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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大喊：“你们要干什么？还有没有国法？”
“国法！这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怎么做也不过分。”大块头川兵说。
白色的墙壁上立即现出了鲜红的血印。这时老武离开了火堆，从口袋中掏出纸和钢笔，文字是早已写好的。他走到老杨身边说：
“杨头啊，你这是何苦呢！认个罪签个字，再把经费条子一批，不就完了吗！签完字我们就回厂去抓革命、促生产。”
“呸！工贼！”老杨一口痰吐在老武脸上。
“给他清醒！清醒！真他妈的不知好歹，死不悔改。”老武擦着脸骂道。
怎么个清醒法呢？不一会儿，一个红卫兵从室外捏了几个雪球进来，几个红卫兵七手八脚将老杨上衣钮扣扯开，把冰凉的雪球从后颈窝和前胸灌下。老杨“啊！”地叫了起来，全身打着冷颤，但手脚被几个红卫兵抓住动弹不得。老武一伙却高兴地怪笑了起来。
火堆旁的周星再也坐不住了，此时此景让他联想到《白公馆》、《渣滓洞》，但这感觉又是那么模糊不肯定，不应该是。最终，周星还是忍无可忍地站起来说了话：
“你们不能这样搞！‘要文斗，不要武斗’，重要的是触及灵魂，不是触及皮肉；这样搞也不符合党的政策嘛！”
“你是不是同情走资派？”大块头尖刻地问。
“这不是同情不同情的问题，任何事情总得有个政策，不能胡来；战场上抓到俘虏还有个俘虏政策嘛！”周星反驳道。
“你是保皇派。”大块头说。
“我不是保皇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周星说。
刚才还围在火堆旁的伙伴们立即分成了二个阵营。趁着争吵的机会，接待站值夜的老头帮老杨取出了雪块，并把大衣给老杨披上。由于双方人数和力量旗鼓相当＇4020电子书 txtsk＇，争吵总算没引起暴力冲突。
第二天，红艺兵们游了中山陵。在中山陵周星买了一个胸徽，上面刻有“天下为公”。望着孙中山先生这四个刚劲有力的字，周星浮想连翩。
离开南京，红艺兵们又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大家对游玩和购物都已没什么兴趣，只想知道上海的文化艺术界是如何搞文化革命的。此时的大上海刚经历过“一月风暴”大夺权的洗礼；但从整体来看夺权的风暴方兴为艾，并迅猛地波及全国。大上海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效应，正以“红色恐怖”的形式向全国漫延。在火车上红艺兵们听说，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在1966年12月30日凌晨，演出了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王洪文率领“上海革命造反指挥部”十几万队员，向所谓“保皇派”的“赤卫队”发起了冲击。武斗地点在上海市市委办公地康平路，战斗从凌晨两点开始，直到六点钟二万名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为止，其中九十多人受重伤……。
一下火车，站台上的高音喇叭正在广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下面，我们接着播送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
周星一行红艺兵没有听完广播就已经出了车站，他们得先找一个文艺界的接待站住下来。上海市的党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夺了权，而且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看来，全国范围内的各级大夺权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势在必行了。红艺兵们北上串连的最大收获就是：要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就必须造反，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有些东西我们暂时不理解，只有在坚决执行的过程中去理解。
文艺接待站设在一个剧团的剧场里。接待站的同志给红艺兵们每人赠送一枚毛主席像章，并建议大家去参加第二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艺黑线批斗大会。被批斗的都是电影界的名导演、名演员及领导人物。
制片厂太远加上路途不熟悉，秀江的红艺兵到达批斗会场时，大会都开了好长时间了。场中一名置景工人正在对某著名导演进行血和泪的控诉，控诉的间隙口号起伏。周星他们想找个座位是不可能的，站立都够拥挤了。或许是该导演的名气太大的原故吧，大家想靠近点看清他的外貌，也不可能。名导已被造反派进行了特殊的整容，模样似人似鬼，只有吊在他胸前的大黑牌特别醒目，《文艺黑线干将，反动权威，黑导×××》。周星在心中暗暗地数了数他导演的影片，几乎全是名冠中华的大片，有不少作品都被视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精品。周星等人好歹站了个地方，想认真听听这位置景工的控诉：
“我们置景工在黑导眼里只不过是苦力，是将景物挪来摆去，抬来抬去的苦力，根本不是艺术的共同创造者。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当家作主的领导阶级，可在文艺黑线控制下的电影制片厂，一切唯黑导演是命，唯名演员是命，唯反动学术权威是命；而我们工人阶级不仅不能参与创作，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只要我们的工作稍有不称他心的地方，轻则受黑导大骂，重则行政处罚。我是有几十年置景经验的老工人了。有一天早上开拍前，我和同事把要拍的场景置好了。事前，我们小组仔细研究了剧本和导演的要求。根据要求，这场内景戏的北墙部分是拍不到的，所以我叫大家不用搭北墙部分。可黑导一来便大发雷霆，一定要我将北墙景物搭上。我坚决拒绝了，并指出按计划根本拍不到这个地方。黑导却强调：‘计划归计划，一切艺术创作都是在实践中修正和完善的，你能保证一定不会拍到北墙吗？’我当时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他：‘只要是按计划拍摄，就一定拍不到这个地方，我可以负责。’黑导当时为了整我，在拍摄时镜头的角度略微动了一下，结果拍到了无景区。事后，为这件事我反复作了多次检查才得以过关。……”
