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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来，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管理局另外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
没几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四十岁出头的警卫秘书。本文姑且把他叫做Ｓ警秘。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地灼热与疯狂了，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46号前，一遍遍地把“打倒”与“万岁”的口号声与像吼叫一般的毛主席语录歌声，没日没夜地往里面灌，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
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坐到了警卫秘书的办公室，派人请来Ｓ警秘。
身穿一套当时最时髦的草绿色军装的Ｓ警秘，面无表情地来到了贴满了毛泽东与林彪图片的警卫秘书办公室，一屁股大大咧咧地就坐在宋庆龄面前，使老太太的眉头不为人注意地皱了皱。
宋庆龄望着面前的Ｓ警秘，目光依然是那么坚定：“Ｓ同志，外面的吵闹声越来越大了，已经影响了我的工作与生活，你是不是履行一下你的职责，出去管一管，请他们收敛一些，至少，把嘈杂声减低一些。”
“这是外面的事，我又有什么办法？”没想到Ｓ警秘竟然两手一摊，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似乎发现自己这样的回答毕竟太生硬了些，所以，他旋即话锋一转补充道，“宋副委员长，这可是一场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与组织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呀！”言下之意，他是不敢做出有违“文化大革命”宗旨的事情来的。
“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向Ｓ警秘这么说，心里却难过得快要哭出来了。
“那，我就试试去吧。”Ｓ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答应了一句，站了起来。
更使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有人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趁火打劫，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了！
1966年初秋。北京的天依然闷热，不少人似乎都被这异样的高温烤得头脑发昏了。
先是Ｓ警秘“以身作则”，一马当先，以紧跟革命大好形势为由，在家中组织与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政治学习制度，开展了“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
这可是全民性的政治学习活动，谁也不能也不敢缺席。
Ｓ警秘很想把宋庆龄也拉下二楼，让她一起参加这些政治活动。
但他终于没敢这么做。
于是，他把目光盯在李燕娥与钟兴宝这两个宋庆龄的贴身女佣身上。他认为只有先从她们俩身上寻到突破口，才能敲山震虎，迫使宋庆龄乖乖屈从。
他先找到了李燕娥。
刚柔相济后院起火（3）
遗憾的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受到了李燕娥一番狠狠的抢白：“学个什么学？我可是夫人，不，首长私人掏钱聘用的，可不是你们公家的人，你管得着吗？发我工资吗？”当Ｓ警秘以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体现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态度问题时，李燕娥勃然大怒，把对方骂了个狗血喷头，“革命？我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轮得到你来提醒我？”
Ｓ警秘在李燕娥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仍不死心，又找到钟兴宝。
然而，钟兴宝早有准备，她根据宋庆龄事先的关照，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不做主的，只听首长的。”
Ｓ警秘只好甩出王牌，引诱道：“兴宝阿姨，只要你肯答应我参加这里的政治学习，我可以马上向上面打申请，把你转正为国家干部。”
但是，钟兴宝依然不为所动，并及时向宋庆龄作了汇报。
钟兴宝的及时汇报，终于使宋庆龄发现家中后院起火的幕后指使者原来是新来不久的Ｓ警秘。
也许是Ｓ警秘受惟恐落后、积极革命、争取“进步”的心态驱使，与宋庆龄毫无感情的Ｓ警秘始终是后院起火的幕后策划与指使者。
在Ｓ警秘明暗交替的胁迫下，宋庆龄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忍受Ｓ警秘带着几个受他蛊惑的工作人员在家中捕风捉影。
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色彩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了厨房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油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了火堆中，换上了毛主席语录；就连铺在楼梯上与楼上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要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的话，也差点被Ｓ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这时，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Ｓ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音乐声，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她卧室唱片盒里的那摞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底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更使宋庆龄伤心失望的，是那几位曾对她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的工作人员的翻脸“叛变”。
当时，在宋庆龄身边有两个女秘书，一是英文秘书黎沛华，一是中文秘书刘一庸。黎沛华是宋庆龄从上海带出来的，已跟了宋庆龄好几年；刘一庸是中国福利基金会派来的，也已跟随宋庆龄好几年。宋庆龄视她们为亲姐妹，平时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就是一天三餐，宋庆龄都请她们一起在楼上用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Ｓ警秘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她们俩。他借口她俩“家庭出身有问题”、有“阶级异己分子嫌疑”，先是阻止了她俩与宋庆龄的密切接近，后是以组织学习批判为名，在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了她们俩，要她俩“老实交代历史问题”。最后，他才开口见喉咙，吐出了他蓄谋已久的目的，命令她俩必须与宋庆龄划清界线，展开坚决的阶级斗争。
