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淖钌袷トɡ挠祷ふ摺Ｒ虼耍右豢迹蠢此坪跄岩韵胂笠⒁桓鲂陆痰淖诮谭ㄍァ�
加尔文烧死塞维特斯是一个划时代的步骤。他以此迅速结束了宗教改革为之斗争的“基督教徒的自由”。加尔文超过了罗马天主教会。为了自己的荣誉，一千多年来，在仅仅是因为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基督的教条，而把一个人活活烧死这个问题上，罗马天主教会要比加尔文踌躇不决得多。而加尔文，在他独裁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里，就把向他挑战的人活活烧死，由此建立了他的精神暴政。从道德的观点上来看问题，这一行动可能比托圭玛达所有的罪行更可憎。塞维特斯不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被杀死的，因为他从来也不是无神论者。他之被害是因为他否定了加尔文的某些论点。几百年之后，日内瓦自由市民为自由思想者塞维特斯树立了纪念碑。把塞维特斯说成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任何为加尔文开脱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蒙田是那时代的人，卡斯特利奥也是那时代的人。送塞维特斯上火刑柱的，并不是时代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而是加尔文的个人独裁。不诚实和迷信可能是某个时代的特征，但作为一个特别的不端行为，加尔文犯的罪行应由他自行负责。
从塞维特斯殉难的那一刻起，对加尔文的义愤就迅速增长。甚至加尔文正式的辩护士贝齐也不得不承认：“那可怜的人的骨灰未寒，关于异端是否应受惩罚的辩论就冒头了。有些人主张应镇压异端，但不处极刑。而另一些人则希望让上帝来惩罚他们。”我们知道，虽然贝齐总是倾向于对加尔文的一切作为大加颂扬，但在这件事上是极为犹豫的，加尔文的其它朋友们就更踌躇了。梅兰克森，曾亲自野蛮地辱骂过塞维特斯，写信给他“亲爱的兄弟”加尔文这样一封信：“教会在现在和在将来都感谢你。日内瓦官员处死这个渎神者的做法好极了。”甚至还发现有这样一个名叫麦斯克勒斯的学者和狂热分子在当时作了一首赞美歌——永恒的“背叛圣职者”，但那些是唯一出自内心的赞美声。苏黎世、沙夫豪森和其它地方的宗教会议远比日内瓦所希望的冷淡。虽然在原则上他们看来会那样想：把“过份狂热的”宗派主义者威胁一下也好。毫无问题，他们会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新教第一次由于信仰问题而采取的行动，第一次消灭不信奉国教者，并且，这件事不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城墙之内，而由约翰·加尔文承担了作出那可怕决定的臭名。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从精神上来作分析，“胜利”和“失败”这两个词都获得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但是，如果说这些同样信仰的人，除该死的、懦怯的赞美之外，什么也没有干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却很快地就听到了敌对的声音。当时最杰出的法理学家弗朗修斯·鲍德温明确表示了意见：“我认为，加尔文没有权利对宗教教条的论点开创刑事执行的先例。”不光是全欧洲的自由思想的人道主义者们表示了他们的义愤，许多新教的教士们同样表示了不赞成。受伯尔尼霸主保护因而免受加尔文奴役的沃州的教士在距日内瓦仅一小时步行之遥的布道台上宣称，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处理是违反宗教原则和违法的。在日内瓦城中，加尔文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去压制批评。一个妇女因公开宣称塞维特斯是为耶稣基督而牺牲的烈士被监禁；还有一个印刷商人说城市当局是按照一个人的意志和意愿判决塞维特斯的，他因此也被投入监狱。有几个著名的外籍学者干脆愤然离去，他们迅速退出一个在那儿他们不复有安全之感的城市。因为专制政治已经建立，威胁了自由的思想。加尔文立即被迫认识塞维特斯的殉难，对独裁统治来说，比那西班牙学者的生命和著作更为危险。
