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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胜利势必决定性地改变欧洲的文化，表明在加尔文主义的印记所到之处很快就成为至高无上。日内瓦教会所及之处，它都有力量加强它所渴望的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独裁统治（即便这种统治是短暂的也罢），一个特殊的印记就打在国家的生活之上。公民们或臣民们乐于“纯洁无暇地”执行他们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义务；情欲和自由意志被驯服归化，直至被控制得井井有条；生命呈现阴郁单调的色彩。一个坚强的性格是那样有效地使自己在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不朽，直到今日，在那些加尔文主义曾占优势的城市里，过客在大街上还能认出它持久的影响，诸如表现在举止方面的克制，在衣饰上的不修边幅，行为上的不拘小节，以至在建筑风格方面的庄重。加尔文主义煞费苦心，在影响所及之处，抑制个人主义冲动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使每个人成为典型的好仆人，成为持久从属于社会的人———言蔽之，成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暇的中产阶级典型的一员。这样断言是有相当道理的，因为没有其它的因素能象加尔文主义那样有力地推进促成产业主义成功的绝对服从要素。因为加尔文主义对青年反复灌输是诸如宗教责任，毫不迟疑地接受平均思想和机械化。切忽忘记，一个国家总是通过决心组织其臣民才能增强其军事力量的，那些艰苦卓绝、坚韧顽强的航海家和殖民主义者们，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征服并开拓新大陆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这些世代的清教徒帮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应主要归功于从毕伽来的教条主义传教士们教育的影响。
毫无疑问，在今天，一九三六年（四百年前，伊拉兹马斯逝世；日内瓦决定全部按照福音和上帝的旨意生活；加尔文第一次莅临日内瓦），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那著名的“教规”并未以其最犀利的形式在新教的全欧洲成功地建立起来。由于仇视美、快乐以及生命本身，加尔文主义者对光辉浩瀚的生命和艺术上豪华的挥霍大发脾气。他们的制度苛刻而有秩序，对创造性的表演设置禁令，对彩色的火焰覆以柩衣。在文明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也曾被如此统治过。正如在以后的几世纪中他们在日内瓦阉割艺术；正如他们控制英国后迅即把精神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莎士比亚剧院践踏在地；正如他们清除了教会里的图画和雕塑艺术，以反复灌输对上帝的敬畏作为人间欢乐的代替品。就这样，在整个欧洲，他们规定：热情只在以一种虔诚的形式，把人类引向上帝时才能予以宽容。其它的热情表现形式是作为反对他们对摩西律的说明而必须严加谴责的，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这世界将变得何等的稀奇古怪。欧洲精神会经历衰退，会自行满足于神学上的无益而琐细的分析，再也不会有永无止境的自身发展和转变了。因为，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而生命，如被严肃的制度束缚，就会变成冻僵的死尸。
值得庆幸的是，正如非斯巴达的希腊人不会向斯巴达式的严厉就范一样，欧洲不允许其本身教规化、清教徒化、“日内瓦化”。僵化的加尔文主义只在欧洲的一小部分取得胜利，而且，即使在那儿也很快地让出了位置。加尔文的神权统治不能长期强加于任何国家，当独裁者一死，顽强的现实就把他要实行的毫不宽容的“教规”缓和下来。到最后，事实证明，温暖的情感比抽象的教条更有力，生命的汁液透过了强加的镣铐，冲破了所有的束缚，缓和了所有的严酷。正象一块肌肉不能无限期地处在紧张状态，或者一种激情经常持续地白热化一样，在精神领域内的独裁统治不能永远保持它无情的激进主义。它甚至很少能持续到一代以上。
这样，加尔文的不宽容教规可能比所希望的更快地缓和下来。很少有在一个世纪流逝以后，一种教义会和它开始传播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认为后来的加尔文主义等同于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我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毫无疑问，即使在让·约克·卢梭时代，日内瓦人仍忙于争论，究竟是否应该禁止戏院，而且他们自问“美术、究竟是表示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罪恶——而在这以前很久，加尔文主义粗糙的棱角就已经磨光，对上帝旨意僵死的说明已按人类的需求予以改写。进化的潮流为了本身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样去约束它的创造物。永恒的进步从每一种制度那里所接受的仅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都抛弃掉，就象我们扔掉水果皮一样。人类在实现其伟大的计划中，独裁者们不过是暂时的力量。那些把生命的格调禁锢在机械反应范围内的愿望，只能在短期内能达到目的，因为，接着生命就会导向一个比较有力的出口。