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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利奥在他的专题论文中更进了一步。他认为，任何人，虽承认了基督教真理的基本原理，但未能以某种方式取悦于已确立的权威，就被称为异端。因此，异端（在这儿我们终于触及到了事情的核心）不是一个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当然是一个异端；对等地，对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当然也是一个异端。一个人在法国是作为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内瓦却是一个异端。反之亦然。凡在一个国家里将成为一个处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邻邦就被推戴成为烈士。“有鉴于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他们把你称为真正的信徒，而在另一个城市或毗邻的地区，他们蔑视你为一个异端，因此，凡有人希望不被干扰地生活，他必须有象城市和乡村那么多的信仰和宗教。”现在卡斯特利奥得出了他最后的和最大胆的公式。“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这看来简单之极，几乎陈腐又如此显而易见。但是要说得如此坦率，在那些日子里就需要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这一公式的重要性是：在整个时代，领导者们（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教士，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教徒）追猎异端是荒谬的，是由于错觉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非法判处死刑，被绞杀、溺毙、烧死。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犯过任何反对上帝和国家的罪行：他们的行动范畴并没有远离他们的同代人，只是在看不见的精神世界里有距离。在世俗的法律上，又有谁被授权去指导他的伙伴的思想，或者把后者最根本的和最私下的信念认为是一个罪行呢？不是国家，也不是任何建立起来的权威。我们在《圣经》上读到过“以尘世君王之物还诸尘世君王”（《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卡斯特利奥引用了路德的话，大意是，尘世的王国只能指挥肉体；就灵魂而言，上帝不希望任何尘世的法律得以盛行。国家有权坚持要求每一子民按外界的和政治的制度办事。因此，任何对内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允许我加上）艺术上的信念进行官方干涉，都意味着滥用职权和侵犯公民的神圣权利，只要以上这些方面不明显地涉及背叛政府的实质（用近代的术语来说，只要他们不进行政治煽动）。鉴于“涉及到这些事务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个人求助于上帝”，发生在内心世界的事是无需对政府负责的。政府当局和个人见解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碰到一些在哲学信念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就唾沫四溅暴跳如雷呢？为什么要立即报告警察局呢？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地仇恨人呢？没有和解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只有当我们大家都抑制住自己的不宽容时，才能和平相处。在获得信仰的统一之前，我们即使时时意见相左，至少也要做到共同了解，彼此相爱，和平相处。
“异端”是不应对这些屠杀、对这些玷辱了人名字的野蛮的迫害负责的。他们无可非议。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或信念而找他的岔子。在这个被幻觉和狂热搅乱了的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的罪行，它们是随盲信和理论家的急躁而来的。这些理论家们不承认（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其它的思想、宗教或哲学是真实的。卡斯特利奥无情地嘲笑如此肆无忌惮的疯狂。