加尔文对任何矛盾都十分敏感。在加尔文的统治下，日内瓦人虽十分谨慎行事，但抱怨之声仍通过钥匙孔和紧闭的窗中传出，独裁者认识到他的自由市子民已很难再抑制他们的愤怒了。木已成舟，全能的上帝本人也无法挽回。既然无法逃避他所作所为的后果，加尔文最好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对付这件事并宣扬他的责任。加尔文只好违背本意，把一开始是振奋的攻势，使人难以觉察地转入守势。朋友们全部确信，由于塞维特斯已经付之于火焰了，对加尔文说来，应该为“由于信仰而行动”寻找言之成理的证据。因此，加尔文硬着头皮，下决心用塞维特斯事件来“开导”世界，他为杀死了那异端而写了一份辩护书。
但是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加尔文有一个不自在的良心。一个人有了不自在的良心，虽然他会试图掩盖疑点，也只能写一些蹩脚的材料，因此，他的辩护书题为《保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维特斯可怕的错误》就很自然了。诚如卡斯特利奥所说，这本书是当独裁者的“双手还滴着塞维特斯的鲜血”时写出的，是他所有的著作中最软弱无力的一本。加尔文自己也承认，他写此书时“处在混乱之中”——也就是说是十分神经质地仓促草就的。他这样被迫地采取守势，说明他自觉自己的地位很没有把握，下面这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召集日内瓦所有的教士，象他自己一样在这份宣言上签名，这样，其它的人就可以分担些责任。他觉得被当作是杀害塞维特斯的唆使者很不是滋味，结果是两种相反的倾向被拙劣地揉合在那份宣言之中。一方面，加尔文慑于普遍的不满，希望把责任推倭给“当局”；而在另一方面，他要证明市行政会完全有权消灭象西班牙人那样的“魔鬼”。加尔文以最温文尔雅的面目出现，根深蒂固地反对任何暴力，辩护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天主教宗教法庭残酷的抱怨。那法庭判决了许多真正的信徒们，不给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接着用最野蛮的方法处决了他们（后来卡斯特利奥质问他：“你怎么样？你指定了谁为塞维特斯辩护呢？”）。他接下来的言论使读者愕然，他告诉他们说，他曾私下尽其最大努力使塞维特斯心情愉快（“我曾经在私底下不断地尽我的一切可能使他的感情升华得更高尚。”）他宣称说，事实上正是市行政会不理睬他要宽大的念头，坚持死刑而且坚持一个如此残酷的死刑。但所谓的加尔文为塞维特斯、杀人者为他的受害者所进行的所谓的努力竟“如此的秘密”，以致于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样一个纯属虚构的传奇。卡斯特利奥轻蔑地列举了事实。“第一，你的‘告诫’除骂人外就什么都不是；第二，你把塞维特斯投入监狱，那西班牙人直到走向火刑柱被活活烧死之前没有离开过。”
就这样，加尔文用一只手洗刷掉塞维特斯遇害的个人责任，用另一只手制造了他所能制造的最好的证明以开脱“当局”的罪责。象通常一样，当他不得不为镇压辩护时，他就振振有词了。加尔文如此争辩说——允许每个人畅所欲言，最为不智，因为伊壁鸠鲁的信徒、无神论者和蔑视上帝者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只能宣告真正的（即日内瓦）的教条，不能宣告其它的教条。这样的审查制度并不意味着限制自由（不宽容的暴君往往就是这样千第一律地求助于逻辑上的谬论）。“这不是想缚住教会的手脚，而是想阻止那些居心不良的作家公开地撒播他们心里的想法。”那些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不让他们发表同独裁者不一致意见的人们，是不会屈服于任何高伍统治的，即使我们相信加尔文和他的应声虫的话也罢。他们受到了应得的待遇，树立榜样是“为了对上帝更大的崇拜”。
