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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方巾巷15号里没有空调设备，酷暑盛夏实在难以住人，再加上为了便于参加会议，所以，这次到了北京，宋庆龄就应党中央的一再邀请，住进了北京饭店。这时，台湾海峡彼岸的反共叫嚣之声正烈，媒体不时有蒋介石派遣特务在大陆落网的消息传出，身为宋庆龄身边的卫士长，靳三旺严格执行着保卫制度，除了对宋庆龄每日的生活起居进行严密保卫之外，还对凡是外界传送到宋庆龄身边的一切生活与工作物品都进行着严格的检查，就连上海作家周而复带来的匈牙利礼物（内有布达佩斯碟子与糕饼一只）与被宋庆龄视为“最亲爱的王小姐”的王安娜不时捎来的蛋糕、番茄酱等生活用品也毫不例外。
其实，宋庆龄一向严格遵守着中央的保密纪律，谨慎小心地验收着外界传送给她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及时收发信息，为此，她还给自己起了一些化名与别名，以便她自己能够准确地鉴别与验收。
例如“苏西”，那恐怕是宋庆龄青年时用过的第一个别名，她在1951年5月12日写给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的信中，还记忆犹新地写道：“在你们的朋友这边，没有音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诚和友爱。她（宋庆龄自称）太了解你们了。是的，苏西是这样的，你们对她永远不应该怀疑。”
例如“林泰”，这是宋庆龄在给友人的私人信件中落款署名最多的。“林泰”的含义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宋”字下部是“木”，树木丛生成“林”；“庆”字作祝贺、幸福、吉祥解；
“龄”指岁数。“泰”字作平安解，如安泰、康泰等，取“庆龄”两字之合意。同时，“林泰”又可作“宋庆龄太太”之意的缩写。
此外，宋庆龄还有一个罕见的别名—马丹。据宋庆龄最后一任警卫秘书杜述周说，1969年10月16日，他跟随宋庆龄从北京头次回到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家中，宋嘱咐他说：“如有来信写孙夫人、孙逸仙夫人、孙中山住宅和马丹名字的信函，都是给我的，林泰你也知道。”并补充说，“马丹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的别名。”
至于那些近在同城的友人与下属的物品，她就亲自委托忠诚的李燕娥、钟兴宝与司机刘凤山或周和康、张友等她信得过的工作人员直接传送了。
1954年9月，宋庆龄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在政治上的又一次进步：在1949年9月的最后10天内，她参加了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同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排名居三名非中共党员（另外两名李济深、张澜）之前。
宋庆龄的政治生命之花愈开愈灿烂，但靳三旺却感到在宋庆龄身边的日子过于安逸与平淡，以致有些乏味平凡之感了。的确，对于一个热血沸腾、青春勃发且又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英雄班长，尤其对于一个胸怀远大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有一种有力难发的感觉，但当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人生经验上都十分幼稚的靳三旺，怎么可能体会到他那段人生岁月的光荣与辉煌？怎能理解到他斯时斯地所从事着的是一项何等伟大与珍贵的事业？怎能明白宋庆龄在不动声色中所从事的是一项何等伟大的事业？至少，靳三旺这个原本也许永远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将永远地与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遗憾的是，靳三旺当时没有意识到、体会到。
不过，靳三旺的这种焦虑与厌倦的情绪没维持多久，就被随之而来的一段段紧张乃至不失惊险的生活节奏给冲淡了，以致他终于有了施展自己忠勇的余地与立功的机会。
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由于他的忠诚与勇敢，再次获得了宋庆龄赋予他的一个外号—“亡命之徒”。然而，起先他还为此感到不高兴呢，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
特殊使命“亡命之徒”（1）
“勿来事格，勿来事格，我是人，侬也是人；我有一条命，侬也有一条命，而且还是一朵鲜花蓓蕾样的年轻的命，我绝对勿能让侬去做这种事体格。”不等靳三旺把话说完，宋庆龄就连连摇头，坚决不答应靳三旺的这种几近搏命的冒险行为
