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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3…01…16 14：43：24
□本报驻京记者夏榆
小说家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不忘其履
46岁的沈从文发表他完整意义上的最后一篇小说《巧秀与冬生》，是1948年年初。同年12月31日，在题赠一个朋友的条幅中，他留有“封笔试纸”字样。其时，距他开始职业作家生涯的1927年，是21年，距他自己认定开始“写作”的1925年，是23年。23年间他完成的小说创作近300万字。在纪念沈从文诞辰100周年之际推出的浩大的《沈从文全集》中，单是书信部分也有近300万字，占了9卷，内中8卷写于1949年之后。
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写作，还包含在《沈从文全集》的“诗歌卷”、“集外文存卷”和5卷“物质文化史”中。诗歌卷所收录除写于1920年代的新诗外，还有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旧体诗。1962年，小说家沈从文突然成为一个旧体诗诗人。
1962年，沈从文与阮章竞等8位作家赴江西老区的时候，身边带着近10万字的小说素材，预备用一年时间写20万字的长篇。
“1950年代，在停了文学创作以后，他在很多阶段曾经有过不少次试图重新掌握用笔的能力。做过很多努力。他1948年就已经在构思一个长篇，写我母亲的一个堂兄张鼎和。张曾经是北方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回到家乡安徽搞武装革命，在安庆被捕牺牲。父亲过去写过一个短篇《大小阮》，其中一个人物原型就是他。”
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回忆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作安排，严文井这些老朋友向他约稿，都希望他能够回到专业作家队伍中来，不要在博物馆搞他那些东西。1960年代初被称为‘小阳春’。1960年、1961年有很多历史戏上演。很多戏请他做顾问。服装道具如何符合历史的氛围，制度、人的举止是怎样的。都想利用他的杂知识。这类社会服务的事情非常多。历史博物馆1959年搬到新馆，一些重大的课题比如服饰史研究需要他全力以赴，另一方面，又有不断的外面的推动，希望他去搞文学创作。对他来说，很矛盾。终于在1961年，对拟议中的长篇做了一些准备，专程3次跑到宣化找张鼎和的遗孀、女儿详谈。
“1962年作协安排他们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长期住下去。但是谁也没有留下来。去的时候是冬季，父亲觉得身体适应不了。最主要的还是，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还是心中有顾虑。虽然是‘小阳春’，文学里的禁忌还是很多。
“父亲在江西只呆了3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去看他喜欢的陶瓷，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去了。带回来的是一批旧体诗。旧体诗跟长篇一点关系都没有。”
沈从文的旧体诗一直写到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内容比较驳杂。有许多谈历史的。其中最长一篇的，是讲文字发展史，讲笔墨纸砚的发展和朝代的演变与文字的关系，有几百行。那是他在干校一个人住的时候，手边什么都没有，花了十几天时间写出来的，“写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发表”。
未发表和未打算发表的还有沈从文写于1950年到1982年之间的未完成小说。被收入“集外文存卷”，归入《忘履集》。是他曾经努力“找回用笔能力”的一些印迹。
“全集”第27卷“集外文存”，内中8个集子，全部是未刊稿。《忘履集》之外，两个集子是他的杂文和散文，5个集子收录了沈从文写于不同年代的各种自白、申述、说明、思想汇报和谈话。
温故1949
“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沈从文在多年以后这样说。1949年沈从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当时14岁的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成为这次精神危机的见证者。
“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我去北大，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
1949年3月的一天，14岁的沈龙朱看见父亲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
但是他还是没有能阻止父亲再次的自裁行为。几天以后沈龙朱上学，“父亲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
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声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张中和破窗而入。“父亲已经用小刀将手腕上的动脉、脖子上的血管划破，处于昏迷状态，头上手上的鲜血流得一塌糊涂，样子很吓人。”
张中和把沈从文送到了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被医生救活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
沈从文在1949年元月写道：“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1951年，沈从文在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写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午门城下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在另外一篇也是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他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作家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从文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大学教授当讲解员，沈先生自己不觉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凄然”。
1953年他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
沈从文在检查里说：“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沈从文1968年写过一份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检查中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
沈龙朱在反右时是沈家惟一的党员也是惟一右派，他说：“反右的时候父亲就是没事。他确实没事，反右一开始他是到青岛去，在青岛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来就忙他的文物，搞这个展览，搞那个展览，有人动员他参加座谈会，他就是不去，去了也不说话。别人找不到他的把柄。”
1966年，“文革”开始，沈从文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罚扫女厕所，他写出的那本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列为毒草，印不出来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三间住房，被人挤占两间；家八次被抄，书稿图籍、文物什物有的被抄走，被毁掉，有的堆在院里，只好论斤卖掉。到了1969年11月，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沼泽地区看菜园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住处换了6次。
魂归凤凰
沈从文际遇的大改变是在1980年代的中期。随着中国政局的变更，社会环境日渐宽松。1980年10月，沈从文应美国多所大学的邀请，偕夫人赴美讲学，从东部到西部，在15所大学讲学23次，受到热烈欢迎。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在面对人群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
沈从文体验到的明朗温暖的时光很短。1983年沈从文患脑血栓，造成部分瘫痪。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而国内只有《文艺报》发了50个字的短消息。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清山的五彩石下，他的墓碑刻着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龙朱说：“我觉得父亲在晚年的时候有一种对世事的洞彻，他已经能超越他的际遇看人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