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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计的这种具有男女平等色彩的新型夫妻关系，在“夫为妻纲”、封建伦
常窒息着人的灵魂的时代，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这个问题上，洪升称得
上是思想上的先躯者。
第四章 顺治康熙时期戏剧（四）——孔尚任
第一节 孔尚任的生平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字聘之，又
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孔尚任生在清灭明后的第四年，当时南
方尚有明宗室建立的南明政权与清对峙，内地也有反清斗争发生，加之清王
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使相当一部分汉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怀明情绪。孔尚任
家庭亦然。置身于这种氛围中，早年孔尚任就常听到一些明代遗事，尤其是
他族兄孔尚则再三提到的明末名妓李香君反抗强暴、以头撞地、血溅香扇、
由杨龙友将血迹点作桃花的事，使孔尚任不胜感动，青年时就萌生了将李香
君与侯方域爱情写成《桃花扇》剧的想法。但“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而
“仅画其轮廓”（《桃花扇本末》）。随着康熙年间政治局势的稳定，南明
王朝彻底覆灭及清朝统治者的怀柔政策，大批文人参加了科举考试，孔尚任
也于康熙十七年往济南应乡试，但未中举。之后他便返回家乡，在曲阜附近
的石门山过了一段隐居生活。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
孔尚任御前讲经受到皇帝赏识，被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对此孔尚任感激
涕零，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他怀着济世之心来到北京，但国子监博士
是个闲官，这又使他很失望。康熙二十五年，孔尚任作为工部侍郎孙在丰的
属员，到淮安、扬州一带参加治河工作，为时三年多。这期间，他开始体验
到一些社会黑暗以及吏治的腐败、人民的疾苦，也结识了不少知名文人和不
忘明朝的遗民故老，使他对南明兴亡的佚闻史料的了解大有增广，更深一层
地体味到明遗民的感情，对南明覆灭缘由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对于他写
作《桃花扇》都很有帮助。
三年之后，孔尚任又重回北京，做国子监博士等官。这时，他对仕宦不
那么热中了，把不少精力放在读书、收藏古文物和创作诗歌戏曲上，构思已
久的《桃花扇》传奇终于在康熙三十八（1699）年完成了，这时，他五十一
岁。
《桃花扇》写成后。立即传布京师，“王公缙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
之誉”（《桃花扇本末》）一些“故臣遗老”观后“掩袂独坐”，“唏嘘而
散”。当年秋天，就被宫中内侍索入皇宫。相传康熙帝看此剧，演到设朝选
优诸折曾叹曰：弘光虽不欲亡，其可得乎！次年春天，孔尚任被提升为户部
广东司员外郎，但旋即又被罢官，居官还不到一个月①。两年后即康熙四十一
年（1702），孔尚任五十四岁时，重又回到了故乡，过起了闲淡的生活，直
到七十一岁逝世。
除《桃花扇》外，孔尚任尚有《小忽雷》传奇，是他与顾采合作的，完
成于《桃花扇》脱稿的前五年（ 1694）。《桃花扇》被收入王季思主编的《中
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第二节 《桃花扇》的主旨—借情言政
① 孔尚任被罢官原因不明，可能是由于《桃花扇》流露了民族意识，这是清政府所忌讳的，但又不好明说，
就先升后罢，以琐事撤了孔尚任的职。但这只是些研究者的推测，目前无明确资料可以证实。
《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青楼歌
妓李香君的爱情悲欢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
目的在于探究“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
地？”以“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引文见《〈桃花扇〉小引》），即
它是一出明确地把探究明朝灭亡原因作为最高宗旨的历史剧。
《桃花扇》所写的弘光朝，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煤
