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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只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就定不下来。”玛约丽没有再问。最后，在又一次连夜逃亡之后，亚当斯终于把自己的童年故事告诉了妻子。
连辛迪一起，他们有了六个孩子。可是因为不停地流动，哪怕有了一个好工作也保不住。他们就一直是贫穷的。穷得有时候只能住在车子里。可是他们有一个和睦的家，孩子们都是好孩子。也幸亏美国在变化，南方也在变化。至少，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读到高中了。当然，因为始终在迁徙中，孩子们不能有固定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不能和小朋友有稳定的友谊。非常的童年经历，令亚当斯的孩子们深受伤害。
也许别人会想，南方在六十年代以后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KKK已经被民众所唾弃，即使在门罗，KKK也从一个“显文化”逐渐退出舞台，亚当斯为什么还要逃亡？但作为一个当事人，亚当斯看得很清楚。对于KKK来说，大形势越是明朗，他们被起诉、定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对亚当斯的存在就越不放心。亚当斯一家也就越危险。他心里很明白，他面对的是一群亡命之徒。他们的残忍，他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就这样，几十年来亚当斯的一家先是在本州的各个城市奔走，希望离门罗、离妈妈的家不要太远，后来他们不得不离开佐治亚，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州，不断搬家、不断逃离。
辛迪对我们说：“我们一家也是摩尔滩事件的受害者。只是我们受害的方式不同罢了。”
四、一个人的战争
在如此艰难的人生中，亚当斯从一个孩子变成年轻人、中年人，接近老年。他不仅在做着噩梦，不仅在KKK的逼迫下逃亡，他也在思考虽一年年远去、却跟随了他一生的“摩尔滩事件”。在他刚刚长大的时候，他只想忘却。那是太悲惨的事情，他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重负，本能地想卸去负担。可是他忘不了。
他几十年在夜晚的噩梦中煎熬。后来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以后，他开始更深体会到乔治的妈妈突然失去两个孩子、家庭被毁灭的悲惨。亚当斯开始有了成年人的思考。他对正义不能伸张、暴徒没有被绳之以法感到愤怒。他还对妻子说，他始终内疚，觉得自己眼睁睁看着乔治被杀，自己只是躲在一边，什么也没有做。他恨自己怎么如此懦弱，没有站出来阻挡暴行，救下他的大朋友。这种悔恨的心情，越来越强烈。妻子安慰他说，你没有责任，你只有十岁。你站出来也一样救不了乔治。可是玛约丽知道，亚当斯在内心里，是一个传统道德观念很强、对自己的品质要求很高的人。回想“摩尔滩事件”，他总是非常自责，总觉得自己见死不救，是生命中的羞耻。
那是一个人内心惊心动魄的战争。亚当斯既感到恐惧，要承担保护家人的责任，又被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感所深深折磨。几十年来，他苦苦挣扎。“摩尔滩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乔治死的时候留下一个两岁孩子，被人远远地领养走了。没有人再重提旧事。除了暴徒们，惨案真正的目击者只有亚当斯和艾默生。
艾默生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艾默生的死讯传来，亚当斯感到分外沉痛，他明白自己是“摩尔滩事件”惟一的历史见证人了。
亚当斯有一次回门罗看妈妈，路过凶手之一哈里逊的家。哈里逊正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亚当斯突然忍不住，决定走过去，作几分钟直接的对话。亚当斯站在哈里逊面前，直直地问道，你们KKK干吗老盯着我？哈里逊冷笑着说，这么些年，难道有谁动了你吗？亚当斯回答说，没有，可是无论我走到哪里，你们总是在盯着威胁我。哈里逊接着说，只要继续闭紧你的嘴，就没人会来动你。
就在这一瞬间，亚当斯决定向凶手质问那个始终令他不解的问题，他知道罗杰是在吵架时刺伤了一个白人。“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乔治？！他是我看到过的最善良的人。我父亲死后，他给了我们家那么多帮助。他是个好人！”
