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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 �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日本学会了日本人的忙碌。这帮朋友前些年还每年聚一两次，近些年来则是一两年才聚一次。大家忙着学习、赚钱、写论文、搞研究；总之，每个人都在忙着做事，做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无闲暇与朋友交流。精神上的生活在这里已被遗忘。
他们到地铁站检票口时，白滢已等候在那儿。
白滢是广州人，南方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硕士毕业后分到上海一大学教古典文学，八十年代后期来日本做访问学者，快结束时，正赶上“八？九”天安门事件。她曾参与留学生队伍到中国大使馆前游行。因为她嗓音好，被推荐领喊口号。听说被照了相，有人劝她暂时不要回国。于是，她找了教汉语的工作留下来，一年后与现在的日本丈夫结婚，现在有个女儿已上中学。
白滢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有那么一点孤芳自赏，惟自己是阳春白雪，别人均属下里巴人阶层之气势。她性情高傲，语言尖刻，还很多愁善感。古人云：人生识字忧患始。白滢的聪明才智注定了她比别人有更多的忧患，她常感叹自己留在日本乃自毁前程，英雄无用武之地。过了不惑之年，仍无所事事，她自感无颜面回去面对江东父老。她与晓茵相处得很好，她认为晓茵比一般的下里巴人有点层次，不但可以与她平起平坐论古道今，还能跟她说说西，为此她罕见地谦虚一回，“这方面你比我有见识，看来没有在西方的生活经历是很难做到学贯中西的。”晓茵很认同白滢的才学，理解她怀才不遇的痛苦，听人背地里议论她不厚道，总是替她说句公道话，她觉得她只不过是书生气过重缺少圆滑而已。随着在日本生活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白滢对人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近几年，她不再顾影自怜，心境平和多了，一向严肃、愁眉锁眼的脸上多了些许笑容。她不再感叹失落，不再为过去的辉煌而耿耿于怀，而是潇洒开朗地劝解别人：中国少了我们不会觉得少，日本多了我们也不会觉得多，不要把我们自己想得那么重要，其实我们在哪里都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她心理平衡了很多，但还是为曲高和寡、知音难求而遗憾，她仍不忍耐她认为俗不可耐、废话连篇、水平只够看大众电影的同胞同事。所以她的朋友圈很小，她的口头禅是：宁缺毋滥。对日本人，她更是连表面功夫也懒得下。
一位日本老师对白滢说：“您这么有水平的老师能来我们大学教汉语，我们真是感到如虎添翼。”白滢听了不领情地跟晓茵说：“日本人用我们还不是为了做广告，他们心里巴不得我们中国人都滚蛋呢，所谓同行是冤家，他们怕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才是真的。你以为他们只是保护他们的大葱大蒜市场吗？各行各业都一样啊。”
雪梅见白滢今天还是穿一身黑，跟她开着玩笑：“这么敏感的人怎么没有季节感？春天了，该换季了！”白滢喜欢黑色衣服，一年四季的服装几乎都是黑色。晓茵问她丈夫是否还很忙，白滢“哼”了一声，抱怨她丈夫一纸合同如同卖身契把自己卖给了公司。
他们正寒暄着，高欣亚到了。
高欣亚是八十年代中期来日本留学的。他从本科念到博士，本科学日本文学，硕士博士读语言学，算上他刚来时读的一年语言学校，整整十年寒窗。
高老师娶了个日本老婆，有两个女儿。雪梅问他为何没带夫人来，他说：“带她来麻烦，她累我也累，总得给她翻译。反正她这几天忙，我的大女儿上高中，二女儿上初中，她们忙着买校服什么的呢。”
这个小团体从未有禁令不许带日本人配偶，但有日本人配偶者都不带，因为大家都不想说日语，有一个日本人的话也得说日语，无法尽兴。况且，有时大家免不了发发日本人的牢骚，抨击一下日本的政治家什么的，有日本人在的话难免有点儿投鼠忌器。
最后到的是宋敬东。他是雪梅刚到日本时认识的朋友，在一家贸易公司负责汽车出口业务，刚休假回来。他妻子也教汉语，今天因感冒怕传染给大家自觉地不来凑热闹。
他们去的是一家墨西哥饭店，离车站很近。刚开门，只有一桌客人。他们在禁烟席的一张桌旁坐下。
