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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必要详尽地介绍帕普金先生后来的几次自杀了。因为它们的动机和方式与前面讲的基本相同。
有时候，他会在半夜里走出卧室，到楼下的银行办公室去拿他那支防范不测用的左轮手枪，准备用它来了结良己的一生。他能看见第二天的报纸以下面的通栏大标题报道此事：
第四辑玛丽波莎银行奇案（2）
年轻有为的银行职员饮弹身亡
脑浆涂地
但用枪射穿脑袋响声太大，怪嘈杂的，帕普金很快发觉只有特种脑袋才受得了那种吵闹。因此他往往会在半夜过后蹑手蹑脚走回去把枪放回原处，同时决定改成投河自尽。然而，每一次走到奥莎威皮河上的特雷斯托桥上，他都发现在那儿投河很不合适——桥太高，水太急太黑，激流太令人毛骨悚然——一句话，根本不是投河自杀的理想场所。
他意识到卧轨自杀要好得多，只需在铁路边等着，待到一列快车开来时往轮子底下一钻，就一了百了啦。然而，尽管帕普金经常抱着这种想法等待列车开来，但是他始终没找到那对适合他的轮子。再说，要区分出到底是一列快车还是一列高速货车也实在是难。
我本来不想多说这些自杀未遂的事儿。我之所以还是要说，是因为其中的一个自杀企图最终使彼得·帕普金成了英雄，从而为他和赞娜·佩帕莱那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彻底解决了问题。此事纯属偶然，它使帕普金卷入一桩最难侦破的银行奇案并成了其中的中心人物。这一案件使不少足智多谋的最优秀的法律人才束手无策，尽管他们在国内属于这一最富于挑战性的行业中的佼佼者。
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帕普金决定到楼下的银行办公室去拿他那支左轮手枪，看能不能用它把脑浆打出来。正是在这个晚上，消防队员们开了一个舞会，赞娜和城里来的一个陌生人跳起了四次舞——那小子在大学读四年级，天南地北什么都知道。帕普金实在感到忍无可忍。那天晚上马洛里·汤普金斯外出了，帕普金回来时银行大楼里只有他孤孤单单一个人，看守人吉里斯住在大楼后面加建的小屋里。
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埋头沉思了好几个小时。有那么两三次他拿起了一本书——后来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试图读下去，可是又感到它毫无意义，琐碎极了。然后，出于一时冲动，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摸着黑走下楼梯，朝银行的办公室走去，准备拿起那支左轮手枪当场把自己干掉，让人们第二天早上发现他的尸体横躺在地板上！
那时候夜已深而又深，空荡荡的银行大楼像死一般寂静。帕普金能听见楼梯在他脚下吱嘎作响。正当他往下走的时候，他觉得他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像是开门或关门的声音。不过，听上去不像通常那种清脆的关门声，而是一种低沉发问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地下室里关保险箱的铁门似的。帕普金打住脚步，站在原地听了片刻，他的心怦怦直跳。然后他灵机一动，脱掉拖鞋，悄无声息进了一楼的办公室，从他那张出纳桌里取出了那支左轮手枪。他紧握着手枪，凝神屏气地听后楼梯上和地下库房内有什么动静。
我该先解释一下，玛丽波莎汇兑银行的办公室都在一楼，与街面平齐。一楼下面是地下室，地下室分成很多低矮黑暗的小间，地上铺着石板。这些小房间里放着好多不用的办公桌和箱子，箱子里则装着一捆捆的旧账本之类。银行的金库正好在其中某个小间里，值此秋收时节——粮食收割和买卖季节——金库保管着一捆一捆的钞票，少则五十元一扎，大则十万元一捆。除了外面街灯的阴暗反光，金库里没有任何亮光。昏暗的反光斑斑驳驳，滞留在库房内的石地板上。
