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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学过日文。以前我在北京的新鲜胡同小学，在抗战胜利前一年，我还学过一年的日文。后来，我在台大毕业以后，到补习班里面希望能够特别学好法文和德文，每星期我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这样发神经地在学这两种文字。朋友们问我：你是法文好呢，还是德文好？我说要看星期几（礼拜几）来问我。
在胡佛总统任内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节目里面提过这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这种叫Bonal Army，什么事件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的美国军人，回来以后，美国政府答应他们：你们老了以后，我们对你们照顾一下，1945年给你们钱。可是，到了1932年，发生经济大恐慌，这些退伍军人就跑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要这笔钱。胡佛总统就不肯给，众议院通过了，可是参议院否决了，闹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事件，结果，胡佛总统就派人动粗，就是派麦克阿瑟将军、艾森豪威尔少校这些人出来动粗。有老兵被打死了，有在现场的小孩子被催泪瓦斯给整死了，美国发生了这一事件。这证明什么？证明美国这个国家，它的首都的广场上面即使被自己的同胞盘距在那里不肯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要开枪。为什么不用水冲他？他衣服晒干了又回来了。为什么不用催泪瓦斯？他眼泪流完了又回来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现代的人类对抗政府，用这种方式是错误的。为什么？最后会吃亏的。逼着政府没路可走的时候，为了安定，为了不垮台，它就和你硬干。那人民该怎么办？人民有一个本领，就是现在的科技使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拦不住了。
最近美国人虐待伊拉克囚犯的这个事情，有人就搞了数码相机，上网传播出来了。美国有些人争取新闻自由，他能证明了给我们看，给全世界看，美国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民主的国家，而是黑暗重重。我引证一段话，美国总统卡特到中国的时候，邓小平讲了一段话：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邓小平说：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以你们的角度，就是你们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这是当时邓小平跟卡特说的。
美国是个可恶的国家，可是美国它做到了一点，就是它的新闻的力量、言论自由的力量变得很大。好比说，卡特在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人家问他：看到女人有没有什么歪念头？他说他有，他喜欢看美国《花花公子》（PLAY BOY）那个照片。这时候，你看美国的媒体怎么处理他：就把《花花公子》的这个兔女郎坐在他腿上，然后就把这个卡特画成乌龟，然后卡特看到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的时候，就认为是裸体的，认为他可以达到意淫的效果。他们对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对他们的总统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看这个照片，里根当了总统他们说里根的老婆有奶，现在里根有奶跟她比较。这个白纸条是我贴的，因为女人的奶不好露，可是男人奶尽管露，好像得了女乳症一样。里根总统可以被他们这么样羞辱的。我们再看，这是美国最有名的艺术品，在山上的刻石啊，这是华盛顿、杰斐逊、老罗斯福、林肯。注意啊，这林肯上面变成漫画，看到没有？又变成大奶。美国这个漫画家又把他变成大奶。那我们看起来这还得了吗？
美国这个国家虽然可恶，可是它的人民有相当的幽默感，他们的言论自由的确有点宽。可是我们看看我们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也有，可是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呢？我们看看清朝，清朝有一个人很有言论自由，他是个演戏的，叫做刘赶三。刘赶三会唱戏会说话，整天惹得西太后（慈禧太后）哈哈笑。有一次，他在戏台上扮皇帝，西太后坐在那里，旁边站的是光绪皇帝。这刘赶三就开玩笑，指着光绪皇帝讲：别看我这个在台上的假皇帝，我还有个座位可以坐，你这个真皇帝啊连个座位都没有。弄得大家很窘。可是西太后呢，听了以后又不便发作，就讲了一句话说：那好，就给皇帝摆个椅子好了。就这样子，光绪皇帝才有了一个座位。所以，我们想不到言论自由反倒发生在刘赶三身上。这就是因为西太后相信他，知道你没有恶意，你是跟我开玩笑。可是开玩笑里面肯定有真话，那么就算了，就这样子光绪皇帝就可以争到一个椅子来坐。
第四部分涮你总统没商量（2）
所以我说，讲言论自由要有技巧。比如说，我李敖拼命骂台湾所谓的总统，他们说：你怎么可以污辱元首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报纸的反应，好比说，必须建立负责的言论，说祸国邪说应依法惩处，损害元首尊严在法不容。我说：总统为什么不能骂？当然可以骂，连袁世凯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都容忍了别人来骂他，为什么不能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出了一本书《蒋经国研究》，标题是“蒋经国死了”。那时候蒋经国是所谓总统啊，他也没死，那李敖这样来对吗？我要用方法堵住别人的嘴。什么方法呢？就是我在法院里面告别人骂我，说我李敖死了，说我李敖是水蛭，是蚂蝗，我说这是诽谤我啊，我去告，法院判骂我的无罪。我们大家看，你判无罪以后我李敖就拿个条子贴到这里，看到没有？蒋经国死了。根据司法院院长黄少谷管辖下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吴树立属下的法官杨丰卿的判决书，又根据司法院院长林洋港管辖下的台湾高等法院院长罗萃儒属下的法官杨力行、许增男、胡森田的判决书，这样以“死了”宣传活人，骂人，并说这种人是水蛭，是蚂蝗，一点也没关系，不算诽谤人。用你们的规则出你们的洋相，用你们的规则整你们的主子。