面对这种软硬兼施的政治高压态势，刘一庸害怕了，退却了，动摇了，当有一天宋庆龄要她为她执笔写一篇文章时，这位主要处理中文信件的秘书拒绝了宋庆龄的要求。
这事，可从原中国福利会秘书李云在2002年第3期《炎黄春秋》上那篇题为《跟随宋庆龄三十年》一文中得到证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主席对此很不理解。1966年9月或10月间接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本来我要刘某某（中福会派给她的一位秘书，主要处理中文信件，英文信件由宋庆龄自己处理）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没多久，宋庆龄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打电话给我（当时我的电话尚未被拆除）说：夫人（指宋庆龄）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你快快检查工作，只要检查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就没事了……”
可是，宋庆龄的想法太天真了，当时的李云正在承受着造反派的冲击，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中，怎能随心所欲地来去呢？所以，眼见黎沛华与刘一庸相继被迫离开了宋庆龄，而李云又失去自由，在百般无奈中，宋庆龄只好亲笔写信给远在杭州的张钰，召唤张钰尽快回到她身边，继续担任她的秘书。
张钰，1914年出生于杭州，是张宗祥的长女。早在1949年7月，她就接替郑安娜（作家冯亦代的夫人），来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参加了宋庆龄在上海创办和领导的福利会的工作。1964年，张宗祥因病把女儿唤回到自己身边。于是，宋庆龄另请了黎沛华并接受了中福会派来的刘一庸，接替张钰的工作。
在宋庆龄的紧急召唤下，1967年5月，张钰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宋庆龄的身边。宋庆龄见到张钰的第一句话就是：“1964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提出调你，我是不会让你去浙江的。”
这位忠诚能干、精通中英文的一代才女张钰一来到，就发现了家中发生的混乱局面：当时，正是那位Ｓ警秘在发难，要求宋庆龄跟大家一起吃大伙房的饭菜之时。这么多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七十多岁的宋庆龄一直单独吃小灶，已经习惯了。所以，面对Ｓ警秘的无理要求，她没有理睬。但是，Ｓ警秘的带头发难，影响了部分工作人员。有一天，厨师给宋庆龄做了一条鱼。宋庆龄觉得太大，吃不掉会造成浪费，所以按照原来的习惯，在未动筷之前，把其中的一半令钟兴宝送给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吃。岂料，当钟兴宝兴冲冲地遵命把那半条美味鱼端着走下楼，送到那位工作人员面前时，那位工作人员竟勃然变色，居然拂袖而去，并大声嚷道：“我才不吃她那资产阶级的东西呢！”这嚷嚷声，刚好被楼上的宋庆龄听见了，气得她脸色都变了，中饭也没好好吃。一下午，她躺在沙发上，久久没吱声。兴宝问她身上哪里不舒服，宋庆龄说她的胃痛了半天了。
最使宋庆龄生气的是，在Ｓ警秘的一再胁迫下，她不得不违心地点头同意了他宰杀鸽子的要求。
张钰刚回到宋家的第二天上午，当她偶然经过楼下的鸽棚时，忽然发现几个工作人员正兴高采烈地在捕捉与宰杀鸽子，鲜血与羽毛飞洒了一地。张钰见状大惊，急上前阻止，责问道：“谁让你们这样做的？”那几个工作人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是宋庆龄同意他们这样做的。张钰不相信，急忙上楼向宋庆龄证实。宋庆龄神情黯然地点点头，一声长叹，Ｓ警秘要她宰杀鸽子，还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需要批判。无奈，她只好一赌气，同意了Ｓ警秘的要求。
“唉，连这可爱的小动物也遭难了，真是在劫难逃呀！”说到这里，宋庆龄的眼圈红了。
“不行，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张钰一听就急了，她知道鸽子是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几十年来，她几乎每天都要前往鸽子棚看望它们，亲自喂它们食，和它们一起说着只有它们才听得懂的悄悄话。所以，一向温文尔雅的张钰，这回却因忠诚与公正而变得执拗倔犟了起来，她一边劝阻着宋庆龄，一边急忙奔下楼，不惜向那几个工作人员“假传圣旨”，制止了那几个工作人员的胡作非为。
就在宋庆龄与李燕娥、钟兴宝这三人势单力薄、难敌四手的时候，张钰侠肝义胆、大义凛然地横空出世，当场震怒了Ｓ警秘。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寻思着良策，彻底摧垮宋庆龄的阵营。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张钰再次挺身而出，果断地与李燕娥进行了密谋，为制止那个Ｓ警秘的胡作非为，保护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与家中的安宁，她们决定事不宜迟，采取非常措施。
那么，宋庆龄要采取的是什么非常措施呢？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1）
宋庆龄把对隋学芳的爱护之情，都转移到了他两个女儿的身上了。她之所以不愿意接见隋学芳，是实在不忍看一个才四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此成了一个长年瘫痪在床的残疾人
Ｓ警秘在北京家中的所作所为，终于使宋庆龄忍无可忍了，但在她作出对Ｓ警秘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之前，还是亲自修书一封，把近来发生在家中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有涉全家人安全的事情，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为确保此信送到西花厅，她特派勇敢的李燕娥巧妙地冲破了大门口红卫兵的封锁，只身携信来到了西花厅。
面对宋庆龄的危险境地，周恩来当即作出了两条决定：一是指示对宋庆龄后海住宅加强警卫，除了由部队担任执勤任务以外，还要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密切配合，确保宋庆龄免受外来的冲击；二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决定先礼后兵，先找S警秘好好地谈一次，为他洗洗脑子，使之明白是非好坏，从而使Ｓ警秘主动醒悟过来。
但是，那个非常时期的特别国事，忙得周恩来马不停蹄、没日没夜，以致他一天至多只能睡上几个小时，他实在没精力来亲自处理宋庆龄的这件棘手事，于是，他把此事交给邓颖超全权处理，请她代表他们俩，与那Ｓ警秘好好谈一谈，务必请他悬崖勒马：“小超，你顺便打个电话给宋副委员长，是否请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