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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城市均程度不同地演绎着这些功能。在这个发展中的世界蔓延的城市，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体系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是最紧迫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还保持着牢固的家庭联系和体制信仰——或是古代的民间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是其物质城市的基础却已经被侵蚀了。这就促成新的历史现象的产生，即出现了没有传统的所谓繁荣但仍能保持增长的大城市。
现在西方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东亚和南亚较发达地区将面临的问题是：城市性质的多样化。在这些区域内，城市通常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即使按历史标准，把其郊区也包括进来，它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繁荣的。但是，这些城市日益缺少一个对神圣地点、市政属性和道德秩序的共同认知。
对于这一问题的最有力的解释是，在世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核心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地位在迅速下滑。今天，这些高档城市常常吸引游客，以及在其高端商业服务业做事的上层人口、那些为此提供服务的人，还包括流动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后来可能又流向其他地点。这些短暂繁荣的城市似乎把其最高希望寄托在时新、超然、精当等转瞬即逝的价值上。
但是，这些方面无论其表面如何有吸引力，都不能取代家庭、信念、市民文化、邻里等持久的重要纽带。一个基础狭窄且游移不定或享乐型的经济远远不能发挥足够的作用，以孕育一个向上流动的家庭和以广泛多样性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久而久之，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索性到城市外围或城市领地之外的小城镇寻求“避难所”，远离城市中心。
这些现象并没有像世界发展中城市里常见的赤贫或不稳定状况那样构成尖锐的挑战。但是，对城市史的研究也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退。我希望当今的城市，无论位于何处，都能够找到履行其历史作用的方式。唯其如此，21世纪，也就是全世界多数人居住在城市的第一个世纪，才会成为一个城市世纪，这不仅限于人口统计学意义，也体现在更超常的价值上。
读者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上述分析或者我的很多论断，在某种意义上，这无关宏旨。本书主要不是做深层次分析，而是作为一个指南，以引导读者进一步考察城市经历的本质问题。我希望，一旦读者被带入这个铺陈开来的历史之中，就会更充分理解与认识城市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恰恰是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丰富了我和我家人的生活。
序序言 神圣、安全、繁忙之地
1519年11月8日，贝尔纳尔·迪亚斯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墨西哥的发现与征服（1517～1521年）》（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Mexico；1517…1521），AP莫兹利译，纽约，法勒斯特劳斯和卡德希，1959，第7页。在美国译本的序言中，欧文·伦纳德把贝尔纳尔·迪亚斯“大概”的出生日期定为1492年，即哥伦布航海到美洲的同一年。 看到了一种将定格在他的记忆中达几十年之久的景象。当时，这个27岁的西班牙士兵在与他同行的不到400人的战友们从潮湿的墨西哥低地向火山高地进发，在途中发现了相当发达的城市文明的痕迹。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又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头盖骨，成排地整齐排列在当地一些庙宇顶部。
紧接着，一个城市赫然呈现在他们面前，其规模之大几乎不可思议。这座城市高高地建在山间，环绕着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迪亚斯看到，那里有宽阔的堤道，遍布独木舟，在其市内街道上，几乎每一种物品——从家禽到家用器皿都有出售。他也看到鲜花簇拥的住房，巨大的宫殿，在墨西哥阳光下熠熠发光的庙宇：
面对如此美轮美奂的景致，我们不知应该做什么，说什么，或是说简直不敢相信，在我们眼前的这块陆地上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城市；在湖泊之间，还有更多，湖泊本身布满了独木舟，在堤道上，间隔不远就有很多桥梁。在我们面前矗立着气势恢弘的墨西哥城……
对“这些景致”的回忆是40年后当迪亚斯成为一个居住在危地马拉的老人时落笔的，这些回忆的意义不亚于那些自建造巨大城市伊始就给人类以巨大鼓舞的那些人的回忆录。迪亚斯的经历在当时是有先例可循的，如5000年前的一位游历的犹太人看到苏美尔的城池和金字塔，一个中国地方官员进入公元前7世纪的洛阳，穆斯林朝拜者乘大篷车到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或者20世纪一个意大利农民乘轮船窥探曼哈顿岛上高耸的塔楼，均有如此感悟。
城市经历的普遍性
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确实，在今天，我们的城市在外层空间都能看到。
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从早期开始，当仅有少量人类居住在城市之时，城市就是积聚人类艺术、宗教、文化、商业、技术的地点。这种演进先是发生在少量先行一步的城市里，这些城市的影响通过征服、商业、宗教，近年来还通过电讯交通，向其他中心扩散。
在人类发明城市以后的5000到7000年的时间里，所建造的城市不计其数。有些在最初不过是一些小村落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联合起来发展成都城大邑。另一些，则是上层牧师、统治者或商界精英们有意识策划的结果，多半有一个总体规划，以实现更大的神权、政治或经济目的。
从秘鲁的高地到南非的海岬，再到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实际上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已建造了城市。最早留下的城市永久性印记被认为是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上。由此起源，衍生出了代表西方城市遗产的典型城市：乌尔、阿卡德、巴比伦、尼尼微、孟菲斯、克诺索斯以及推罗。
