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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他们俩，与那Ｓ警秘好好谈一谈，务必请他悬崖勒马：“小超，你顺便打个电话给宋副委员长，是否请她考虑一下，干脆搬离后海北河沿，搬到中南海里来住。这里毕竟比那里安全得多，也便于管理。此外，你提醒宋副委员长一下，请她千万不要随便离开北京去上海……”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指示心领神会，她清楚，现在的上海已完全控制在江青集团的手中，一旦宋庆龄回到上海，肯定会受到更大的安全威胁，到时候只怕党中央也鞭长莫及、爱莫能助了。前不久从上海传来消息，宋庆龄在上海的几位亲戚已面临着江青集团的严重威胁：倪吉士、倪吉贞是宋庆龄嫡亲的表弟和表妹，而且关系密切，感情很好。她为了保护她们，曾写过很多信给他们，有时一天写两封，主要是关照他们要注意的问题。他们之间的通信主要用英文，但有时宋庆龄故意用中文写信给他们，目的是为了让红卫兵看到这是宋庆龄写来的信。但对时任国家副委员长宋庆龄的信，红卫兵也不买账，在对倪吉士兄妹俩抄家时也一并抄走了。依宋庆龄的脾气性格，她对上海江青集团的爪牙是不屑一顾的，但为了保护表弟妹的安全，她被迫向他们打招呼：我在上海有两个表弟妹，希望关照一下。
岂料，宋庆龄不招呼也罢，一打招呼，反而提醒了江青集团在上海的爪牙们，第二天，他们就抄了他们的家。显然，江青集团及其在上海的爪牙的矛头是指向宋庆龄的。对此心明如镜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向宋庆龄发出警示。
当天（1967年5月4日），邓颖超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后海北河沿46号连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宋庆龄的，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关怀与提醒；第二个电话是直接打到警卫秘书办公室的，她用简短的一句话，就把Ｓ警秘召去了西花厅。
因为邓颖超亲自接见谈话，所以，当时Ｓ警秘的心中除了震惊外，还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静静地聆听着邓颖超的教诲与开导，不时点着头。邓颖超首先声明了她这次是代表周总理与对方谈话的，接着肯定了Ｓ警秘忠于毛主席、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然后，邓颖超话锋一转，直言不讳地指出了Ｓ警秘这样做是错误的，有把运动扩大化与敌我不分、是非不明的嫌疑。最后，她要求Ｓ警秘立即停止一切非职责权限内的做法，痛改前非，切实履行起他应该履行的职责与义务，绝对保护好宋庆龄的日常安全，确保宋庆龄能顺利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尽快恢复宋庆龄家中的安详与宁静。同时，她还要求Ｓ警秘不但要做好周边工作人员的解释工作，团结大多数同志，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及时制止其他人的一切不利于宋庆龄工作与生活的言行举止，对党中央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也对他Ｓ警秘自己负责。
“宋副委员长是‘文革’开始时我党第一个要保护的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与民主人士，她曾经为我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好她的一切安全保卫工作。这也是周恩来与毛主席的愿望。我相信你Ｓ警秘会立即停止这种错误的做法，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最后，邓颖超语重心长地结束了与Ｓ警秘的一席深谈。
面对邓颖超苦口婆心的开导与劝阻，Ｓ警秘当时唯唯诺诺，一口答应了下来，而且果真能在回到后海的一段时间里，做到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是，谁又能料到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竟会把邓颖超的诚恳谈话与周恩来总理向他发出的警告都抛在脑后了呢？
一年不到，Ｓ警秘不但故态复萌，反而还变本加厉，闹得更凶了。
有关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的消息，传到了所有关心她的人的耳朵里。1967年5月3日，宋庆龄在得知罗叔章大姐不慎跌了一跤后，特意派钟兴宝代表她前去探望。在探望中，病床上的罗叔章从兴宝嘴中得知了宋庆龄的近况后，十分担忧，当场托钟兴宝带了一些她抄录的大字报与一封亲笔信，让钟兴宝带回后海，交给宋庆龄。这时，聪明的罗叔章已看出后海宋家所发生的一系列后院起火的奥秘所在，她请宋庆龄从这些大字报与江青近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发现与寻找隐藏在Ｓ警秘身后的阴谋。