这么些年来，以往的凶手们和这个证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奇怪的威胁和被威胁的关系。哈里逊没有想到，亚当斯会面对面地突然对谋杀直接提问。可是，也许这么多年来，他认为已经能够把亚当斯捏在手心里。所以他傲慢地回答说：“他在参军前倒是个还不错的黑鬼。可是，当兵回来以后，他以为自己可以和我们一样了。”
亚当斯扭头就走。他终于证实，乔治死得多么惨——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没有伤害任何人。他被残杀仅仅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多年的伤痛变成愤怒。他觉得他长久的秘密要冲出胸膛。可是想到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危险，他又压下了自己的冲动。
1989年，亚当斯一家搬到了佛罗里达。多年的逃亡使他身心疲惫。他们带大了六个孩子，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亚当斯没有文化，干的是最吃力的体力活儿。可他总是尽心尽力尽养家的责任。
不幸的是那年11月9日，亚当斯在一场意外的工伤中，失去了一条腿，也失去了劳动能力。失去一条腿，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也是生命的一个转折。亚当斯躺在病床上，伤口慢慢愈合。回想死神擦身而过，他相信，假如当时不是上帝用一双手扶住他的肩膀，他早已经随死神而去了。躺在床上，亚当斯痛定思痛，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终于意识到，虽然自己还不算很老，可是也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他问自己，他还有什么事情必须去做？他还亏欠着什么、还有什么令自己这一生深感遗憾？
那时的美国，劳动保险制度已经完善。在养病期间，律师为了争取最大的保险补偿，谈话中问及他的个人历史，追问着一个个问题。他避开“摩尔滩事件”，可是逃亡的一生，就像重新又经历了一遍，改变他人生的那个事件鲜活地出现在他脑子里，久远的记忆在猛烈撞辛迪和她的姑姑击着他，那种痛苦、不甘、愤怒、悔恨，对正义的渴望，都强烈地纠合在一起，堵在胸口。突然，他明白了，他几十年来埋藏在心底的见证，不可阻挡地要站出来，站到阳光下。
亚当斯最终获得了一笔赔偿。这笔钱足够他不工作也能生活得非常好了。这时他已经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他告诉吃惊的妻子，说他要买房子。有生以来，亚当斯夫妇第一次拥有了一栋自己的房子。在这自己的小屋里，他把妻子和所有的孩子召集到一起。亚当斯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们。
我还记得在大风中，辛迪金色的长发被吹得飞舞起来。在走向摩尔滩的游行队伍里，她给我们讲父亲的故事。讲到这里她笑了，说：“我们全家不停搬家的那些岁月，突然来到我面前。尽管爸爸妈妈一直对我们编造各种搬家的理由，这个时候我看着父亲严肃的脸，仿佛恍然大悟，我对自己说，上帝！爸爸别是个杀了人的逃犯吧！”
接着，辛迪看着远处，站下来，点了一支烟。她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故事。我为这些黑人难过，我愿意支付任何代价，让正义得到伸张。我为那个十岁的小男孩难过，也为他的一生感到难过。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回想我们家的多年经历，我更感到愤怒，这是什么事！杀人犯安安顿顿，我们家却一直在逃亡。
亚当斯告诉全家，他决定公开他的证词。他要走向公众，他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将向联邦调查局和司法机构作证。他不再逃亡，他将站住，回转身来，面对对手。这会给全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他不知道。他必须事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他爱他们，可是他必须站出来，别无选择。
辛迪和他所有的孩子们，都认真地说，爸爸，我们支持你。玛约丽深知亚当斯几十年来对乔治的内疚，此刻她只说了一句：我相信，乔治一定会为你今天的选择感到骄傲！
亚当斯说，在他的内心里，正义和良善终于战胜了对邪恶威胁的恐惧。他觉得上帝终于把他内心中最好的那些东西，引导出来了。
亚当斯终于找回了在“摩尔滩事件”之前的那个自己。那个自然的、心底和目光都一样纯净的男孩。
五、一个人的勇气可以复活历史
亚当斯走进了联邦调查局。
媒体神通广大，很快就透露了联邦调查局可能重新开始此案调查的消息，并且找亚当斯采访。亚当斯在电视台，公开了他所看到的全部“摩尔滩事件”真相。
