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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那两个侦探算得上英雄的话，那么帕普金算什么呢？请想象一下，帕普金头上扎着绷带，站在银行门口，正在谈论著半夜劫案，脸上带着只有英雄才配有的故意做出来的谦逊。
我不知道你是否曾当过英雄，除了纯粹的欢乐，世界上再也没有可与当英雄相比的了。像帕普金这么个人，他从来都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这下子却突然变成了英雄，成了可以和拿破仑·波拿巴，约翰·梅纳德和轻骑兵突击队员相提并论的人物——噢，那感觉真是太棒了。现在，帕普金成了一名勇士，他自己清楚这一点而且因此获得了英雄所有的谦逊本色。事实上，我相信有人听见他说，他只不过是尽了一点自己的职责，他所做的事情别的人也会做的。然而当有人说“没错，是那么回事儿”的时候，帕普金投去默默的一瞥，这是受到伤害的英雄的默默的目光，其痛苦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
要是帕普金知道整个下午城里的报纸都在报道说他已以身殉职，他或许会感到更大的满足。
那天下午，玛丽波莎法庭进行了开庭审讯——开庭的目的是对已死的劫匪进行调查——尽管他们还没找到尸体——看着他们让证人们排成一排，对他们反复进行盘问，真是太有意思了。到庭的有玛丽波莎一流的刑事律师尼文斯等，还有以佩帕莱法官为首的诸位法官大人，他们在对各位证人的盘问中所显示出来的机敏与狡黠，令你从内心里惊讶不已。
他们首先传讯的是银行经理亨利·穆林斯，让他在证人席上呆了一个半小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使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全场鸦雀无声，假使有一根大头针跌落到地上，你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首先是尼文斯开始盘问。
“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亨利·奥古斯托斯·穆林斯。”
“干什么的？”
“汇兑银行经理。”
“什么时候出生？”
“1869年12月30日。”
然后，尼文斯站在那儿一声不吭地看着穆林斯。你可以看出来，在接着问下一个问题之前，他正在深深地思考。
“你在哪儿上的学？”
穆林斯回答得很爽快：“家乡的中学。”尼文斯又想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那所学校有多少个男生？”
“大约六十个。”
“有多少教师？”
“大约三个。”
此后尼文斯停顿了好长一阵子，好像正在琢磨和消化那些证词似的，但最后他终于又想到了一点，他问道：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不在银行大楼。你上哪儿去了？”
“在湖上打野鸭。”
穆林斯此言一出，全场一片骚动，你要是能看看当时的激动场面多好啊。法官在椅子上往前一倾，迫不及待地问道：
“打着了吗，哈里？”
“那还用说，”穆林斯说，“打了大约六只。”
“你在哪儿找到它们的？什么？在河那边长野稻子的沼泽地里？不会吧！你是在它们歇着的时候还是飞的时候打到的？”
所有这些问题像连珠炮似的从法官席上轰向证人。事实上，人们从法庭上得知这个季节的第一批野鸭已在奥莎威匹河的沼泽出现，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法庭的审讯在下午还没过完四分之一的时候就草草收场了。法庭里的人一走完，穆林斯、乔治·达夫和一半左右的证人便都扛着猎枪打野鸭去了。
我恐怕得立即交代一下：玛丽波莎银行的抢劫案始终没有真相大白，水落石出。有关方面逮捕了一些人——主要是流浪汉和形迹可疑者——但始终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抢了银行。在密西纳巴县的另一端，离玛丽波莎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人被捕了。他不仅长得和人们对劫犯的描述完全相像，而且还有一条木假腿。在玛丽波莎这类地方，一条腿的流浪汉总是会招来怀疑的，无论何时发生抢劫案或凶杀案，首先被抓起来充数的便是他们。