山后，残存在江南的明朝军政要员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一个小朝
廷。
弘光朝建立之初，尚据有富庶的半壁山河，拥有上百万军队。如果彼时
君臣上下同仇敌忾，奋发图强，仍是有所作为的，但这个小朝廷仅存一年就
土崩瓦解了。何以会如此悲惨？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权奸误国。在义军破
京，崇祯自尽，江山无主之时，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暗喜“幸遇国家多故，
正我辈得意之秋”，为争拥立大功拜相封侯而“捷足争先”，迎立了骄奢淫
佚的福王朱由崧。那当上了皇帝的朱由崧，只知花天酒地、采选淑女、演舞
教歌，在强敌犯境、内患迭起时还为“无有声色之奉”而“日夜踌蹰，饮食
俱减”，在“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的熏风殿荒淫享乐，将朝
政一委马、阮等权奸。马、阮等人大权在握，他们无视中原未复、大敌当前、
国家残破的现实，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买妾选优、笙歌宴舞；网罗罪名、
公报私仇、陷害忠良。最后竟调黄刘三镇兵马堵截左良玉——因为“宁可叩
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宁肯向外族北兵投降，也不肯向内部反对派
屈服让步，终于导致悍然丢下黄河一带，造成“千里空营”，使清兵得以长
躯直入。总之，作者形象地再现了马阮等权奸将南明弘光朝推向灭亡的全过
程，从而说明了“魏阉余孽”是“隳三百年之帝基”的祸根。
《桃花扇》对南明弘光朝覆亡原因分析得十分深刻。这种深刻表现在作
者在激愤地鞭笞权奸误国的同时，也对明代的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封建社会
的上层建筑进行了检讨和反思。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在生活方式上，他所同
情的复社文人与他所憎恶的马阮之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国难深重之时，
复社文人所负的责任应该说是格外重大的。但他们并没有发扬蹈厉、卧薪尝
胆，而是仍然不忘流连声色。候方域“闲居无聊，欲寻一秦淮佳丽”，觅得
李香君，遂沉醉于温柔乡中。作者在《逮社》眉批云：“温柔乡容易，沧桑
奈何！”《逢舟》一出，侯方域自感没有完成史可法托付的重任，说“无颜
再见史公”，作者眉批：“难见史公，且见香君，亦是心事，”贬责之意，
寓于其中。当然，复社文人到底不似马阮。他们关心国事，有正义感；但他
们在危急时刻所出计谋或不堪实用，或只能纸上谈兵，行动上毫无建树。如
侯方域在史可法处所出的主意及后来对高杰劝阻不成、一走了之等。作者以
此揭示了在当时“膺誉甚重”、“自视甚高”、饱读诗书的复社文人的不堪
重任，从而也兼接触及了培育这样文人士大夫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宋明
儒学文化。
《桃花扇》主题的深刻还体现在，作者在描写弘光朝文争于内、武哄于
外的腐烂政治时，清醒地看到文臣武将中“非但小人，君子亦然”的门户之
见是南明覆亡的致命因素之一。作者曾在《逮社》出总批说：逆党挟仇、复
社罹殃，南朝亡国之政也。将主要批判锋芒指向了马阮。但他对复社文人等
正面形象也不是毫无保留的、《逮社》出眉批说：“复社极力标榜东林，故
有南朝党人之祸”；《沉江》出更直接借陈定生、吴次尾之口说出了“日日
争门户，今年傍那家”的沉痛之语，都婉曲地表明了他这一看法。如果说，
《争位》《和战》二出高杰与黄刘三镇为争夺位次而大打出手，可以看成是
纯粹的“武哄于外”的话，那么左、黄二“忠臣”之战则纯粹是门户之争了。
马阮阉党余孽拥立弘光，翻起了天启朝的旧案。东林党及受其影响的人认为
福王一脉非正统，“三镇既立弘光，便与崇祯为敌”（《拜坛》眉批），左
良玉忠于崇祯而讨伐弘光；黄得功尊奉弘光，视左为叛逆，丢下黄河一带起
兵堵截，左黄同室相斗，致使“河北人马”“乘虚渡淮”，南明弘光朝直接
灭亡在门户之争当中。真是“社稷可更，门户不可破，非但小人，君子亦然，
可慨也！”（《拜坛》眉批）。表现了作者见解的深刻。
总之，《桃花扇》的可贵处在于，它在揭示权奸亡国的同时，还以历史
的眼光，冷静客观地分析了与权奸对立的“忠良”一派的思想行为，以春秋
笔意含蓄地指出了他们在明亡中亦应负有一定咎责。在揭示了明亡教训的同
时，也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借鉴。这对以往戏剧往往是对正面人物的