亚当斯立即受到各种威胁。例如死去的哈里逊有一个儿子，正关在监狱里。他马上从监牢里送出话来：只要出狱，就会来找他算账。亚当斯没有退却。
已经是温暖的春天了。可是，这一天特别冷。我们在冷风中默默行进，来到摩尔滩。河滩上的老桥已经消失，在边上架了一座新桥。站在桥上，辛迪紧紧地拉着她的姑姑，也就是亚当斯的姐姐。看上去，辛迪有些紧张，她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后来，她下到河滩去。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河滩金黄色的茅草中，我们没有跟着下去。我们想，这当是她一个人去体验父亲当年感受的时候。
在桥头，亚当斯的姐姐指着辛迪下去的方向，对我们说，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她和妈妈一起来过这里，遇难者已经被抬走，还一地是血。她捡起一颗被打下来的牙。妈妈吓得让她赶紧扔了。旁边的树上全是弹孔。
亚当斯面对全美国，他不仅为惨案本身作证，他还细细地回忆他记忆中的朋友。亚当斯说，这四个受难者不是四个名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讲述童年的好朋友乔治。他讲到自己的父亲去世后，乔治怎么天天来帮助他妈妈干重活。有一天，乔治帮他们家劈了一大堆柴火，妈妈一定留他吃饭。乔治端了自己的盘子，就跑到外面坐在柴火堆上吃，怎么也劝不进来。十岁的亚当斯和妈妈都深感抱歉，亚当斯一直记到今天。他说，1946年门罗的黑人们，理所当然就认为，他不应该和白人邻居平起平坐，哪怕他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可是出国当兵五年回来的乔治，见过了世界，眼界开阔了。他不自觉地已经和当地的黑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他已经一眼看透那些KKK的愚蠢和傲慢，他的眼神里一定有了那么一点过去没有的自尊。可是，就是为了那么一点不同的感觉，他就被KKK杀死了。他死后，证人受威胁，正义迟迟得不到伸张。亚当斯告诉大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门罗和南方。
亚当斯千方百计，找到并且公布了四个死难者中三个人的照片。乔治的照片大概是从军队的登记中找到的。虽然陈旧的照片已经模模糊糊，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年轻的乔治穿着神气的美军军装，开心地笑着。
亚当斯为自己的黑人朋友寻求正义所作出的努力，感动和激励了门罗附近的人们，他们成立了这个“摩尔滩纪念协会”。在摩尔滩附近的路口，他们建立了历史纪念地的说明标志牌。还为四名受难者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碑。那是刻着受难者姓名的石碑和一个安魂的十字架。他们找到了其中三名受难者的墓地，其中包括乔治·多尔西的墓地。
1999年的老兵节，美军为乔治举行了隆重的军人安葬仪式。以纪念这位“二战”老兵。他从战场上回来只有九个月，就被暴徒杀害了。
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潮中，发生了一些著名的谋杀案，都是所谓的“仇恨犯罪”。一些黑人和民权工作者在南方遇害。当年由于类似的原因，一些刑事罪没有能成功起诉。这几年，这些案子在各个州重开调查，甚至有一些案子成功地起诉、定罪。虽然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年轻罪犯现在都是老人了。可是在这里，谋杀就是谋杀。杀人是个人行为，任何政治气候的原因，都不能成为个人凌虐、谋杀他人的借口。对谋杀罪的起诉没有时效的限制。
“摩尔滩事件”比一般民权案子都要早二十年，当年的凶手们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证人证据在流失。现在事隔六十年，重新起诉就更为困难，仅仅一个人的目击证词是不够的。但是在民权组织和佐治亚州一些政治家的推动下，在2001年，佐治亚州议会全体通过决议，由州长签署，州调查局对“摩尔滩事件”重新开始调查。
现在，这个案子的状态是开放调查、尚未解决。起诉正在推动之中。当年的暴徒们虽然大多已经死去，但仍有两名涉嫌者仍然活着。今天的集会和游行，就是推动此案起诉的一个表达：寻求司法公正不是复仇，是为死难者伸张正义。假如罪恶不予追究，它带来的恐惧永远不会真正消除。只要还有一个罪犯活着，这样的努力就不会放弃。
前一天刚刚下过大雨，阿巴拉契河水在湍急地冲向下游。辛迪从摩尔滩上来，显得脸色苍白。我们回到桥上，所有的人手拉着手，一起站在风中祈祷，为死难者安魂。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