从来没有人知道银行里到底丢了多少钱。有人说丢了一万，有人说不止这个数。银行方面——无疑是出于维护声誉考虑——则声称劫匪枉费了心机，金库里的钱分文未丢。
但所有这一切对帕普金先生的走运来说都无关紧要。好运气和坏运气一样，从来都不是稀稀落落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的。在那神奇的一天，喜事接二连三地落到了帕普金头上。上午，他成了英雄。在法庭的听证会上，佩帕莱法官当众对他说他的英勇举动完全可以载入德肯色区开拓者编年史，而且法官还请他上家里去吃晚饭。下午五点，他收到银行总部的电报，电报说他的年薪已提高到一千元，于是他不仅是一个英雄，而且还成了一个有资格结婚的人。下午六点，他开始出发去法官家里，他已下定了决心，鼓足了勇气，决心迈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他已打定主意。
他准备做一件大事儿，这种事儿以前即使有人干过也是很少的。他要向赞娜·佩帕莱求婚。在玛丽波莎，这一步是很少有人敢于问津的。爱的历程通常都是按部就班，从打网球到跳舞到滑雪顺其自然向前发展的，最后纯粹是由于环境使然两颗心才顺理成章地达到默契合一的境界。直截了当地求婚让人觉得太自命不凡，太不自然了，只有书本里的人们才会那样做。
但帕普金却觉得，普通人不敢去做的事情，英雄是有资格去试试的。他会向赞娜求婚，而且还不止这样，他还准备以大丈夫气概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他很有钱并且勇敢地承担其后果。
他果然说到做到。
那天晚上在游廊里，在弗吉尼亚爬山虎所遮掩的吊床边，他提出了求婚。当时实在是太走运了，法官刚好去了书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佩帕莱夫人也进屋去了，正在做针线活的房里；而且仆人也不在，连那条狗也被拴住了，实在太巧了，太叫人称心了——老实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老天爷还从没为哪个凡人安排过如此巧妙的求婚环境哩。
至于赞娜说了些什么——除了“好吧”以外——我就不知道了。我确信，当帕普金把他很有钱的真相告诉她的时候，她勇敢地挺住了，拿出了像她赞娜这么好的姑娘应有的表现，而在说到钻石之类的时候，她说为了他她愿意配戴。
他俩正在谈着这些事情，以及其他的事情——他们可谈的东西多着哩——突然，奥内达大街传来一阵你从未听到过的轰隆声和喧闹声，一辆富丽堂皇至极的高级大轿车在法官府门前戛然停住了——一年仅挣三千元微薄薪水的法官的门前，有史以来还从没停过这么高级的轿车哩。轿车刚停稳，一个兴高采烈的男人就从车里钻了出来，他穿着一件长长的海豹皮大衣——不是由于它华贵才穿它，完全是为了抵御秋夜的寒气。你当然清楚，来客便是帕普金的父亲。他在城里从晚报上读到了他儿子殉职的消息，就匆匆驱车赶来了。司机说，他们只开了两小时又十五分钟，他们后面还有一列专用列车，上面坐满了侦探和应急人员，不过老帕普金在半途得知彼得还活着，就打电报去把专用列车取消了。
有那么一会儿，老帕普金的目光停留在小帕普金身上。假如你事先不知道他来自沿海省份的话，你很可能会设想他眼中噙满了泪水，而且接下来会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哩。不过即便他当时没有拥抱彼得，过了一会儿以后他的确拥抱了赞娜，以沿海省份的人拥抱漂亮女孩的那种父亲般慈爱的方式拥抱了她。最叫人吃惊的是老帕普金好像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根本不用对他作任何解释。
佩帕莱法官一见到老帕普金，就握住他的手拼了命地摇，我想简直要把他的手摇断了。当你听到他们互相以“奈德”和“菲利普”相称的时候，你感到他们又返回了学生时代，正在城里那所古老的法律学校一起上学哩。
