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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627）——二十三年（649）
高宗李治永徽元年（650）——弘道元年（683）
中宗李显嗣圣元年（684）
睿宗李旦文明元年（684）——载初二年（690）
圣神皇帝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天授元年（690）——神龙元年（705）
中宗李显神龙元年（705）——景龙四年（710）
睿宗李旦景云元年（710）——延和元年（712）
玄宗李隆基先天元年（712）——天宝十五载（756）
肃宗李亨至德元载（756）——宝应元年（762）
代宗李豫广德元年（763）——大历十四年（779）
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贞元二十一年（805）
顺宗李诵永贞元年（805）
宪宗李纯元和元年（806）——十五年（820）
穆宗李恒长庆元年（821）——四年（824）
敬宗李湛宝历元年（825）——二年（826）
文宗李昂太和元年（827）——开成五年（840）
武宗李炎会昌元年（841）——六年（846）
宣宗李忱大中元年（847）——十三年（859）
懿宗李漼咸通元年（860）——十四年（873）
僖宗李儇乾符元年（874）——文德元年（888）
昭宗李晔龙纪元年（889）——天祐元年（904）
哀帝李柷天祐元年（904）——四年（907）
第三部分后记
盛夏时节，将《正说唐朝二十一帝》书稿交付中华书局之时，忍不住要交代一下心中的感受。自1981年入大学历史系读书以来，迄今已25年于斯。每读书论学，未尝忘知人论世之旨。所以，于国家政治制度和历史人物研究诸事颇多关注。一方面是想搞明白历史人物是在何种制度规范下生活，另一方面是想弄清楚他们的活动又为当时的时代增添了何许内容。
对于唐朝皇帝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数年前我曾经写过《唐肃宗评传》；对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治体制和制度，我以《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为题做过考察。有意思的是，两书的写作过程都留下了挥汗如雨的经验和记忆。长期以来，我一直都有从宫廷政治的角度考察唐朝国家体制运作以及国家安全等问题的念头。来公安大学工作后，还开设了这样的课程。课堂上与同学们的交流，使我身心愉悦，乐以忘倦，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即使如此，说实在话，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以这样的面貌写成这样一本书，还源自于中华书局李世文先生的电话相约。如果没有他的热情鼓励、不时的督促与明确的体例要求，我想绝对不会有这样一本书写出来的。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细致高效、对作者的尊重和关怀、对学术的严谨和不苟，让人感受到中华书局的传统和风格。在此，我首先向他表达我的深深谢意。这期间，编辑室的宋志军主任也多次就工作进度和内容以及要求善加关怀、指点迷津，也是我能够在盛夏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动力，更要表示诚挚谢忱。同时，我还要感谢至交老友贾云师兄和乾陵博物馆樊英峰先生所给予的无私帮助和支持。
在此工作进程中，有过高烧39。3℃的经历，为我十几年来不曾尝及的滋味。饱食终日、自享安乐之际遭此顿疴，实际上对于理解唐朝诸帝的生活际遇以及国祚近300年唐帝国的盛衰治乱有了一些新的启示。我一直很褊狭地迷信人生经验对于理解历史的重要意义，因为，历史往往是真实与怪诞并存。有时候，许多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稽的物事，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又是异乎寻常地真实，并且成为当时的常态。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会有助于加深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反过来，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也会使阅读者的人生经验更加丰富。
本书既然以“正说”为名，就不应当是歪说、戏说，更不能是胡说。所以，本书首先强调“正”，也就是言必有据。其实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没有必要依赖胡言乱语以逞其能；其次是“说”，就是能以言传，即使做不到文字优美、赏心悦目，起码也应该使读者易于明白，避免佶屈聱牙。
著述是一项永远会带来遗憾的工作。一旦付梓，一切舛误和错失都将铁证如山。此时此刻，心中也不免有几丝忐忑。我深切盼望得到读者和朋友们的指正，指出书中的谬误，就有利于我的进步，有助于今后的工作。谨在此表达衷心感谢！
二○○五年七月入伏前一日
任士英记于北京木樨地南里之何意栖斋
送一校（2005年7月17日）
送二校（2005年7月25日）
送三校（2005年7月28日）
送四校（2005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