在其他地区兴起的很多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地区无关。其中有些如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以及中国的长安，都达到了可以与欧洲同类城市相媲美的规模和发达程度。特蒂斯·钱德勒、杰拉尔德·福克斯（Tertius Chandler and Gerald Fox）：《城市发展三千年》（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纽约，学术出版社，1974，第365页。毫无疑问，在罗马帝国衰退后的数百年内，这些东方的都市大邑是这个星球上最发达的并且是最复杂的。尽管也反映出很多城市发展中共有的人类动因，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西方的现象，它们有自身独立的起源。因此，城市主义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需要不同的探讨方法。
世界性大城市形成的地点在世界各区域不断变动。在公元前５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The Histories），奥布里·德·塞林科特译，伦敦，企鹅出版社，1954，第5页。就注意到较大地点的大起大落。这位早期的睿智的观察家在游历大大小小很多城市时评论到：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今天成了微不足道的；那些曾经微不足道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荦荦大者。所以，认识到人类的繁盛绝不仅系于同一地点，我将对两类地点都给予关注。
在希罗多德的那个时代，一度为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如乌尔、尼尼微都已经无足轻重，成为历史遗迹，只留下一些曾经是兴盛城市见证的风干的骸骨而已。巴比伦、雅典和叙拉古那时正处于极盛时代，不过，几百年后，它们也被更大的城市如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所取代。
希罗多德时代的关键问题依然存在：究竟是什么使得城市如此伟大？又是什么导致它们逐渐衰退？正如本书将论证的，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
神圣之地
宗教设施，如庙宇、教堂、清真寺和金字塔，长期以来支配着大型城市的景观轮廓和形象。它们向人们宣示，这些城市也是神圣之地，直接与掌控这个世界命运的神之力相连。
在我们当今这个世俗化导向日见增长的时代，城市寻求通过高高耸立的商业建筑和有灵感的文化设施来重新产生神圣地点的感觉。此类做法激发了市民爱国主义或者敬畏的感觉，尽管没有神指引的令人宽慰的提示。历史学家凯文·林奇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城市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City），马萨诸塞坎布里奇，科技出版社，1960，第4页。提示说，“一个突出的城市景观不过是一个轮廓而已”，在这个轮廓之中，城市居民营造着他们“全社会的重要神话”。
安全的需求
防御体系在城市演进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城市首先而且必须是安全的。历史学家亨利·皮朗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起源与贸易复兴》（Medieval Cities：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25，第55～57页。注意到，很多城市最初或是作为逃避游牧民族的掠夺，或是逃离在整个历史上全球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不守法纪现象的避难之地而形成的。当一个城市保证安全的能力下降时，诸如在西罗马帝国行将结束时或20世纪末犯罪侵扰时，城市人口就会退避到内陆地区或移居到另一个更安全的城市“堡垒”。
商业的作用
但是仅有神圣和安全还不足以产生伟大的城市。牧师、士兵和官吏可以为城市的成功提供先决条件，但是他们自身不能生产足够的财富来维系大规模人口长时期的生存。这就需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这个经济是由技工、商人、劳工支撑的，在历史上乃至晚近时期在很多地方还要靠奴隶，这是令人悲哀的。这些人，作为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自资本主义出现伊始，就已经成为城市自身的主要缔造者。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一章 神圣的起源（1）
早在墨西哥、中国或欧洲兴起第一批城市之前，城市生活的基本模式就已经在中东地区缓慢成型。现代人类的基本体质的进化形式据说在25万至4万年前基本完成，进而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实质上扩展到地球这个星球的所有可居住地区，包括美洲和澳洲。AEJ莫里斯（AEJMorris）：《城市结构史：工业革命之前》（History of Urban Form：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朗曼出版社，1994，第1页。
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家畜驯养和农耕方式传播开来，相应地产生了定居生活方式。小村落发展成为手工业活动和产品交换中心，而其中最先进的所谓“首发城市”在叙利亚草原的广阔地区，在耶利哥、伊朗、埃及和土耳其等地快速发展起来。AEJ莫里斯（AEJMorris）：前引书，第2～5页；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纽约州加登城，安克出版社，1974，第27页。
美索不达米亚
从巴勒斯坦的西海岸延伸至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再到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这一地区，构成了所谓的“新月沃地”。德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沃内·凯勒注意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最初阶段，距离这个“新月沃地”越远，“夜色越浓，文明和文化衰减的程度越深。这似乎就像另外一个大陆的人们如孩子般地在等待被唤醒”。沃纳·凯勒（Werner Keller）：《圣经的历史解读》（The Bible as History），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81，第3页。
现今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向城市化骤变的理想环境。在这个后来被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区域里，有着大片干枯的沙漠地带，其间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