“人们是如此坚信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他们的错觉肯定了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以致于常置别人的意见于不顾。狂妄自大产生残忍和迫害，因此，一个人将不会容忍其它人在任何方面持不同的意见。虽然在今天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意见，但所有的教派都在谴责其它的教派，并希望至高无上地统治别人。那就说明了为什么会有流放、驱逐、监禁、火刑和绞刑，以及为什么打手们一直力图镇压那些看来会使我们的老爷们和主子们不顺眼的人的原因。他们常常因为一些说不出的理由而暴跳如雷。”一方的顽固，导致了另一方的顽固。其结果是精神上的不宽容，其结果“是残忍，是野蛮，是干兽性行为的欲望。我们今天看到许多人由于被诬蔑而激动，以至于看到有人判了死刑，先仁慈地绞死他，再点火焚尸，他们也会怒气冲冲。”
只有一件事能把人类从野蛮主义中拯救出来——宗教宽容。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如果人们互相友好的话，就能和睦地同住。“让我们彼此宽容吧，让我们不要谴责别人的信仰吧。”追猎异端人和任何一种对不同观点的迫害一样，是不必要的。鉴于加尔文，为了开脱罪责，祈求权贵们不邮使用火和剑去消灭异端，卡斯特利奥恳请那些当权者“倾向于仁慈那边，永远不要屈服于煽动你去谋杀的那些人。因为，当你面对最后审判时，他们不会站在你的旁边帮助你；他们为了为自己辩护什么都干得出来。请相信我，如果基督今天还在世，他不会建议你去杀害那些叫着基督名字的人，即使在某些细节上他们可能有错，或有可能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也罢。”
就象在正常情况下需要解决学术上的问题一样，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平心静气地讨论了那棘手的问题：所谓的异端究属有罪或无罪。在仔细地权衡了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之后，他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精神的城市，使那些被追猎的可怜虫有可能有一个避难之所。虽然卡斯特利奥明确地肯定自己的立场，但仍然很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反观那些宗派主义者，就好象市场上的小贩一样，大声吹嘘他们教条主义的货色。这些气量狭窄的教义至上主义者们，每一个人都从布道台上发出这样的尖叫：只有他，而不是别人所兜售的，是真正的信仰；只有通过他的声音和言论，上帝的意志才得以宣扬。而卡斯特利奥只是简单他说：“我不向你们自称为上帝派未的先知，我从群众中来，厌恶争论，唯一的愿望是：不要通过争吵，而通过有同情心的爱；不要通过外在的实践，而通过心中内在的礼拜来寻求建立宗教。”教义至上主义者彼此对话时犹如小学生对小学生、奴隶对奴隶，但人道主义者却象兄弟对兄弟、人对人地讲话。
然而，一个真正人道的人看到不人道的行为不能不强烈地感到震动。一个诚实的作家的思想受到同时代的狂妄严重干扰的时候，他的手不可能继续写出教义的叙述；在他的神经因正义愤慨而震动时，他的声音只能颤抖。这样，从长远观点看来，关于查佩尔高台殉难一事，卡斯特利奥不能够把自己只限制或局限于书生气的质问上。就在那儿，一个无辜的人在难以言喻的折磨中被处死。以爱宗教为名，一个学者消灭了另一个学者，一个神学家消灭了另一个神学家。
塞维特斯受难的形象、对异端的大量迫害，使得卡斯特利奥从书叶中抬起头来，去寻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动如此暴虐的，究竟是哪些人自命是上帝的虔诚的仆人，徒劳地试图为自己的不宽容辩护。加尔文凶猛地注视着卡斯特利奥，后者宣称“不论这类事情何等的令人毛骨悚然，那些罪人们的罪还要毛骨悚然。他们披着基督的外衣，倾其全力去干罪恶行径，还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上帝的愿望。”卡斯特利奥知道，那些当权的人们，常求助于一些宗教的或哲学的理论，力图证明他们的暴行是正当的。但是鲜血玷污了它所代表的理论，暴行贬低了它所要辩护的思想。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根据基督的命令，而是根据约翰·加尔文的命令被烧死的，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耻辱。卡斯特利奥宣称：“在今天，当那些自认为是基督教徒的人被其它基督教徒们毫不仁慈地用火、用水、用剑屠杀掉、受到比杀人犯和强盗更为残酷的待遇时，还有谁还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呢？当人们看到，在今天，不管是谁，只要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同那些攫夺了权力的人有所不同，就要以基督的名义被活活烧死，即使象塞维特斯，在火焰中仍呼喊着基督，并大声宣布他是基督的信徒也无法幸免，那么有谁愿意继续礼拜基督呢？撒旦再坏还能比把呼喊着耶稣名字的人烧死更坏吗？