罗叔章的危难之处见真情，使宋庆龄很感激。因为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遇到罗叔章，曾要求她，“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同时，她又对这场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持有怀疑，并坦诚地对罗叔章说，“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第三天，宋庆龄在脚痛略有好转的情况下，就提笔给罗叔章亲笔回了一信：
“罗大姐：
你好！
谢谢你给我看的大字报。特别有兴趣的是江青同志一篇讲话。我应当向她学习。
前天听说你跌了一跤，我十分挂念。自己因脚痛不能去看你，就派钟同志来代我向你问候。我不知道她怎么样和你讲到家事，使你不能正确了解这里复杂的情况。并且从信上看起来，你一定误会些真情。就是×××那人不好，挑拨是非，鼓动服务员起来造反，不肯好好工作等！等你来这里时，我讲详情吧。暂时请不要再去为我麻烦邓大姐了，因为昨天她已叫ＸＸＸ（即Ｓ警秘，笔者注）去谈过话的。这次她费了许多精神来帮我解决一些麻烦事，我真对她不住，因她自己要管许多事，并身体不太好。
祝你身体好！
致
革命的敬礼！
林泰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在宋庆龄回信罗叔章后至多半年的时间里，Ｓ警秘确实收敛了些许自己出轨的行为，没在家中闹事造反，只是仍机械地组织着家中的工作人员学习政治，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时间一长，尤其是当他得知宋庆龄当年一手创办的设在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中，有人明目张胆地悬挂出了“打倒宋庆龄”的标语、并把“宋庆龄”三字倒挂起来的消息后，他竟完全彻底地把邓颖超当时的忠告和周总理的警告抛到了脑后，居然再次指示那几个臂缠红袖章的工作人员掀掉楼梯上的地毯，“取消宋庆龄的一切资产阶级的特权”，迫使她与全体工作人员与警卫人员一样，在楼下排队买饭用餐！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2）
他居然令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排队就餐！
在Ｓ警秘的胁迫下，这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宋庆龄已够迁就他了，为了息事宁人，她不顾张钰的劝阻，已把自己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等都一律视为“四旧”的生活物品，交给Ｓ警秘，送进厨房中的火炉里了，但没想到这个Ｓ警秘还不满意，居然还要翻脸，继续没完没了地胁迫她、折磨她，闹得家中鸡犬不宁。
宋庆龄1980年3月19日写给廖梦醒的信中有两句话可为佐证：
“很抱歉，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毁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一向喜爱清静安宁的宋庆龄，并且已经在家中摔了几跤并把骨头都摔断了的垂垂老矣的宋庆龄，怎么能眼看着Ｓ警秘撤去给了她人身安全保障的地毯呢？他这样做，与直接公开谋杀宋庆龄又有何异？
在工作人员掀地毯的时候，张钰动了怒，一向温文尔雅的她，平生第一次愤怒地冲Ｓ警秘发了火，这才暂时制止了这种荒唐的行为。遗憾的是，此时的Ｓ警秘已被那股“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激情”怂恿得不能控制自己了，恼羞成怒之下，他竟纠集着那几个工作人员，酝酿着在家中正式点火造反，张贴宋庆龄的大字报，“揭发批判”宋庆龄是“美蒋特务”的“反动本质”了。
对Ｓ警秘已是仁至义尽的宋庆龄，不得不再次把家中出现的危机密报给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决定实施一年前暂时搁下的第二方案：对Ｓ警秘采取非常的措施！
1968年4月，初夏的北京，已闷热逼人，宋庆龄北京家中的气氛似乎凝固了。由于部分工作人员的罢工，宋庆龄已不得不把二楼卧室隔壁的那间储藏室，改为临时小厨房，她与钟兴宝和张钰三人的一天三餐都在这里自理。
她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没有了行动的自由，白天，她只能整天与那三份她自费订阅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与《参考消息》为伍，只好整天翻阅那几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与《毛泽东选集》；入夜，她只能与钟兴宝和张钰三人一起呆在卧室里看看电视、说说闲话。偌大的家中，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只有她们三个人面面相觑。