我想，当彼得·帕普金紧握手枪，站在银行的办公室里严阵以待的时候，他一定把他当初来这里时想达到的伤心目标忘得一干二净了。此时此刻，什么英雄呀、风流韵事呀，他统统忘到脑后去了。他的整个心身都在警戒着——深夜的死寂更是绷紧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他全神贯注，提心吊胆留意着他从银行的地下室和后楼梯听到的各种声音。
片刻之间，帕普金明白了形势的严峻，那就像白纸黑字一样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他忘记了当不当英雄之类，只知道银行的地下室里存有六万元巨款，而他每年拿八百元钱正是为了看守它的。
彼得·帕普金只穿着袜子站在那儿，他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在穿过窗户照进来的昏光之中，他的脸色一片死白。他的心脏像锤子一样在狠狠地敲他的肋骨，但在他那颗猛烈跳荡的心脏里，涌流的是大英帝国的四代忠臣的热血。强盗要想从玛丽波莎银行抢走那六万元的巨款，他必须先跨过银行出纳员彼得·帕普金的尸体。”
帕普金沿着楼梯而下，朝地下室里银行金库所在的那个房间走去，他脚步稳健有力，和他的祖先们当年在阅兵场上的步伐一模一样。要是他知道就好了，正当他走下金库前面的楼梯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正猫在后楼梯边的通道的阴暗处。这个人也手握左轮枪，而且，不管是不是罪犯，他的脸部表情也和帕普金的一样勇敢。当他听见出纳员在楼梯上的脚步声时，他侧过身子，一声不响地在门口的阴暗处等待着。
确实没有必要唠叨所有这些细节，它们唯一有趣之处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穿着灯芯绒吸烟服、只穿袜子没穿鞋的银行出纳员怎么有时居然也能变成英雄，成为玛丽波莎的姑娘们所梦想的那种非凡人物。
所有那一切一定是发生在夜间三点钟左右。看守员吉里斯后来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听到响声的时候他看了一下表，他注意到是两点半，他知道他的表三天前慢了三刻钟，后来又走快了，一慢一快相抵，想必是三点钟。吉里斯听到银行里有脚步声，便拿起手枪下楼去了地下室，当时的确切时间在后来的法庭盘问调查中颇有价值。
不过不用着急，还是听我慢慢道来。帕普金来到银行的保险柜前，在它前面跪了下来，在黑暗中摸索着被砸的锁。正当他跪着的时候，他听见背后有响动，他跪着转过身去，看见那个窃贼躲在过道的半明半暗处，手里的枪闪着亮光。接下来就是瞬息之间的事儿了。帕普金听到一个声音，是他自己的声音，但听上去是那么陌生、空洞，那声音喊道：“放下枪，否则我开枪了！”正当他举起左轮手枪的时候，他眼前闪过一团眩目的火光，随即彼德·帕普金——玛丽波莎银行的助理出纳员——往前一倾，倒在了地板上，不省人事了。
讲到上面的地方，当然，我应该结束一章甚至一部书的故事了，或者至少该用沙袋敲敲读者的脑袋，迫使他停下来并且想一想。公平一点说，我们应该就此打住，从一数到一百调剂一下，或是起身到街上去散散步，要不就是在脑海里自己描绘一下现场的情景：彼得·帕普金躺在银行的地板上，一动不动的，双臂伸向两边，左轮手枪仍紧紧地抓在手里。但我还是没法打住，忍不住要继续讲下去。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的时候，汇兑银行的助理出纳员彼得·帕普金在银行大楼的地下金库被劫匪枪杀的消息传遍了玛丽波莎镇。另外有消息说，银行看守员吉里斯也在楼梯脚被枪杀了，劫匪抢走了五万元现钞，现已逃之夭夭。还有人说，劫匪在人行道上留下了一行血迹，警局方面带着警犬到镇子北边的大沼泽追踪去了。
以上所说——请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只是人们七点半时知道的案情。当然，随着时针的转动，人们了解到的案情越来越多。八点钟的时候，人们得知帕普金没有死。不过肺部受了重伤。到八点半的时候，又得知他不是被打中肺部，但子弹打穿了他胸骨下方的凹进处。
九点正又得知帕普金的心窝安然无恙，但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耳并把它整个儿给打飞了。最后得知他的耳朵没有真的被打掉，也就是说，子弹没有一点不剩地刮掉他的耳朵，但擦伤了他的头部，把他给震懵了，假如子弹再往左偏那么一两英寸，那它就打中他的脑髓了。当然，从公众的兴趣来说，这已和被枪杀没什么区别了。