加尔文不得不为自己的弱点——对异端的镇压辩护，这样的行为是新教教会很久以前就从天主教教会那里抄袭过来的。争论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掌握实权的人是否有权杀掉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加尔文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权力，他现在要干的就是为他的行动辩护。他自然而然地到《圣经》里去寻找证明。他竭力表明自己是根据“更高的委托”的条款办事、服从于“神圣的命令”的。这所谓的更高的委托、神圣的命令使得他要把塞维特斯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可是他在《圣经》中找不到今人心服的例子，因为《圣经》没有系统地阐述过“异端”的概念，只涉及“渎神”。而现在，在火焰之中，塞维特斯仍继续呼喊着耶稣的名字，那肯定他从来不是一个无神话者。加尔文总是急于引证《圣经》中任何可能为他的行动服务的章节，宣称连根除掉所有颠覆当局（即他自己）意见的人是“当局”应担负的“神圣的责任”。“正象一个人，当上帝的教堂遭到玷污，或者当他的追随者背叛上帝时，他如果不拔剑相向，就该受到责备。如果一位红衣主教竞如此胆怯：当恶行加于宗教时，他闭上双眼，这是何等糟糕啊！”当局的手中拿着剑，他们很可能“为了上帝的荣誉”而使用这把剑。因为，以“虔诚的信徒”的名义所采取的行动早就证明是正当的。要保卫正统的宗教，保卫真正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关系，以及支配着人类的仁慈只能随之完结。当撒旦驱使人们抛弃“真”的宗教时，你就必须消灭他们，即使他们是你最亲密的追随者也罢。（我们读时为之发抖）“假如人们不喜欢上帝为人类在各方面作出的好事，人们就一点都不把光荣——这份光荣唯上帝当之无愧——归诸于他。当人们为自己的光荣去搏斗时，他就毫不顾及亲戚关系、血缘关系、生命问题，他把一切人道、人情味儿都忘得一千二净。”加尔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为了教义（他的教义），他只把那些镇压“一切与人有关的”人认为是虔诚的，这就是说，他要镇压每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可怕然而悲剧性的极端论证：一个在其它方面头脑十分清晰的思想家和渊博的宗教家会因狂热和盲目而走得多远。一旦他的朋友、兄弟和血亲在教义的最枝节问题上持有不同于新教宗教法庭的意见的时候，他会心甘情愿地把他们交给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加尔文唯恐其它人会否定如此野蛮的斗争，就求助于他最后的和最喜爱的手段：恐怖。他宣称，任何人，不管是为一个异端辩护或被控告为一个异端，它本身就犯了异端罪，应予惩罚。因为加尔文不能容忍相反的意见，他提出要恐吓那些可能转而反对他的人，用塞维特斯的下场去威胁那些罪人。如果他们不能钳口结舌，就送他们上火刑柱。加尔文希望一劳永逸地从杀害塞维特斯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中脱身出来。这件事必须结束。
但是，不管加尔文如何怒不可遏，如何喋喋不休地向世界为自己开脱，对屠杀的谴责一直不能平息下来。加尔文的辩护书，连同他坚持要追猎异端的叫嚣，给人曾下了很坏的印象。连最好的新教徒对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建立一个罗马天主教式的宗教的前景也感到毛骨悚然，有些人宣称，这样一个荒谬的论点如果由市行政会提出，而不是由一个上帝的传教士、一个上帝的仆人提出，还比较不讨人嫌些。泽钦特斯，伯尔尼城的公务员，后来是卡斯特利奥忠诚的朋友和保护人，拿定主意写了一封私人信给加尔文表明他的态度：“我声明，我也是那些要尽可能地限制因信仰分歧而处人以极刑的权力的人们中的一员，只有那些错误是蓄意的、经过深思熟虑后所犯的才例外。是什么使我对这类事情作出这样的判断呢？不是从《圣经》中摘录下来可用于反对暴力的章节，而是在此地，在伯尔尼所看到的再洗礼派的胡作妄为。我亲眼看到一个八十岁的妇人，同她的女儿，一个有六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被拖到绞台上。这两个妇女没有犯别的罪，只不过拒绝让婴儿受洗。根据这样一个事件，我深怕司法当局可能不会在你要想确立的范围内行事，深怕他们会把小错当成大罪。因此，我相信，当局如果贤明，就应多在仁慈方面考虑而不要急于诉诸刀剑。我宁愿流尽我自己的血，也不愿沾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