请注意哦，蒋经国还没有死，我在台湾就这样干上了。请看我这本书出版的时间，1987年7月21日初版，蒋经国是第二年（1988年）1月13号死的，李敖就会出这种书来臭他。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你们国民党的法院对我有这种判决，我拿着这种判例使你们没话说，我就污辱你们的元首给你们看，就这样子。
所以，我说这里面需要很多的技巧。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现代人类对抗政府的本领完全失掉了。过去你是秦始皇，我是陈胜，我就起义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你有的武器可能是一把刀，我们有的武器是个木棍子，我跟你的武器相差得很有限，所以革命容易。现在你要抗暴、要革命谈何容易？他坦克车开出来了。过去坦克车结构还不好，所以一个有名的战术就是把瓶子里面装了煤油，跑到坦克车上面硬塞，把它炸掉了。现在这种坦克车你根本爬不上去了，你也没有机会往里面塞东西了，连这种方法都没有。换句话说，政府控制人民的力量强大得不得了，人民想革命门都没有。所以，现在的科技对比之下，人民不能走这种路。看美国1932年开枪啊，就这样子，你只要霸占了中央政府广场，不肯离开，他除了开枪以外，没有办法。但是反过来说，他开枪对不对呢？他不对。可是，你把逼到墙角上之后，他只好开枪，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认为作为争取自由的人，也要反省，如果不把他逼到墙角，而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才是本领。如果硬干的话，只能是两败俱伤，不算本领啊。
我有一个痛苦的经验。过去被国民党伪政府疲劳审问，几天几夜下来以后，所有审问我的人都不见了，这房间里面净空，进来一个高高大大的老头子。他说：“我是调查局的刘科长。”他跟我聊天，讲了一句话：“李敖啊，你学历史的，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你怎么历史没有学通啊？”我很好奇，说：“我怎么历史没学通？”他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啦？现在是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了，政党对政党的时代，团体对团体的时代。你怎么要个人来对抗我们组织，对抗政党，对抗团体？我们国民党再垮，垮到台湾来，我们也是有组织的，也是有政党的，也是有团体的，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有刀有枪有钱，你是一个人，你想跟我们斗，你行得通吗？”我就跟他讲：“我知道，你们这些力量我知道，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世界里面，难道一个人就是必定失败吗？一个人就不能做什么事情吗？”我说我不这样想，我说我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会。我就举了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的例子。伏尔泰就这样子啊，一路跟政府斗斗斗，斗到八十四岁，他生在巴黎，死在巴黎。最后八十多岁回国的时候啊，法国举国欢迎他。为什么？他是非常有技巧地跟你斗。比如说你查禁他的书，他自己在外面赚了钱，把书免费送给别人，都是禁书，另外还有很多花样儿。他住在法国旁边瑞士的一个小镇上面，你法国人来抓他，他就跑掉了，就是这种有很多技巧。
说到技巧，使我想起来美国那种推销员，背个大包袱，什么都卖，锅碗瓢盆都卖。那个家庭主妇说我什么都不买，他就卖这个卖那个。那个家庭主妇烦了，说：“你再这样卖东西给我，我就叫警察了。”他说：“你要叫警察，这个你买不买？这个你要不要买？”他就是（这样一个）好的推销员。
真正好的言论自由的散布者，就是说，我跟你没完的，我就是要你放松，要你放松尺度。我找出证据来说服你，使你用弯曲的方法、曲折的方法、迂回的方法、哈哈一笑的方法，把问题解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过程里面，需要时间、需要技巧、需要机会、需要我和你。不要以为我们个人一定是没有希望的，我觉得我们用点努力啊，能够化解很多的事情，而不是蛮干。
第四部分打击经济，杀一儆百遏“台独”（1）
谈谈现在祖国大陆对台湾的态度，我可以把它归纳成三段话，就是：政治上太慢，军事上太快，经济上太少。
怎么样说政治上太慢？就是国家领导人对台湾地区的领导人的了解太慢了。比如说，蒋经国死的时候，李登辉上台，我李敖立刻写文章，拿出证据来证明李登辉这个人是不能够与虎谋皮的，或者说不能够与老鼠谋皮的，他根本不是个东西，他的真面目我立刻揭发。可是，在祖国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没有好好看我的书，以为李登辉这个人可以跟他与虎谋皮，或者与老鼠谋皮，浪费了好多年的时间。后来证明了那个努力是失败的。现在陈水扁又上台了，我也告诉他们，这个家伙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必须说，这四年来北京的国家领导人对陈水扁的了解还是非常的不完整，非常的慢。政治上的了解太慢了，所以，我说政治上太慢。
军事上太快。在网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说法，就是台湾这批人软硬都不吃，好的说尽都没有用，只有打他。有一个网站的人讲得很激烈，说把台湾人都杀光，来解决我们大陆的问题。这么凶悍的“文革”性的语言，还会在网站上出现。说到军事解决这个问题，我在台湾也被人家不谅解，说：“听说你在大陆做节目，你给大陆做建议，要大陆飞弹打过来，打台湾高压电的电塔，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告诉你什么意思，打坏一个电塔使台湾停电好，使台湾瘫痪好，还是飞弹打下来炸死一千个人好？当然不死人好嘛，死人有什么好？”所以，我认为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因为死的是我们的同胞，不是好的方法。可是，我必须承认，有一种人主张军事上的这种冒进主义，军事上太快了。
第三个就经济上太少了。事实上，台湾问题严格说起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从经济上下手。
我先给大家看一本书。这本书翻成中文就是《失败的神》（《失落的神》、《破灭了信心的一个神》）。由法国六位文学家合出的一本书，这六个人都是曾经左倾的，都相信共产党，甚至有的人曾经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