她对Ｓ警秘的讨厌已到了忍无可忍、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次，宋庆龄含蓄地把那句成语“无法无天”交给张钰，请她帮助翻译成英文。1976年9月底，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宋庆龄敏感地觉察到江青集团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就特意亲笔画了一幅“报晓的雄鸡”送给张钰为礼物。事实上确也如此，在那段动乱不安的日子里，张钰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战友与高级参谋长。
自从周恩来亲自出面阻止了红卫兵冲击后海宋宅后，心存不甘的红卫兵把明枪换成了暗箭，继续向宋宅进行变相的冲击。他们在后海那堵长达20多米的围墙上，大刷特刷革命造反的标语，含沙射影地直指宋庆龄。然而，这里是外国友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面对红卫兵无休无止的无理取闹，宋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就是这个善解人意且聪明过人的张钰，在觉察到了宋庆龄心中的苦闷与烦恼后，略一思索，便有了一条妙计，她亲自用电话通知了北京与上海两地的警卫班，令他们先发制人，先派人把两地的宋宅围墙粉刷一新，然后抓紧时间抢在红卫兵与造反派的前面，刷写上鲜红美观的革命口号。于是，一夜间，在张钰的指挥下，北京与上海的宋宅围墙上，出现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与“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标语。此计甚妙，有了这两幅“挡箭牌”，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果然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在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宋宅围墙上乱涂乱写了。
且说这天下午，Ｓ警秘结束全体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一个人哼着语录歌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刚穿过花园拐进走廊，忽然，一位警卫战士走上前向他敬了个礼，说是有要事要向他汇报。Ｓ警秘信以为真，连忙领着那警卫战士走进他的办公室。岂料，他刚踏进办公室，就从两边跃出两个人，不等Ｓ警秘反应过来，那两人已一左一右紧紧地挽住了他的两条胳膊，同时，迅速地拔掉了他腰间的小手枪。
“你们想干什么？”当Ｓ警秘看清身边两个人竟是门口的警卫战士后，不由惊慌失措地吼了起来。
“对不起，我们只是奉上级命令，在对你采取非常措施的同时，向你宣布以下两件事。”
“什么事？”
“一是从现在起，你在这里的警卫秘书的职务被解除了；二是请你立即离开这里，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报到。”警卫战士不慌不忙地答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Ｓ警秘的脸色苍白如纸，愤怒与惊恐使他情不自禁地轻轻颤抖了起来。
“你去了那里就知道了。”
事到如今，Ｓ警秘这才感到大事不妙：看来自己在这里的日子已到头了，那两个战士是有的放矢而来的。无奈之下，他只好乖乖地低下了头，灰溜溜地骑上自行车，有气无力地离开了后海北河沿46号。这时候，他好像感到身后的人们都在注视着他，以致他感到了从脊背到脸上都热烘烘地烧起来了。
Ｓ警秘被驱逐出后海北河沿46号后，宋庆龄又趁热打铁，撤换了那几个紧跟Ｓ警秘造反的工作人员，并公布了一系列她与张钰早就重新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与纪律，并把这事通知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军代表。
北京的家中，在历经两年多的混乱后，总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安逸。
这段秘闻，在李云那篇《随宋庆龄走过三十年》一文中有所披露：
“幸亏警卫局知道后，很快解除了那个警卫员的工作。据说警卫局考虑到这个警卫员随身带枪，如铤而走险，危险性很大。为不出意外，他们通知警卫员去汇报工作，一到办公室，左右两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