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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亮。国民党的特务们也找到了郭廷亮，说：郭上校，你要不坐牢的话，早就做了将军了。为了再爱国一次，这件事情你不要跟李敖他们讲，好不好？因为讲了以后会影响我们“政府”的形象，影响“国家”的形象，所以，第一次为了“爱国”请你坐牢，第二为了“爱国”请你把坐牢的事情闭住嘴不要讲，请你再“爱国”一次。我们觉得：人间的事情会这么荒谬吗？会这么令人哭笑不得吗？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我们遭遇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大家看到海明威在《战地钟声》写的那个故事。《战地钟声》里面，你看，这是跟这个西班牙的游击领袖他们在一起，那些游击领袖，还不是把自己人用机关枪哒哒哒干掉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会遭遇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有的时候朋友会变成敌人，或者敌人变成朋友。唯一能分得清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理想没有变。
当我坐在牢里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那时候朋友吓得跑掉了，女朋友嫁人了，同志把你出卖，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唯一能做的事情好像就是吃天鹅肉还方便一点，因为想吃天鹅肉天塌了，天鹅离你近了一点，就这样子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任何人间事情都不可靠了。当你被行刑的时候，你就发现连你自己都不可靠了，因为连你的肉体都在出卖你的灵魂，都不可靠了。在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说你那个信仰还在，那个信仰还在。在这个信仰维护过程里面，有朋友的来去，有女人的来去，有敌人的来去，有同志的来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理想还在。所以，人不能动摇的就是你那个理想。
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历史照片里面，看到西班牙的内战，以后那些共产党，他们逃走，他们逃到法国去，逃到那些地方，我们知道他们付了那么多的代价，刚才那个故事，你才知道多么的动人。
第二部分不平等是走向平等的开始（3）
有人说：你李敖又来了，你讲这些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告诉你，在台湾的法律里面我是。请大家看看我在回忆录里面讲的一段话，我怎么样被判刑的——我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来判的。请大家看看第二条，根据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二条条例称“匪谍”者，指《惩治叛乱条例》所称之“叛徒”。我就根据这个判断，再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本条例称“叛徒”都指犯第二条各项罪行之人而言。我李敖坐牢就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判的，所以我就是“匪谍”，看到没有？就是“匪谍”。你“匪谍”比共产党还严重哦，共产党是共产党，你替共产党做工作，刺探情报，是活动的共产党，比共产党还严重。所以关我一点都没冤枉国民党，罪名关错了，他们不了解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付了什么代价。思想的左倾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我的思想是非常左倾的。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付了代价。我也一再跟大家说过，共产党那个思想是最美丽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人类最美丽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任何人打不倒的。当我们把它抬出来以后呢，就跟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一样——自由、平等、博爱，谁能说反对人与人之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呢？可是，当你为这些理想奋斗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要付多少代价，并且当这个理想真的付诸实现的时候，你才发现外国那句名言，就是说：你去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实现这个主义容易。为什么？真的要实现它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你的拦路虎，有很多的人是你的拌脚石，有很多你本人的一些原因使你变得失落。什么原因使你打起勇气来而不失落？就靠你一点点微薄的信仰，那个信仰就是我李敖近七十年来一直所坚持的一些信仰，而这些信仰有的时候我自己都难免会怀疑值不值得这样做。当我有怀疑的时候，我会给我自己打气，打气就像那个宗教活动——祈祷——一样。为什么要祈祷呢？他祈祷，原因就是给他自己打气，就像车胎一样，气不够了要给自己打气。
我有时候会怀疑，我这一辈子所宣传的、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发生了错误的地方，我会怀疑我自己。当然我经过诸项检讨以后，发现基本上是站得住的，虽然我不再那么样的天真了。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相信平等有什么不好，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好得不得了。当我年纪越来越大，发现人类没有平等，就好像《1984》的作者乔治·欧威尔所说的，有些人平等，有些人不平等。他把这个话写在他那个《动物农庄》的小说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漂亮，有的人生来就那么丑，有的人生来那么样的健康，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样的衰弱？有人生来含着银汤匙，有人生来穷得要死？这个不平等是人间的现象，我们被“平等”这两个字一开始骗了，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承认不平等，在不平等的标准底下再来改变它，那反倒是个务实的。
所以，今天的共产党就承认了，就是我们不是要一开始整个是穷的，做了穷的共产党是错误的，要使大家有钱。怎么有钱？十三亿人口同时有钱？不可能的，一定要先使一部分人有钱起来，这就是邓小平的政策，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大家再慢慢地一起富起来。可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暴发户，在上海的、在广州的、在深圳的，我们就亲眼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不平等，贫富的差距多么大。可是，当我们知道真正的平等得来，要先靠不平等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必须忍耐，直到从不平等开始，慢慢走向平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
第二部分耐得住寂寞的斗士（1）
