生般的房子间逼仄而弯曲的小道，一直走了好半天才出来，感觉比来得时候都长。一路走，一路还在想那个老太太，虽素昧平生，说起中山会馆，她却那样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了那么多，如果不是时间晚了，她还要我和说下去的。为什么她会这样？临告别的时候，我问她：如果能够拆迁搬家，您愿意搬还是不愿意搬？她犹豫都没有犹豫地告诉我：我不愿意搬。告诉你，除了上厕所不方便，住在这里挺好的。然后她指着院里一角说：那是一个窨井，我婆婆在世时候挖的，小便就倒在那里了。说起她的家人，她总是充满着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我知道，这个中山会馆里有她情感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忆。那一份情感，那一份历史，都属于她和她的家人，属于她的青春。一座院子，因有了这样的情感和历史，才像一个人一样有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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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会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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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山会馆，一街的槐花打上夕阳的余晖，变得有些发橙红色，还是那么的香，香得像是一个分别多年的老朋友紧紧地追随着你，把那么多想说的话不停地向你诉说。
2005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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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会馆三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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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明清时会馆大多建在前门外。那时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都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只隔一道外城墙。外地人进京，无论是赶考的秀才，还是办事的官员，住在前门一带，自然方便一些。于是，各地举子或商人、官员，以同乡为单位，纷纷开始集资在这附近盖起大小院落，很像是如今的各地办事处，为的是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据说，前门一带会馆有140多家。小小前门一带，方圆不过几里，居然修建起这么多的会馆，多像如今房地产商的圈地运动。
因为我从小住在前门外西打磨厂的粤东会馆，所以对这些多如牛毛的会馆一直很感兴趣，对其中的粤东会馆更是怀有浓浓的情结。据我所知，在北京城，叫广东或叫各地方名字的会馆有很多，比如新会、蒲阳、潮州、惠州、肇庆等会馆，真正被称之为粤东会馆的，只有三家，或者说主要只有三家。
第一家在广渠门内。据我的同学王仁兴1984年考证，这第一家粤东会馆开始叫做岭南会馆，是旅京的广东同乡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建的。北京第一家会馆，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由当时一位在史局任职的官员首议兴创，在菜市口建的安徽会馆，也就说，第一家粤东会馆只比它晚了6年，当属北京最早的一拨会馆，历史很悠久了。当年锦州总兵袁崇焕在广渠门激战金军，不料背后让人捅了一刀，崇祯皇帝偏偏听信了这小人傍言，袁崇焕被诬陷而在菜市口斩首，其头颅最早就是广东乡亲偷偷埋在粤东会馆里的。以后袁崇焕祠是在粤东会馆附近建的，那是清朝的事了。但袁崇焕无疑给最早的粤东会馆抹上了最光彩也最神奇的一笔。
我住的是第二家粤东会馆了。当初广东同乡嫌广渠门那里的小，而且远，交通不方便，出资迁到西打磨厂，占地两亩，盖了这个新粤东会馆。想那时的广东人和现在一样，能折腾，起码是赚了钱，要不怎么能够置办第二房产？据说也是明末建的，这在书上有记载，新建时将粤东会馆易名为嘉会会馆。但我住的时候肯定是清末翻修的了，不过基本格局未变。第一家，我没有见过，这一家，我从住在那里，一直住到21岁到北大荒插队，对它非常熟悉。
它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街旁的高台阶上，两大扇黑漆木门，两侧各有一扇旁门，大门内足有五六米长的宽敞过廊，我们叫它大门道。过廊里有一大间房子，有门无窗，是当年的门房，后来住人，朝南开了一扇窗子。过廊外的东边一侧，有一个自成一统的小跨院，小跨院里，一排三间倒座房，两间西东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