因此，这位可敬佩的人道主义者认为必须排除错觉，以为殉道者和被害者仅仅只是因为在智力的水平上同当时的当权者有所不同。他看到当权者往往滥用他们的权力，而他自己，则是世界上独立支持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事业的唯一弱者，他绝望地提高声音，用一首热情入迷的赋格曲结束他的呼吁。
“噢，世界的创造者和王，您看到了这些事情了吗？难道说您已如此改变、如此残忍，与本来的您相反吗？在您住世时没有人比您更温和、更仁慈、更忍受损害了。您被鞭笞、毒打、嘲弄，戴上荆冠并和两个贼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受辱中，您为那些对您干了可耻的恶行的人们祷告。难道说您现在竟如此改变了吗？我以圣父的名义析求您：难道说这真是您的意志吗？将那些不了解您的箴言的伟大的人溺毙，割尸抽肠，撒盐。用剑肢解，烤以文火，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至死。噢，基督，是您下令并赞同这些事情的吗？那些组织如此的屠杀，剥您子民的皮并把他们剁成肉酱的人，真的是您的仆人吗？当人们在如此的暴行中呼唤您的名字作证，好象您在渴求人肉，您真的在场吗？如果您，基督，真的下令于了这些事，那么撒旦还有什么可做呢？说您下命令干撒旦的事，这是何等可怕的渎神！把那种只有通过魔鬼的意志和创造发明能力才能得以实现的事，却又归咎于基督的那部分人，是何等的卑鄙放肆啊！”
只要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写了《论异端》一书的序，只要他写了这一页，他的名字就将永垂于人类的历史。因为他的声音是那样寂寞。在一个武器铿锵声盖没了说话声并以战争为最后仲裁的世界里，他祈求觅求知音，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虽然虔诚的牧师和圣者一再向健忘的人类传播福音，最人道的要求，仍然是必须恢复他们的记忆力。谦逊的卡斯特利奥接着说：“毫无疑问，我没有说过前人没有说过的话。除非统一了认识，重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正义的，那决不会多余。”因为在每一时期，暴力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坚持精神事业的人们也要继续不断地更新以与之斗争。他们决不应借口说那时对他们的压力太大而去寻找避难之所。因为，凡是有必要要说的，不能说是说得太多了，真理决不会白说。即使《圣经》不能胜利，它却宣告了永存。凡是在这时刻礼拜它的，就光荣地证明了恐怖不能支配自由精神，即使在那最残酷的世纪中，人道的声音仍有其地位。
第七章 良心反对暴力
凡是试图残酷无情地压倒他人意见的人，对反对意见总是极端敏感的。因此，当整个世界竟然敢于讨论处决塞维特斯一事时，加尔文就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公平：他们居然不把这个行动评价为一次虔诚的、最合全能的上帝心意的行动而热情地接受它。加尔文此人，仅仅因为意见上的分歧就把一个同胞残酷地烧死了。加尔文希望别人同情他而不同情那个牺牲者。“如果你能知道我所受到的哪怕是十分之一的痛骂和打击的话’，加尔文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你就会对我所处的悲剧地位表示同情。恶狗从四面八方朝我狂吠，向我倾注难以想象的谴责之间。那些和我同一营垒的人，出于妒忌和仇恨，对我的攻击甚至比我的罗马天主教敌手更为猛烈。”加尔文发现，尽管他从《圣经》中引经据典，并为他的论据大声疾呼，但在塞维特斯被害之后，却只能在反对声中滑脚溜走。他勃然大怒了。良心上的不安使得他神经过敏烦躁不安，因此，当加尔文一听到卡斯特利奥和巴塞尔的其他一些人准备驳斥他时，他就紧张了，惊惶失措了。
任何具有独裁气质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镇压或压制与他本人不同的意见。加尔文一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是，再也不能允许讨论了。“日内瓦业已说过。”不管是谁，要想在塞维特斯的真相上打主意，根据总的原则，就要被诬蔑为：邪恶、愚蠢、虚伪、异端或者渎神——因为，那就表示在反对加尔文。加尔文勤笔勉思。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比他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印了一本书，扉页上用的是一个假名字，在此书中，卡斯特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