我给大家看一个文献。什么文献？你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记录。首先，大家看看画面，就是北京《大家》刊物一百年的时候的一个封面。这是北京《大家》的刊物封面，这是一个华表的柱子，这是现在这些年轻的可爱的北大毕业生。
大家晓不晓得我父亲就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不过呢，那是好早好早好早，是在1926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是在1920年进的北京大学，1926年毕业。为什么念了六年呢？因为头两年他们叫做预科，预科就是更加强你的语文训练，所以，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念了六年。
我把我父亲在北京大学那个时候的一个文献给大家看，这就是那年的毕业同学录，民国十五年，国立北京大学的同学录。大家看看，那个时候，我的父亲的照片。看看，李鼎彝啊，字玑衡，二十八岁，吉林扶余县。这是我父亲。我们再看，他同班同学有一个人，大家也许会感兴趣，他叫做王兆民，字墨林，二十八岁，黑龙江龙东县。王兆民，大家注意他啊，他有一个有名的孙女，就是王菲，王菲就是他的孙女。
我们看一些有趣的资料，当时有一个经济系的讲师叫做马寅初，后来做了北京大学校长，我跟大家说过我很佩服他。我们以为说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错的，马寅初就是自由，因为他敢讲话，他会说：毛泽东你错了，你觉得人多好办事是错的，会给中国制造出很多人口问题来。当然，他被打压，大字报从北京大学校长室一直贴到他的卧室，可是，他是个英雄好汉，他不屈服。
我们再看，历史学系教授李大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跟陈独秀都是创始人，后来在北京上了绞架，被绞死了。他不但是史学系教授，他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他在做图书馆馆长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助理员，名字叫做毛泽东。
好，我们再继续看啊，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我父亲的老师，英文学系教授徐志摩。大家再看，这就是胡适，注意，当时在英文学系啊。后来胡适在台湾听说我爸爸是北京大学的，问我爸爸是哪一班的。我讲给他听，他不记得了，因为我爸爸在大学里面并不出色。我们再看，这里面，这就是国文学系教授周作人，他就是鲁迅的弟弟。为什么这本书里面没有了鲁迅？因为当时鲁迅，他教过我父亲，可是后来到南方去了，陈独秀也是这样子。这时，我们再看到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
你李敖拿这个书来干吗？告诉你们，（当时）整个北京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两百个人哪，现在北京大学多少人毕业呀？当时，在他们那个时代，四千个文盲才有一个中学生，请问：多少个中学生里面才会有资格、有机会、有运气、有能力，进京师大学堂，进这个北京大学？那谈何容易啊！他们能进北京大学，是天之骄子。有的人进不去，进不去做什么呢？做图书馆的管理员，像毛泽东。这是当时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清册，毛泽东他每个月多少钱？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小办公桌前面做工，做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这就告诉我们，当时多么有难得的机会去变成北京大学的学生。
这里面关键的人物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清朝的翰林。翰林什么意思？就是你考取翰林以后，你自然就有官好做，可以外放做县太爷。所以当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时候啊，有这种笑话，有的人宁愿去做学生，他也不要去做老师。什么原因呢？因为做学生将来等于是变成洋翰林，等于翰林一样，做老师反倒没有这个机会。蔡元培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是清朝的翰林出身，可是他是革命党，他看不惯这个政府，出来革命，玩炸弹，所以他是革命党。
后来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是民国成立以后十年了，他们搞革命是第二批革命分子。在共产党的圈里面，我们看到董必武。董必武了不起，他参加了两个阶段的革命，第一个（阶段）反对清朝的时候，他参加过，然后共产党革命的时候，他也参加过。所以，我们才看到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现象。
蔡元培是第一波的革命党，民国元年的时候，他是教育总长（就是教育部长），我父亲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他是校长。今天我们骂北洋军阀，你可以看看北洋军阀多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啊？这么大一个大学，全国第一个大学堂，给什么人来做校长？给一个国民党来做校长，他是国民党。那种国民党当然不是台湾这种烂国民党。他是国民党，北洋军阀有这个度量，把他所统治下的第一名的大学给一个国民党来做校长。你想想看我们每天骂军阀，哪一个军阀或哪一个党有这种度量呢？当时蔡元培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以一介书生来把舵，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站在第一线来表现知识分子的风度。
第二部分耐得住寂寞的斗士（2）
这种知识分子没有了。为什么呢？我讲到原因：第一，他们那个时候啊是被尊敬的一代，对一个大学校长是多么尊敬，大学校长也值得别人这样尊敬，像蔡元培；第二个现在时代改变了，时代改变了以后呢，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了，而真正有势力的在军人手里，在商人手里，在企业家手里，在政党的手里，在这些人手里。真正的政治力量在这些人手里，知识分子只能在旁边帮闲帮忙，没有势力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做一个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是非常难的。
我常常开玩笑。人家说李敖在台湾是异类的。台湾人可出不了我李敖这种人。他们说：那你怎么长大的？我说：我是子宫外孕出来的。台湾哪里会出来我李敖这种人哪？那你李敖是哪一派的人啊？沈葆祯到台湾来的时候（沈葆祯就是林则徐的女婿），他给郑成功写了一幅对联，我觉得写得非常有气派。他描写台湾，也描写郑成功，他说：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下一次李敖写给郑成功的：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一生无可如何之遇，就是国破家亡。当时对他而言是这样子的，他自己要保持他的理想，他来了台湾。当然我自己没有，我是跟着一个反动的政权，我爸爸不得已，在无可如何之下，跟着一个反动政权，我们流亡到台湾。
我来台湾到今天，连续第五十五年。我觉得我这五十五年来做得最不容易的一点，我告诉你们是什么：我不是国民党，我也不是民进党，我也不是新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没有做过任何党的党员。哎，这叫什么功劳啊？这就是好大的本领。你晓得吧，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你不做国民党有多难吗？中国的古书有一句话，叫做“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有了它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