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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刻简直像个遭神遗弃的基督徒。我和杜特尔特老老实实地扮演我们的角色，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就像拯救毫无内容的宗教仪式，因为神已经远去。
第一部分 我是个古怪的中学生第3节 一个奇怪的建议
我回过神来。少校向我提了一个奇怪的建议：
——如果这个任务让你太为难的话……如果你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我可以……
——哪里，少校！
少校很清楚这样的一个建议是荒诞的。可是，当一支飞行队伍迟迟未归时，人们才会回想起临出发前机组成员脸色的沉重。这份沉重仿佛是某种预感的信号。大家纷纷自责忽略了它。
少校的踌躇让我想起伊士拉埃尔。前天，我正在情报大厅的窗户前抽烟。从窗玻璃中看到伊士拉埃尔飞快地走过。他的鼻子通红。一个十分犹太的又大又红的鼻子。伊士拉埃尔的红鼻子骤然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被我端详着鼻子的伊士拉埃尔，我对他本人也有着深深的友谊。他是大队里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最勇敢也最谦虚的飞行员之一。我们频繁地向他谈起犹太人的谨慎，这恐怕使得他把自己的勇敢也当成了谨慎。充当胜利者是要谨慎小心的。
所以，我注意到了他的大红鼻子，但只是一晃而过，因为他那飞快的脚步很快就把他和他的鼻子带走了。我转过身，认真地问卡瓦尔：
“他怎么会有那样的一个鼻子呢？”
“妈妈生的呗。”卡瓦尔答道。
随后他又加了一句：
“可笑的低空飞行。”说完就走了。
“啊！”
当然，这天晚上，当我们放弃对伊士拉埃尔归来的等待时，我想起惟有他的鼻子，长在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上的鼻子，天才般地表现出最最沉重的忧虑。如果是我命令伊士拉埃尔去飞的，这个鼻子的影像一定会久久地盘桓在我心头，责备我。当然，伊士拉埃尔对飞行任务未置一词，除了说：“是的，少校。好的，少校。明白，少校。”当然，伊士拉埃尔的面部肌肉没有一丝颤动。然而他的鼻子，悄悄地、狡猾地、不守信义地变红了。伊士拉埃尔管住了他的面部表情，却管不住他鼻子的颜色。鼻子悄然在一旁夸张地表现着。伊士拉埃尔不知道，鼻子已经向少校表达了它强烈的反对。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少校不喜欢派他觉得有预感的人去飞。预感几乎总是出错，但它能让战争的命令带有审判的意味。阿里亚是个指挥官，不是法官。
同样，那一天，军士T也是如此。
伊士拉埃尔的勇敢与T的胆怯可谓不相伯仲。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惟一真正表现出胆怯的。当T接到战争命令时，看得出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切来得简单，不可避免，而又缓慢。T从脚到头逐渐变得僵硬。面部没有一丝表情。两眼泛起亮光。
伊士拉埃尔的鼻子在我看来是窘迫的，为伊士拉埃尔可能的死亡而窘迫，同时又是愤怒的。而T呢，受到如此大的打击，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内心变化。他没作任何反应：他那是在蜕变。命令宣布后，他只是起了焦虑。焦虑让他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均匀的光芒，T自这一刻起变得遥不可及。仿佛在他和宇宙之间有一片无情的沙漠在蔓延。我从未见过如此这般的恍惚。
“那天我真不该让他去飞的。”少校后来说。
那天，当少校向T宣布了出发的命令后，他不仅面色苍白，甚至还笑了起来。只是笑。或许死刑犯在受刑前的反应就是如此。
“你状态不好，我替你吧……”
“不，少校。既然轮到我，就该我了。”