的确，到九点钟的时候，人们在街上已看到帕普金本人。他头上斜扎着一条大大的绷带，在指点着劫匪的去向。再说银行看守员吉里斯，到八点时也弄清楚了，他也没有死。据说他的脑袋被打穿了，至于伤势是否严重纯粹只是猜测。事实上，到十点钟的时候，人们得知劫匪的第二颗子弹只在看守员的头上擦了一下，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他的脑袋和案发之前没什么区别。在此我得补充一句，原先关于血迹，沼泽和警犬的传闻是不确凿的。那红色的污迹有可能是血迹，但是当那些斑斑点点延伸到奈特利肉铺的地窖时，好像又变成糖浆了。不过对此仍有争议，有人说很可能劫匪非常狡猾，在血迹上倒了糖浆。
另外人们也想起来了，玛丽波莎根本就没有警犬，尽管其他种类的狗应有尽有。
因此，你瞧，到十点钟的时候，整个案件便变成了一桩无法侦破的迷案，而且从此以后将永远是悬案一桩了。
并不是说证据不足。除了帕普金本人的案情陈述，还有吉里斯的陈述，另外还有晚上听见枪声并看见那个劫匪（有人说是一帮劫匪）跑过街道（有人说是走过去的）的所有人的陈述。显而易见，劫匪在销声匿迹之前跑遍了玛丽波莎半数以上的街道。
但帕普金和吉里斯的陈述已足以说明问题。帕普金说他听见银行里有响动，便及时赶到了地下室，刚好发现劫匪蹲伏在过道里，那家伙个头很大，样子很凶，穿着一件厚重的外套。吉里斯的说法与此吻合，他也是在同一时刻听到了声音，只不过他开头把劫匪描绘成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家伙（不过，即使是在黑暗中，他样子也够凶恶的），穿着一件短夹克，但后来经过仔细回想，吉里斯意识到他开头把罪犯的个头给弄错了，他说罪犯的个头可能比帕普金说的还要大。吉里斯朝歹徒开了枪，帕普金先生恰好也是在同一时间开的枪。
除了上述情况，剩下的全是谜团了，根本没法看清，没法猜透。
第四辑玛丽波莎银行奇案（3）
十一点的时候，城里的侦探在银行的头头的邀请下来到了镇上。
我真希望在那两个侦探在玛丽波莎东奔西走的时候，你能见见他们的派头——他们仪表堂堂，神情严肃，谁都猜不透他们的心思。看样子他们好像凭本能不动声色就把整个镇子摸透了。他们一声不响地去了史密斯旅馆，好像事先根本没打算上那儿去似的。他们站在吧台旁边。留心听人们的片言只语——你知道侦探们是怎样干活儿的，偶尔他们会允许旁边的一两个人——或许是他们的同党——给他们买一杯喝的，从他们喝的神情你可以看出他们仍然没有停止捕捉各种可能的线索。一旦发现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线索，无论是在史密斯旅馆，还是在玛丽波莎饭店，或是在大陆旅馆，他们都会风驰电掣般地追过去。
看一看他们那一天在镇子上下走动的情景——一言不发，作风严肃，冷静沉着——你就会感到他们那奇怪而危险的职业有多了不起了。他们整天都在镇上侦察，但外表却一点不动声色，让你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是在履行其职责。他们一起在史密斯旅馆的餐厅里吃了晚饭，总共在那儿耗了一个半小时，为的是不让其他人嗅出他们的动机来。然后，当其他客人已走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们又在酒吧后面向史密斯先生打探情况，以免受其他人干扰。史密斯先生好像马上就和他们热乎上了。他们与他个头一样，或相差无几。再说，旅馆老板和侦探之间素来是趣味相投的，他们都具有同一种高深莫测的缄默，而且都对公众的弱点了如指掌却心照不宣。
再说，史密斯先生对侦探们大有用处。“伙计们，”他说，“我不太好太露骨地问深更半夜都有些什么人还没归家，在这个镇子上那是行不通的。”
当那两个伟大的高手最终乘五点三十的火车回城的时候，很难说他们那神气十足、难以猜透的神色后面是否翻腾着一个线索的漩涡。
但是，假如那两个侦探算得上英雄的话，那么帕普金算什么呢？请想象一下，帕普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