就这样，通过奇妙的修改，加尔文主义却由于其要阻碍个人自由的狂热决心，产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荷兰、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和美国，这三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雏型，给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带来宽广的视野。近代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美国独立宣言，就是由清教徒精神所产生，而这一宣言反过来又对法国人权宣言的形成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两极相通是最奇特的转化的景象。最彻底地浸透了不宽容的国土，成为欧洲宽容的中心。正是那些加尔文宗教统治过的地方，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后来实现了。那日内瓦城，加尔文曾在那里烧死过塞维特斯（因为那西班牙人胆敢同独裁者持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的时候却成为那时还活着的反基督者服尔泰——“上帝之敌”的避难所。这一“反基督者”是被加尔文的继承者，圣皮挨尔大教堂的传教士们恭敬地邀去访问的。他们毫不迟疑地同这一无神论者进行哲学上的讨论。此外，还是荷兰，那些在地球上除此地外找不到栖息处的人们，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著书把人类从教会主义和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侈谈奇迹的芮农，则宣称让僵化的新教徒们去推进理性主义者的启蒙运动乃是奇迹。但他们确实那么做了。那些在其它国土上由于信仰和观点而受到迫害的，都逃到加尔文主义的荫影下寻求保护。两极相通了。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前者的要求和后者的要求：一方面是兄弟般的宽容，另一方面是宗教，肩并肩地、和平地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共处。
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和加尔文的理想，比它们的创造人活得更久。当一个人死亡时，看来可能有一个短暂的空白——死者的言行升华为空虚，可能在几十年内都处在沉默之中，就好象地球成了死者的棺材似的。没有人私下低语卡斯特利奥的名字；他的朋友们或死或消失；他所发表过的极少的著作逐渐变得不可得；没人敢印他未发表过的作品。可以想象，他战斗过的战场，他生活过的生命都化为乌有。但历史以不可思议的路径移动着。他的敌手显然的绝对胜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奥的复活。加尔文主义在荷兰的胜利太彻底了。由狂热的教派锤炼出来的传教士们以为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理应比加尔文更严厉。然而不久，在这些顽固的人中间（他们曾经成功地反对那些自称有权统治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人），对抗又重起。荷兰人不能容忍他们新近得到的政治自由被在良心领域内的教条高压统治所扑灭。有些教士开始抗议（后来称他们为“抗辩者”），反对加尔文主义极权主义的要求。在他们寻求精神上的武器反对不留情的正统观念时，他们忽然想起了一位先行者。他几乎已成为传奇人物，库恩赫茨和其他自由派新教徒发掘出了卡斯特利奥的著作。从一六0三年起，开始重印著作的原版和荷兰文翻译本。它们获得了普遍的注意并引起了读者日益增长的钦佩。
很显然，卡斯特利奥宗教宽容的理想没有在坟墓中腐烂，在寒冬之后它活了下来，现在以崭新的活力开出了花朵。热中于宗教宽容者并不满足于重印大师的著作，他们还遣使到巴塞尔把遗留下来的手稿弄到手。这些著作被带回荷兰，出版了原著和翻译本。这样，在卡斯特利奥死后半个世纪，荷兰豪达出版了他的选集：（一六一二年）。复活了的卡斯特利奥随即成为争议的中心，并第一次有了一大堆信徒。他的影响传播甚广，虽然几乎是非个人的和隐姓埋名的。卡斯特利奥的思想在他人的著作和斗争中重新生活。著名的阿明尼阿斯教派主要是以他的著作中的论点来支持和拥护自由改革的新教主义的。当一个再洗礼教徒在库尔以异端的罪名受审时，甘特纳，瑞士格里松地方的一位传教士极力为被告辩护，并在出庭时手持“马丁努斯·比利斯”的书。非常有可能（虽然这假设缺乏文献证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曾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奥思想的影响，因为卡斯特利奥的著作在荷兰现在几乎已家喻户晓了。不管事情可能怎么样，宗教宽容的事业已不单独被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者所支持，它逐渐地成为低地国家全体人民的事业，他们都已倦于神学上的争论和宗教上的兄弟阋墙之战。在乌得勒支和约上，宽容的思想成为管理国家事务的武器，它强有力地把抽象化的领域具体化，并扎根在坚实的地球上。卡斯特利奥曾向红衣主教们热诚地呼吁，要求他们尊重别人的观点，现在自由了的人民都听到了，并体现在他们的法律之中。从这第一块土地（它将成为世界的领土）起，宽容的理想开始征服每一纲领每一观点。一个国家紧接着一个国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奥的启示，谴责对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迫害。在法国革命中，个人的权利最终得到了保证。法国革命宣称，人是生来自由和平等的，他们有权表示自己的意见，声明他们的信仰不受限制。到了下一世纪，十九世纪，这个过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思想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所接受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