T在少校面前立正，直勾勾地看着他，一动不动。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没把握……”
“该我了，少校，该我了。”
“你瞧，T……”
“少校……”
他像堡垒般不可动摇。
阿里亚说：
“所以我就让他飞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无法解释。T是机上的机枪手，有一架敌军歼击机企图攻击他。但由于机枪发生故障，敌机掉头返航。在飞机进入基地附近前，飞行员一直与T在交谈，没发现任何异常。但在着陆前五分钟，突然没了回答。
夜里，人们找到了T，头被尾翼打得粉碎。他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跳伞，飞机速度极快。这一切都发生在友军的领空内，已经没有什么危险可以威胁他了。那架敌机的出现仿若一声宿命的召唤。
“去穿衣服吧，”少校对我们说，“五点三十分起飞。”
“再见，少校。”
少校做了个含糊的手势。是迷信吗？我的烟灭了，我在口袋里徒劳地摸索着：
“你为什么从不带火柴？”
是真的。我边道别边跨出门槛，问自己：“为什么我从不带火柴呢？”
“这任务让他烦心。”杜特尔特注意到。
而我想：“他才无所谓呢！”但我这个不公平的玩笑话并不是针对阿里亚的。我被一个没有人愿意承认的事实所震惊：思想是短暂的。惟独智慧的生命才是永恒的，或者近乎永恒。我的分析才能没有多大长进。但思想毫不看重物体本身，它看重的是物体之间建立的关联，透过表象所看到的本质，而思想超越视觉进入对本质的领悟。对某一领域情有独钟的人，有时会发现它不过是一些不协调物的堆积：一个深爱妻子的人，有时在爱情中只得到忧虑、不快和约束；一名音乐爱好者有时也会觉得对音乐毫无感觉。我有时也会不了解我的国家，比如现在。国家不是地域、风俗和物资的总和，这些是我的智力总能捕捉得到的。它是一种本质。而有时我发现自己对于本质一无所知。
阿里亚少校一整夜都在将军那儿讨论纯逻辑学。它会毁了思想的生命，纯逻辑学。随后在路上又遇到没完没了的交通堵塞，这使他精疲力竭。归队后他又发现许许多多的物质困难，它们一点点地啃噬着你，就像山体滑坡，铺天盖地，让人无从阻挡。最终他把我们召集起来，布置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我们是一片大混乱中的物体。对他而言，我们不再是用独特的方式看待或忽视事物、思考、行走、喝酒、微笑的圣艾克絮佩里或杜特尔特。我们只是庞大建筑中的一些小碎片，需要更多的时间、宁静和空间才能聚合在一起。要是我面部因苦恼而有一丝的抽搐，阿里亚就只注意到抽搐。他派往阿拉斯的只有抽搐的形象。在所有问题的一片混乱中，在山体的崩塌下，我们自己也都被分成了小碎片。声音。鼻子。抽搐。碎片是不会使人感动的。
这里谈到的不是阿里亚少校，而是所有人。在难熬的葬礼上，我们爱死者，却与死亡毫无接触。死亡是件大事。它是死者的思想、物品、习惯之间新的关系网。它是对世界的重新安排。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变，而实际上一切都变了。书还是那本书，意思却两样。要重新感受死亡，就得去想像我们需要死者的时刻，那时我们想念他；想像他需要我们的时刻，可他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想像朋友间的拜访，却发现它很空洞。我们应当从长远来看待生命。可埋葬他的那天，既没有未来，也没有空间。死者还是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埋葬他的那天，我们这些碎片纷至沓来，有些是真朋友，有些是假朋友，相互握手，怀着物质的烦恼。死者明天才在安静中死去。他把自己整个展现在我们面前，为的是完全地摆脱我们。于是我们为了将去的人哭喊，这个我们留不住的人。
我不喜欢漫画式的战争形象。勇敢的士兵擦干泪眼，用粗俗的俏皮话掩饰情感。这不对。士兵什么也掩饰不了。他无意中说的一句俏皮话，其实就是他心里所想的。
这与人的品质毫无关系。阿里亚少校十分敏感。如果我们回不来他或许比任何人都难过。只要关系到的是我们而不是一堆纷繁的杂事，只要允许他进行这次重组。尽管问题堆积如山，今天夜里，盯着我们的勤务兵还要监督我们大队搬家，只要一个卡车轮子出了故障，都能推迟我们的死期。这样阿里亚就免得担心了。
