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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南特，哈佛大学校长、联络官员，当年47岁。他受到欢迎，不仅是由于他同大学的关系，也不因为他是国防研究委员会成员。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孤立主义。仅凭这一点，英国人就有理由欢迎他。
在这种背景下，一次活动使丘吉尔犯了难。他被安排同这位哈佛大学校长共进午餐。丘吉尔的下属把丘吉尔的“不愉快”透露给了客人。丘吉尔曾问下属：“我跟他说些什么呢？” 丘吉尔的下属对科南特说：“首相以为你是一位只会大谈学问并拘泥于学术礼仪的白胡子老先生。”
结果，在唐宁街10号地下防空室中吃中饭的时候，面对这位美国人亲英的好战观点，也由于他穿了一套粗呢西装而使人感到随便，首相终于变得热烈起来，因此在这位“拘泥于学术礼仪的白胡子老先生”面前发表了一通丘吉尔式的独白，其中一再重复他近来创造的那句精辟之言：“ 只要给我们工具，我们就能把事情做完。”
跟万尼瓦尔·布什一样，科南特是一个相信应将先进技术用于战争的爱国者。
在1920年时，科南特就立了三大心愿。那时他27岁，对自己人生未来的轮廓已经看清。那时他正追求他的未来的妻子，她是哈佛的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子量测定的先驱者T·W·查理兹的独生女儿。他的心愿就是向他的未婚妻透露的。他的三个心愿是：一、成为美国领先的化学家，二、成为哈佛的校长，三、成为一位内阁成员，最好是内政部长。对他的这种宏愿，他的未婚妻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是儿戏。因为她本人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
到他出使英国的1941年，科南特的三大愿望可以说逐一实现。他早已在天然产物化学和物理…有机化学领域中均取得国际上的声誉。即使他算不上美国有机化学的最高权威，也是其中之一——美国领先化学家的愿望已经实现。
他的第二个愿望也于1933年实现，他成为哈佛大学校长，当时他正好40岁。在职期间，他创建了具有卓越的奖学金制度的现代哈佛，这里要么发表著作要么消失，要么升上去要么离开。
科南特的第三个雄心也在战事发生后基本得到实现，他在伦敦的职务虽然比内阁成员级别略低一些。
见了首相之后，他会见了英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物，谒见了英王，在剑桥得到了一个荣誉学位，然后在学校后面花园中散步观赏正在盛开的报春花。重要的是，在使馆美国陆军和海军武官们的敌意下，他为国防研究委员会代表机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办公场所。这之后，他和丘吉尔再次共进了午餐。
这期间，从国内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西博格发现了钚，并实现了钚的裂变。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它使可用的核材料又增加了一种。
但是，随后又传来了另外一方面的信息：劳伦斯与核事业领导的官僚主义发生了冲突。
另外，联络处这边也有人带来了令科南特立即做出反应的信息。
科南特来伦敦时，他带来了一些科学家，其中包括回旋加速器专家班布里奇。这些人的使命，是在权限范围之内，与英国人交流各自专业上的问题。因为班布里奇懂得核物理而且还曾研究过同位素的分离，于是，英国人让他参加了一次正式的“莫德”委员会会议。班布里奇意想不到地发现，这个委员会对临界质量和炸弹的装配结构有非常好的想法，回来向科南特做了汇报。
另外，这期间，英国以“莫德”的名义给了科南特一份备忘录。备忘录通报了英方核研究的新进展，重复了弗里希—派尔斯备忘录对原子弹研制前景的估计，并明确希望美方加快步伐。备忘录最突出的内容是：鉴于英国处于战争环境，鉴于英国实力有限，它是没有力量最终完成这一事业的，因此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身上。
科南特正想把这些情况向国内报告之际，便又了解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第五部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丘吉尔发出指令