假如帕普金认为他父亲在玛丽波莎不会受到欢迎的话，那只说明他无知。老帕普金坐在法官家的游廊里，用玉米穗轴做的烟斗津津有味地抽烟，好像他有生以来从未听说过哈瓦那雪茄似的。在他那个秋天在玛丽波莎度过的三天时间里，他在杰夫·索普的理发店和艾略特的药店出出进进，在湖边的沼泽地里打野鸭，每个晚上都玩以一百根火柴当一分钱的扑克牌游戏，好像他有生以来从没过过其他生活似的。一直到催促他回去的电报足以塞满一提包的时候，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帕普金和赞娜在合适的时间结了婚，搬到山脚边的镇子新区的一座小屋里住去了，时至今日你也许还能在那儿找到他们哩。
随便什么时候，你都会看见帕普金在一块小小的草地上修整迷人的小草，身上和以前一样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运动衫。
但假如你走上前去和他说话，或是和他一起走进那座迷人的小屋去，请千万把你的声音压低一些——尽管它像音乐一般悦耳——因为屋里睡着一个迷人的小宝宝，小宝宝的美梦是谁都不能去惊搅的，哪怕一点点都不应该。
第四辑一个布衣英雄（1）
又名：赫泽基亚·海洛夫特的奋斗史
“你能给我一份活干吗？”
泥水匠工头从脚手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在下面说话的那个人。那小伙子仰着的脸上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操起一块砖头朝小伙子砸去。
这小伙子名叫赫泽基亚·海洛夫特。他穿着一身家织布衣服，每只手都提着一个毡制旅行袋。他到纽约这个残酷的城市来，为的是找一份工作。
赫泽基亚继续往前走。不久，他在一个警察面前停了下来。
“先生，”他说，“您能告诉我去——”
没等他说完，那个警察已在他的一边脑袋上狠狠地勾了一老拳。
“我得教教你才是，”警察说，“竟问这种该死的蠢问题——”
赫泽基亚又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遇到一个戴黑礼帽、穿黑背心、系白领带的男人，一眼便可看出此公是一个神父。
“好心的先生，”赫泽基亚说，“你能告诉我——”
随着一声土狼似的嗥叫，那神父一把抓住他，并把他的耳朵咬下一块来。没错，读者朋友，他真那么干了。一个神父在光天化日之下咬一个孩子，你想象一下！不过这种事在纽约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
这就是那个残酷的大都市，想象一下在其中找工作是何种滋味！整天都在想方设法逃避工作的你我之辈，料想是没法明白那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想想看，孤零零一个人呆在纽约，周围没有一个朋友或熟人，谁也不认识你，谁也不在乎你做什么，那真是要命！
有那么一会儿，赫泽基亚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他茫然地四周张望。他把目光投向大都会塔顶部。那儿没活可干。他的目光在马丁逊广场那边的摩天大楼群搜寻，可那儿同样没活可干。他头点地倒立着向上看那座烫斗形建筑。还是没发现可供他干的活儿。
那一整天以及接下来的那一天赫泽基亚都在找工作。
华尔街的一家公司登广告征招一名速记员。
“你会速记吗？”他们问道。
“不会，”穿布衣的小伙子说，“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他们把他从电梯扔了下去。
赫泽基亚没有气馁。那一天他求了十四次职。
沃尔多夫·艾斯托里亚酒店需聘一名厨师。赫泽基亚冲着这一职位去了。
“你会烹调吗？”他们问。
“不会，”赫泽基亚说，“不过，噢，先生，给我一次试的机会，给我一个蛋让我试一试吧——我会尽力而为的，”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小伙子脸上滚了下来。
他们把他从办公室推到了走廊里。
接下来他又去求电报员职位。他对电报一无所知，这成了他被拒之门外的基本理由。
黄昏的时候赫泽基亚·海洛夫特饿了。他再一次走进沃尔多夫·艾斯托里亚酒店的门廊。门廊里站着一个穿制服的高高的男子。
“老板，”小伙子说，“您能信得过我，让我赊账吃一顿饱饭吗？”
他们放出狗来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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