因此，即将受命起飞的我，心里想的不是西方反纳粹的战斗。我想的是眼前的琐事。我想到在阿拉斯上空飞七百米的荒唐，想到我们希望获得情报的虚荣，想到着装的缓慢，那在我看来犹如去见刽子手的装扮。然后想到了我的手套。见鬼，我的手套哪儿去了？我把我的手套丢了。
我看不到我住的教堂了。
我穿上衣服，为一个死去的神效力。
第一部分 我是个古怪的中学生第4节 完全一样的意思嘛
“快点……我的手套在哪儿？……不……不是这双……到我包里找找……”
“找不到，上尉。”
“你这白痴。”
他们全是白痴。找不到我手套的士兵。发动这场疯狂战争的希特勒。还有，坚持低空飞行任务的参谋部。
“我问你要一枝铅笔。已经十分钟了……你没有铅笔吗？”
“有的，上尉。”
总算来了个聪明的。
“用细绳把铅笔系上。然后帮我把细绳穿进这个扣眼挂起来……喂，机枪手，你看起来挺悠闲嘛……”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上尉。”
“啊！是吗。”
还有侦察员。我转向他：
“杜特尔特，你还好吧？什么都不缺？计算过航线了吗？”
“计算过了，上尉。”
好吧。他算好了航线。一次敢死队任务……请问这么做明智吗，为了谁也不需要的情报牺牲一支队伍，即便我们中有人生还，也不知能把情报交给谁……
“参谋部应该招些巫师来……”
“为什么？”
“好让我们今晚在转盘上同他们交流情报。”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玩笑高明，可还是继续发着牢骚：
“参谋部，参谋部，让他们自己去干吧，敢死队任务，参谋部！”
当任务显得令人绝望，当大家如此细致地把自己打扮得笨重可笑等着被活活烧焦，着装的程序就显得尤其冗长。这可是件苦差事，把那重重叠叠的服装穿上三层，用配饰店里的商品把自己打扮成可笑的旧货商，整理氧气管道，供暖管道，机组成员间的电话通讯线路。呼吸器，我把它放进面罩里。一根橡皮管子把我和飞机连在一起，它像脐带一样重要。飞机进入我的血液循环。飞机进入我们人类的交流。我被安插了一些器官，可以说，它们介于我和我的心脏之间。每过一分钟我就变得更加沉重，更加笨重，更加难于操作。我转身得整个人转过去，如果我弯腰去扎紧皮带或拉上舱门，浑身的关节都跟着叫唤。骨折的旧伤折磨着我。
“给我再拿一个面罩。我说过二十五遍了不要我自己那个。它太紧了。”
因为，上帝知道出于何种奇妙的原因，颅骨在高空中会膨胀成什么样。一个在地面上大小正合适的面罩，到了一万米高空，会像老虎钳一样夹住你的骨头。
——可是上尉，您的面罩，是另一具。我已经换过了……
——啊！是吗。
我总是在抱怨，却没有一丝怨气。我有理由这么做！可这一切都不重要。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穿越我所说的这个内心沙漠。这里只有废屑。我甚至不觉羞耻地希望有奇迹发生，改变这个下午的经历。例如送话器的故障。送话器总是出故障！这些次品！可这或许能挽救我们的这次敢死队任务，送话器发生故障……
维津上尉神情凝重地向我走来。我们中任何一个出发之前，维津上尉都会神情凝重地走向他。维津上尉是我方负责敌机监察系统的，他的任务是向我们通报敌机的动向。维津是我深爱的一位朋友，但也是一位灾难预言家。我很遗憾地发现了这一点。
“伙计，”维津对我说，“这下麻烦了，这下麻烦了，麻烦咯！”
他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纸，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
“你从哪儿出发？”
“阿伯特。”
“是了。是了。啊，这就麻烦了！”
“别犯傻了，怎么回事？”
“你不能走！”
我不能走？……太好了，维津！上帝保佑他发现了一处送话器故障！
“你过不去。”
“为什么我过不去？”
“因为有三队德国歼击机在阿伯特上空不停地轮番巡逻。一队在六千米，一队在七千五百米，还有一队在一万米。换班的飞机不来它们就不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