1953年的初冬，位于我国东北的辽宁旅顺、大连等地已是冰天雪地、银妆素裹。12月下旬，宋庆龄、彭德怀元帅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前往旅顺口欢送已完成了五年保卫与建设任务的苏联军队返回自己的国家。临行前，宋庆龄召集靳三旺、隋学芳等警卫人员在方巾巷15号家中开了一个短会。
“这是中苏关系上的一个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同样，也是对整个亚洲和全世界富有意义的事件。”宋庆龄一上来就阐明了这次前往旅顺口的目的与意义，“五年来，苏联忠实和无私地履行了1950年所签订的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所确定的义务，同我国共同保障旅顺港口和港务设施的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互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今天，由于远东局势在朝鲜战争结束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之后所起的变化，由于我国国防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强和现代化，苏联现在要遵照条约的规定，准备把她的部队撤出旅顺口，这是我们两国之间伟大的友谊和兄弟般合作的一个标志。不但如此，她还把她所恢复的和增建的全部设备无偿地移交给我国……所以，我们此行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光荣是我国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国际关系，因为它无论是行动上和言辞上都贯彻了有利于发展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互助；艰巨的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因为我们五年前与苏联签订的这份中苏条约而极端狼狈和激怒。特别是对苏联在我国旅顺口驻军这一点上，他们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领土被侵犯。
我们应该知道来自这方面的威胁还没有完结，他们没有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计划，同时随时搜罗炮灰来远东做进一步的军事冒险，甚至企图用武力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
说到这里，宋庆龄话题一转，笑吟吟地环视着面前的爱将们说道：“正因为如此，我们这次前往旅顺，除了要保持百倍的警惕、防止坏人可能伺机捣乱破坏外，还应该以十分饱满的热情，真诚地欢送劳苦功高的苏联友军胜利返航。大炮，你说说看，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具体体现我们的热情两字呀？”
“这个容易，见到苏联人，我们就笑脸相迎，欢送宴上多喝几杯酒，这方面，隋干事可以打头阵，他酒量好……”
“除了喝酒，还有呢？”宋庆龄努力忍住笑，打断靳三旺的话头。
“还有，还有我想抓紧时间多学几句俄语，例如您好啦、欢迎再来中国啦，等等，到时候与他们多作交流。”
“没有啦？”
“大致就这些吧。”
“大致就这些？我看，第一个大致就是得把你的头发打理打理好，再不能整天乱糟糟的像个喜鹊窝似的了。你看隋干事，他在这方面就比你强，你得好好向他学习，平时多注意自己的仪表仪容。”宋庆龄笑指着靳三旺那堆乱蓬蓬的头发，不客气地一针见血，“这也是我们热情对待客人的一个具体表现，要知道，一个人的衣着服饰与谈吐举止之文明，也是待人接客的一种心态表现呀。”
“嗤—”在座的人们发出一阵窃笑声。
又是仪表仪容！靳三旺被老太太当着大家的面点名批评，不由得面子有点放不下，一脸尴尬。在老太太身边工作，就怕太讲究，什么衣着打扮要端庄整洁有风度啦，举止言行要高雅得体啦，平时待人接物什么的，更要注意文明适度等。为此，他私下里没少向李燕娥与钟兴宝两位阿姨请教，并从她们嘴中知道了自己原先有些不经意中养成的不好的生活习惯。同时他也知道了宋庆龄在这方面的要求与标准：例如吃饭不能说话谈笑，不能把嘴巴咂出声响来，否则有失教养；又例如偶尔打个喷嚏咳嗽什么的，也得用手帕捂着，不能让带有病菌的唾液到处飞溅；平时看人也不能用眼角眼梢，一定要正视平看，面带微笑有风度，等等。一套又一套的繁文缛节，就像一道道无形的紧箍咒，把从小就无拘无束、跌打滚爬地在农村与战场中长大的靳三旺，束缚得缩手缩脚。说实话，前面几条他都能做到，刚进军队时就练就了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的军人风度，但要自己改掉用眼角看人的习惯，恐怕就不容易了。在中央公安学院学习时，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当警卫的一定要培养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警性，只有这样，才能百倍警惕地随时应对一切可能突发的事件，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首长的安全。而靳三旺平时用眼睛的余光扫瞄周围情况的习惯，便是在那时形成的呀！