刘志勋声明他今天请客。因为原计划是在他家吃饭，后来改在外边吃，他们夫妻觉得按理他们该负担这顿饭。但是大家都坚持AA制，晓茵帮着打圆场，“一会儿让他们请水果点心茶。”大家齐声说“好”。在日本住久了，大家随了日本各付各账的习俗。刚来时觉得别扭，后来慢慢觉得AA制也不错，轻松，互不欠人情。
这帮人来日本的时间都已十几年二十几年。
年龄上相差十几岁二十几岁会有代沟，在国外生活时间的长短也形成了一种代沟。大家都觉得与自己出来的时间差不多的人比较容易产生共识；与新来的，或来了没几年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常有互相不能理解、不融洽之处。这虽不是绝对的，却有一定的普遍性。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国内的变化还不算太大，那前后出来的许多人的思想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一些观念；另外，在国外时间越久，吸收学习到的异邦文化就越多，思想行为的变化也越大。
他们的饭菜上来的时候，饭店已座无虚席。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2）
白滢环视着周围的桌子道：“又不是周末，怎么这么多人？”
高欣亚道：“对妇女来说，天天都是周末。”
大家仔细一看果然几乎都是女人，有的还带着小孩子。
宋敬东说：“你们看人家日本女人多会享受，丈夫上班孩子上学，她们便跟朋友到这种地方来消遣了。”
“在美国、欧洲碰到的一群一伙的日本游客也几乎都是女人。”雪梅接上去说。
白滢有几分嘲讽又有几分认同道：“男人赚钱，女人消费，既然她们有这个条件，何乐而不为呢？日本女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真是聪明，像我们中国女人这样与男人并肩在社会上冲冲杀杀，争一高低，虽然有一点儿成就感，却不能像她们那样悠闲地享受生活。什么叫做幸福？优哉游哉、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是最幸福的，总不能说我们每天跟男人一样挤拥挤的电车就是幸福吧。”
近些年来，日本妇女婚后继续工作的虽然有所增加，但大多数妇女仍然参加专业主妇大军。她们选择这样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些无奈的成分。
比起世界其他先进国家，日本社会重男轻女现象还很严重，社会没有给妇女创造一个让她们乐于踏入社会寻找她们自身价值的条件和机会，同大学同年进同一个公司的人，男女的待遇相差很大。男职员一般被委以重任，女职员则端茶倒水拷贝打字做花瓶，这种不平等现象让妇女泄气。如果有才能的女性能有机会跟男人平等竞争、能够一展才华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日本女性进入社会争取自己的存在价值。
现今的日本社会已经有一些事业成功的女性，但是，成功的女人一般都要比男人多付出许多。
离他们很远的一张桌子坐着三个中国男人，听口音他们是东北人。他们的声音隔着几张桌子传了过来。
“既然有薄饼，炒几个菜多好，卷着吃不就是春饼嘛。”一个声音说道。
这边雪梅接着他的话说道：“这是墨西哥饭店，想吃春饼你去中国饭店啊。”
另一个声音道：“没有鸭子弄个熏鸡不行吗？再切点葱来，跟北京烤鸭也差不了多少，这小日本就是笨。这么一口洋葱炒肉，还有这粘糊糊的豆子，算菜还是算饭啊？”
“可不是，你看日本人一个牛肉盖饭几十年，要是我们中国人不知弄出多少种盖饭来了。”这是第三个人的声音。
白滢轻声说：“这些人在公共场所这么大嗓门，没有礼貌！旁边的人都在看他们……”
宋敬东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好看的？日本的有些年轻人不是也在电车里、公共场所大声说话嘛？”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没有礼貌，语言的使用也乱七八糟，我两个女儿说话粗鲁得跟男孩子似的。”高欣亚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晓茵宽慰他说：“再大点儿就会好的。我们的学生还不是一样，看起来幼稚、任性，可是一旦踏入社会，还真令人刮目相看。我在银行碰到一个前年教过的学生，不但彬彬有礼，讲话也完全一口敬语。我还记得上课的时候她总是心不在焉，喜欢捋头发。有一次我用英语跟她开玩笑：你数清楚你有多少根头发了没有？”
雪梅说：“有些年轻人工作以后确实变了个样，从这一点足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的束缚力量有多么强。”