绝对美化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第三节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成就最突出的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少方面都达到了古
典戏剧人物塑造的较高层次。
就思想内涵的深邃说，最有光彩的人物是李香君。
在中国古代艺术的长廊上，李香君的形象是全新的。从具有叛逆意义的
女性主人公看，最有代表性的《西厢记》、《牡丹亭》中的女主角，她们的
觉醒只限于在婚姻爱情上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不关心外界社会的政治
风云。《长生殿》中的杨贵妃由于身份特殊，其所作所为客观上给予政治某
些影响，但主宰她意识的是千方百计采取一切手段维护已到手的“爱情”，
根本不费心思考虑国家的兴衰治乱。也就是说，“爱情”是这些女主人公人
生的唯一目的和最终归宿。
李香君是青楼妓女，地位卑下。她与这些女性一样，追求美好爱情，向
往幸福生活。但她不把思想局促于男欢女爱的狭小天地里，而是同时关注国
家的兴亡变乱，在历来为男人所独享、女性不去问津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超
人的见识和胆略。她之爱侯朝宗，在对对方儒雅风流的才貌倾慕的同时，也
将政治斗争中的是非及在这种是非中所表现出来的人品的高下融入了情感之
中。所以，当她得知自己新婚所用妆奁为魏阉余孽阮大铖所赠后，便当即断
然将价值高昂的裙钗弃之于地，坚定地说：“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
自香”，并责备行动犹疑的侯方域“瑇私废公”；她宁可碎首淋漓也不肯再
嫁权贵田仰，公开宣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她甚至置生命于不
顾，当场痛骂马阮“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
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 。”“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
用，绝不了魏家种？ 。”，等等。这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积极参与、
对纯洁爱情的维护，以及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见识，完美地展示了李香
君卓越的政治眼光和坚贞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同时，从她与侯方域的关
系看，她的风标卓识亦对侯有所激励，使侯由衷地视其为“畏友”而大加敬
重，也使侯本因“慕色”而生发的情感加进了对她人格倾慕的因素，从而使
侯李爱情有了较深厚的思想内涵。这对以往爱情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进
步。
总之，李香君形象体现了下层人物的崇高品质；说明了女性有不逊于男
性的卓越见识；也表现了作者爱情观上的进步。
《桃花扇》的另一主人公侯方域，比起李香君来，表现要逊色得多。他
是明末进步文人组织复社领袖之一。作者真实地描绘了他与魏阉余党的斗争
及他所受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行为上的缺点弱点：在国家的内忧外
患深重之时，他仍沉迷于秦楼楚馆；在得知香君妆奁为阮大铖所助后，他竟
想收下贿赂、替阮分解，表现得软弱动摇；他风流倜傥，才学出众，政治上
有一定见识，但常有书生之见，缺乏处理军国大事的实际能力。这些都是符
合他的性格实际、也符合明末复社文人一般特征的。
侯李之外，《桃花扇》还出色地塑造了一批各类人物，都很有典型意义。
在下层人物中最应提及的是柳敬亭、苏昆生。他们是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
下。但他们关心国事，政治是非感很强。他们原为阮大铖门客，知道阮为魏
阉逆党后便拂衣而去；在说书唱曲中讽谕时事，抨击奸佞，被复社文人视为
“我辈中人”。他们侠肝义胆，有勇有谋，富有牺牲精神。柳敬亭自告奋勇
远道跋涉去武昌，劝阻不顾大局要领兵东下就食的左良玉，在诙谐中，机智
地讥诮左的“错处”，表现了随机应变、辩才无碍的智慧。苏昆生为救助被
阮大铖拿下监狱的侯方域等，主动自南京到武昌左良玉幕府求救，历尽了千
辛万苦。明亡后，他们又都归隐山林，渔樵为生，保持自己的节操。他们身
上表现了下层人民美好的品质和优美的人性。苏、柳及李香君的形象，都表
现了作者对时代脉博切摸的准确，是他在总结兴亡治乱原因时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