美国有一个齐拉特，有一个萨克斯，英国则有一个林德曼——他现在是彻韦尔爵士了，一位男爵。彻韦尔一直仔细关注着“莫德”委员会的工作。他尊敬汤姆生，西蒙是他的老朋友，弗里希为人可靠，派尔斯也是值得信任的。他相信这些人的判断力，于是，着手把弗里希—派尔斯备忘录缩短为一份简短的报告呈交丘吉尔阅读。他知道，丘吉尔喜欢给他的文件都不超过半页。因为这个报告内容重要，彻韦尔无法迁就丘吉尔，便把它写成了两页半长。他认为研究工作应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同位素分离工厂不应建在美国而应建在英国……虽然面临人力不足和德国轰炸的危险——或者“最坏”也要建在加拿大。他这个结论同“莫德”委员会的结论是不同的。他写道：“赞成建在英国的原因是，可以更好地保密……而且最重要的是，哪个国家有这样一个工厂，哪个国家就可以向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发号施令。”他说：“不管我如何信任我的邻居，我却很不愿意把我的面包放到他的篮子里去。因此，我不愿意请求美国人来承担这项工作。”
丘吉尔于收到彻韦尔的报告后三天，便通知他的军事顾问，语言简单而明确：按彻韦尔爵士所建议的那样采取行动。
看来，关于原子弹，丘吉尔增长了知识。科南特通过某一渠道了解了这一情报。情况变得复杂了起来。科南特做出判断，决定回国一趟，向有关方面汇报。
这期间，英国“莫德”的代表拉尔夫·福勒在美国找到了劳伦斯。早在30年代，他们就建立了友谊。福勒到伯克利见到劳伦斯，老朋友嘛，无话不谈，福特在劳伦斯面前严厉地抨击了美国核事业领导机构的官僚主义。
曾在伦敦的班布里奇已经回国。他与劳伦斯也是好朋友，见到劳伦斯后，便把他在“莫德”会上听到的告诉了劳伦斯。
班布里奇还带来了马克·奥利芬特给劳伦斯的一封信。奥利芬特与劳伦斯同样是老朋友。信中，奥利芬特也抨击了美国核事业领导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
劳伦斯的情绪进一步被激发了出来。
正当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第五部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太平洋战争爆发（1）
1941年12 月7日清晨，罗斯福被紧急叫到了办公室，沃特将军向他报告说，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率海军参谋长正在来白宫的路上，有十万火急的军情报告。
马歇尔等到达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报告的是珍珠港受到了日本突然袭击的事。从太平洋舰队司令报告到袭击结束，共持续了110分钟，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港内停泊的8艘战列舰中，3艘完全沉没，1艘正在沉没，1艘搁浅，其余3艘受到了重创。另外还有3艘驱逐舰被打得七零八落。有250架飞机被摧毁，官兵共伤亡3400余人。
罗斯福痛心疾首，很快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行动之一，是让沃特给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布什打电话，了解国防研究委员会领导下的美国铀研究有了什么新的进展。
布什接到电话最初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知道了珍珠港事变的消息，便立即理解了总统过问核研究一事的重大意义。随后，委员会中的“ 三巨头”碰面，评估事态发展对核能的开发所带来的影响。不管怎么讲，有一点他们的认识是清醒的：前两年，是欧洲爆发的战争促使美国加快了核能开发的步伐，而现在，刚刚发生在太平洋的战争，也必将使这种开发的步子加快。
当然，最先要做的，是商量如何给总统一个答复。
就在这时，布什收到了汤姆生发来的一份通报。通报是“莫德”一份新的备忘录的抄件，备忘录一开始就写道：我们现在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制造一颗有效的铀弹是可能的。这颗铀弹将含有约25磅的有效材料，在爆炸力上相当于 1800吨的梯炸药，而且还将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一座每天生产225磅铀235（或者说每月三颗炸弹）的工厂造价大约500万英镑……尽管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产品的破坏性——在物质方面和士气方面的破环性——是如此之巨大，因而，应该尽一切努力来生产它……