高欣亚还是认为日本这礼仪之邦正在走下坡路，白滢附和。
“虽然偶尔会碰到不守礼仪之人，总的来说，日本人的礼仪和素质还是很好的。这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仓廪足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嘛。”晓茵坚持她的意见。
“日本人的素质与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明治维新以来重视教育确实有关系，但还有一点就是这大和民族的团队精神、集体精神相当强，强得有时甚至于超过对正义感的追求。可以没有对错，可以不讲正义非正义，但绝不可以脱离群体。这有一定的弊病，好处就是：无论身处哪个集体，小集体或是大集体，与自己有关的团体或是完全陌生的什么公共场所，不必有谁下令，大家准行动一致。别人排队，我也排队；别人坐电车不吃东西我也不吃；别人在公共场所小声讲话，我也不大声嚷嚷。人人自律。”雪梅附和着晓茵进一步阐述道。
白滢一如既往地喜欢批评责难，“中国搞了许多年的集体主义教育，可是团体意识、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义务的履行却不怎么样。如今，这公共道德差得一塌糊涂！其实日本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儒家伦理范畴中的‘忠’‘义’‘礼’‘信’等在日本社会中还感觉得到一些，反而在我们中国却淡了点儿。”
雪梅不客气地反驳，“但是，日本人只是拿来一些皮毛而已，并没有学到我们儒家的根本，就如同明治维新日本开始效仿西方文化，但并未动摇日本传统伦理深层一样。西方追求的自由、个人主义在这个国家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晓茵来日本后发现，在日本几乎处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古代日本不但学习了中国的文字、历法等，还吸收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异甚多，有些伦理观念被吸收后又与日本的本土文化融合，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日本特征的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除了“忠”“信”等外，还有日本独特的“义理”“义务”“报恩”“耻感”等。道德观念的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人们循规蹈矩地在道德伦理的规范束缚中生活着。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3）
晓茵见白滢眼珠转个不停，雪梅也一副言犹未尽的样子，她们俩人争论起什么来一向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晓茵不愿让她们继续争下去，便抢先一步说：“日本人比较讲信用，有责任感，遗憾的是日本社会缺少了点‘情’，无论亲情还是友情都淡了点。”
“我来了这么多年，称得上朋友的日本人一个也没有。在公司相处了十几年的同事都是君子之交。”宋敬东不无遗憾地说。
大家对此颇有同感。在日本无论住多久，感到最不如意的就是交不到朋友。
白滢则另有发现，“日本人并非只是不与外国人交朋友，他们日本人之间也保持着距离。我没有日本朋友，我丈夫也没有什么朋友，让我理解不了的不是他没有朋友，而是他能够忍受没有朋友。日本人亲戚之间也是这样，我丈夫的兄弟姐妹平时很少来往，只是在亲戚中谁的喜事或丧事时才见面，不像我们中国人兄弟姐妹包括表亲都走得很近。”
很多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都会觉得这个民族礼仪很好，可是，时间久了，便会感到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义务感”“责任心”有余，而“真情”不足。
日本的道德伦理中也有‘孝’的领域，但是，日本人的“孝”偏重于“报亲恩”。报恩是作为一种义务义理来实行的，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感情成分，可是义务感更强。不是长子的话，责任少一些，长子则要承担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