此时场中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领着大家喊起了口号：
“彻底批倒批臭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导×××揪出来示众！”……
这时站在一起的周星、刘剑、高峰轻声的议论了起来。高峰是搞文学创作的，他对周星说：
“这样的揭发和批判似乎没什么力度，和文艺黑线也挂不上。”
“我也有不同看法，虽然我不是搞导演的，但艺术的共性是一样的；许多案头计划、构思并不是成熟的，最佳方案往往在最后的实践中拍定和完善。搭景时留有创作余地应该是合理的，这不能说是迫害、刁难。”周星说完刘剑也插话道：
“我看这是一个沟通问题。导演没有在平时与工作人员很好沟通，让大家明白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可能架子也大了些，置景工人积怨在心无处发泄，才导致了今天的情况。”
话没说完，场中又哄乱了起来，口号中打倒的是大名鼎鼎三十年代便红遍中国的女明星某某。她被凄凄惨惨地带了上来，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昔日的明星风韵无影无踪，沉重的大黑牌子使她杨柳般的细腰不得不深深的弯下。
批判发言又开始了，周星仔细地听着。他的感觉是文不对题，开的是批判电影界文艺黑线大会，可发言说的都是某某的生活问题：什么大摆明星派头，她家里居然请了三个保姆，一个保姆看门，一个保姆管吃，一个保姆管清洁卫生内务。看门保姆权力最大，她不许可，任何人都无法见到某某。……
这样的批判会不参加也罢，但周星不好明讲，便说：“我想出去透透新鲜空气，你们谁愿出去？”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周星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出来后红艺兵们一商量，都觉得大串连，串来串去就这么回事，反正回去后造反夺权呗，这是大方向。眼下大家来趟上海也不容易，不如好好的逛逛大上海，见见世面，最后再留点时间探亲访友。于是大家风风火火地逛了外滩、南京路、城隍庙。黄昏时，万山红电话联系上了在上海工作的堂哥，她堂哥带着读高中的儿子来外滩接了万山红。这时周星想找一个上海的亲戚，只知道是在杨浦区眉洲路××弄××号，因为人生地不熟，又近傍晚怕迷了路，便试探地说：
“万大姐，我有一个亲戚住在眉洲路，地址都有，可就是从来没有去过，不知怎么走，你那位亲戚大哥能帮我指点一下吗？”
周星的本意是指点一下乘车的线路，没想到热心的万大哥立即爽快地说：
“那这样吧，让我儿子阿强带姑姑先回家，我同这小伙子去眉洲路。上海市很大，不熟悉路的人晚上是很容易迷路的，何况那边是近郊区，好像是棚户区。”
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定了下来。分手后，周星和万大哥转了几次车，东问西问好不容易找到了杨浦区的眉洲路。下车后俩人都惊呆了，这就是眉洲路的棚户区？这也是大上海的一角？万大哥说：
“我也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只听说这边是棚户区。”
周星终于明白了“棚户区”的含义，一排排、一行行无边际的低矮草棚屋，檐边下垂的稻草可以触摸你的头发。一样的高矮、一色的模样，多位数的弄号。天已是漆黑了，这某弄某号到何处去找？在冬夜渗淡的月光下，周星觉得自己到了原始社会，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凄楚悲凉。“棚户区”中国大上海的工人住宅区、穷人区。大上海啊！你是新中国繁荣、发达的象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什么还这么穷啊？难道你的繁荣还是仅靠那条古老的南京路，和外国列强侵略时代建造的外滩来装点？周星的灵魂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猛烈冲撞，他扪心自问：我的亲爱的祖国，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我现在能够做什么？他感到迷茫。在棚户区有限而昏暗的路灯光中，俩人都迷失了方向。万大哥想要抽一支香烟，便掏出打火机敲了几下都没有点着，因为夜风太大了。周星是不抽烟的，但望着这一排排可怜巴巴的棚屋，真担心它的安全系数，万一有火灾怎么了得？于是，他提醒道：
“万大哥，在这个地方抽烟要特别注意安全，全是棚屋。”
万大哥干脆就不抽了，他把烟和打火机都收了起来，叹了口气说：“小周，你看我们还继续找这××弄××号吗？”
“是呀，还有必要吗？简直像走入了‘八卦阵’，我们都快走不出去了！”周星答。
第5章 学造反顺应红潮 李亚如劫数难逃
红艺兵们回到秀江市，第二批、第三批出去串连的同事们也先后几天回来了。市里一切如故，唯一不同的是革命造反夺权既已成了新时尚，各单位的当权派大多也便自动交权或是半交权。并非秀江人爱赶时髦或是缺少独立思考，而是人民在自觉地义无反顾地紧跟形势，个人的不理解有什么不能抛弃呢？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应该是没错、错不了！
群艺馆像一潭平静的水，正馆长葛涛长期外借搞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便干脆躲着不回单位，免受批斗之苦。副馆长李亚如见单位失控，人都外出串连了，也干脆到边防部队探亲看丈夫去了。只有一位年老的工友郑伯娘在忠心耿耿地守着单位的产业。再有一位有历史问题，旧社会曾当过保长的刘沙河掂量一下自己后，自然不敢乱说乱动，他每天都会上班报到，尽管只是流于形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老政治运动员刘沙河可以算半个才子吧，他文学、书法都不错，有一定造诣，在艺术学校也当过编导和教员，还懂会计，这也是他能在文艺界呆下去的原因。当然，他的一生必须是小心谨慎，工作必须是努力的。
秀江市革命造反大军下属的文艺界成立了文艺界红艺兵总部，简称文艺红总。周星和同事们一核计商量，也便成立了一个文艺红总无限风光战斗队，简称无限风光战斗队。权也无所谓夺不夺，李亚如早挂了印一走了之。单位的大印一直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