第一颗炸弹所需要的材料可以在1943年底生产出来……即使战争在铀弹制造出来以前就已经结束，那么，除非出现全面裁军这种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这种努力也不会是没有回报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担不掌握这种破环威力的武器所带来的风险……在结论和建议方面，报告旗帜鲜明地列出三点：（Ⅰ）委员会认为发展铀弹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很可能对战争导致决定性的结果。
（Ⅱ）委员会建议，把这一工作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并以不断扩大的规模继续下去，以便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这一武器。
（Ⅲ）应将目前同美国的合作继续下去，而实验工作领域中的合作尤其应该扩大。看到这份备忘录，布什感到美国核能开发的组织工作落后了。
七、劳伦斯向科南特摊牌
科南特十分烦躁。自己带来的情报与突发的太平洋战争的消息交织在一起，越发使他感到不安。老约翰牛要搞什么名堂？不愿意把面包放到别人的篮子里，英美之间还合作不合作？说自己“赶上战争”、“财力不足”，开发核能，研制原子弹，要让美国“开足马力”，可暗地里又叫劲儿，搞自己的一套。美国被拖入战争是早晚的事，现在，美国已经被拖入了，在这种背景下，约翰牛是不是要借核能的开发把美国拖垮，以便保住自己“老大”的地位？
而美国应该怎么办？
科南特把自己的意思跟布什么讲了，他发现，布什也被这种思想困扰着。
康普顿的思想与布什和科南特不同些，他知道，布什和科南特所以表现得忧心忡忡，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对美国能不能在战争结束前搞出原子弹心中没底。他对原子弹研制的前景比布什和科南特乐观得多，因此他不太看重彻韦尔的所谓建议。这方面，他的思想与劳伦斯相似。他和劳伦斯都认为，这种炸弹能够及早地制造出来，它将对战争的前途起决定性作用。德国人在这个领域里的活动逼迫美国必须把发展原子弹作为极端紧迫的事来做。
9月26日，劳伦斯按计划来芝加哥做一次演讲。科南特也要来芝加哥接受一个荣誉学位。康普顿据此想到，要借此机会让劳伦斯和科南特坐在一起谈一谈。
第五部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太平洋战争爆发（2）
当初，劳伦斯拒绝康普顿的建议。他说，科南特对美国的官僚主义原本是深恶痛绝的，可现在他自己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劳伦斯引证了几个典型的例子：行动与铀委员会主席布里格斯一样，犹犹豫豫；架子十足，福勒要见他，他一推再推，至今还没有见人家；他刚刚回来时，劳伦斯本人要找他，他也推辞不见……
但后来，劳伦斯被说服了，于是与科南特见了面。这次会晤使劳伦斯看清楚了这个“官僚主义者”的内心世界。
这是一个凉爽的9月的夜晚，科南特和劳伦斯来到康普顿家中时，康普顿的妻子和他们打了招呼，并给了大家每人一杯咖啡，就上楼去忙自己的事去，以便让三个人可以不受约束地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三个人围聚在壁炉旁边，劳伦斯就开炮了。他的炮口指向了科南特。
“科南特先生，恕我直言，本来，你对美国的官僚主义是深恶痛绝的。可现在，你……”
劳伦斯停了下来。
科南特知道劳伦斯要讲什么，他笑了笑，道：“这还算什么‘恕我直言’呢！我给你补足好了——竟成了十足的官僚主义者！”
劳伦斯鼓足了勇气，道：“难道不是这样吗？”
科南特沉默下来。康普顿看着他们。
科南特在思考着什么。康普顿等他开口。
科南特终于开口了：“我还称不上什么官僚主义。”他的诚恳态度不能不让劳伦斯平静下来。
“我得到了一些信息。最近我听别人向我讲了尼尔斯·玻尔关于利用核能的一句话，他说：‘对它知道越多就离它越远。’他的话在我身上得到了印证。他讲的是科学方面，技术方面。其实，我体会，政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