今天，老太太再次批评了靳三旺仪表，并上纲上线地摆到了热情不热情的高度上，这不由得使靳三旺真的不敢小觑了。记得在上海的那半年多时间里，宋庆龄就经常提醒他要注意自己的头发，好几次他随宋庆龄去儿童福利院看孩子前，他都不得不服从老太太的命令，去理发店打理了一下。可是，老太太还不满意，时间不长，居然建议他干脆去理发店烫一下。所以，每次随老太太出门前，靳三旺至少要在自己的外表形象上花费个把小时呢！靳三旺嘴上不说，心里可早就烦上了：要放在部队里，军装一套、军帽一戴，或者干脆理个光头，要多省事有多省事呢！
唉，如今偏偏来到了这个特别讲究礼貌形象的老太太身边，一切都只好入乡随俗啦。
由宋庆龄、彭德怀元帅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前往旅顺欢送苏联盟军，随同前往的还有总政歌舞团。火车经过一路长途奔波，代表团终于来到了旅顺港口。当晚，彭大将军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还由慰问团向盟军做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期间，宋庆龄还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头戴列宁帽、身穿列宁装的老太太精神抖擞，忍着刚开始发作的眼疾与去年12月就发作的坐骨神经痛，发表了演说，尤其是当她动情地说到“现在，当驻旅顺口的苏军准备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趁这个机会对他们在这里执行任务时所表现的值得效法的榜样表示深切的感谢”时，不但博得了满场苏军官兵热烈的掌声与“乌拉”声，而且靳三旺似乎看到了老太太眼睛里隐隐闪烁的泪光呢。
宴会上，宋庆龄在逐桌向苏军官兵敬酒时，居然喝的是烈性酒！这使平时不善饮酒的靳三旺既担忧、又敬佩。就从那次随宋庆龄外出起，他心目中的老太太的形象更高大了，他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老太太所从事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与伟大，从而他也第一次感性地认识到了自己肩头所承载着的担子的重量，她毕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四五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呀！
靳三旺虽说心底始终不服隋学芳，认为他能做到的自己同样也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比他更加好，但有一点则是他必须承认的，那就是隋学芳的酒量比他大，在那场欢送宴会上，他至少喝下了半斤高度烈性酒。好几次，他还主动地帮助老太太喝了几盅。但靳三旺只是象征性地喝了点酒，一是他本来不会喝酒，二是作为宋庆龄的卫士长，他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着周边的一切动静。
特殊使命“亡命之徒”（2）
有关宋庆龄那天忍着病痛还在欢送宴会上饮用烈性酒的事实，可以从当月月底她写给王安娜（ＡnnalieseWang，1907～1970，原名安娜·利泽，德国人，历史和语言学博士。1935年和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结婚；1936年来到中国，曾到过延安，后在上海与宋庆龄结识，先后任中国保盟中央委员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司库，是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与亲密朋友）的信中可得到佐证：
“亲爱的安娜：
很遗憾，昨天的活动糟透了，不像是我们原来设想的那种庆祝活动。这一半要归咎于配制不当的‘烈性酒’。要是我们喝的‘烈性酒’配制得当，或者就喝单纯的‘高度酒’，我们一定能够玩得愉快……对啦，这是我昨天答应给你的俄国干酪……”
身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工作一点也没比以前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增加了视察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现状的任务。旅顺口欢送慰问会一结束，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