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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道。
吾在昆明，日處斗室之中，草寫《邏輯典範》。暇則散步於翠湖公園。一日，遇一面熱之人，忘其姓名。彼迎面而謂曰：汝無職業，狀頗自得，君其有辦法乎？吾曰然。其實吾毫無辦法，惟賴遵騮資助耳。遵騮亦不充裕，寄居其姑丈家。吾內心甚急，遵騮亦急。彼託人种峨叴螅靡恢v席，終不成。蓋雲大本有此缺，其系系主任某已推耍е鞂毑瑢毑啻螽厴I，亦學哲學者，與熊先生亦有關係。吾聞之，頗坦然。蓋既同道，又同是天涯淪落人，彼得之，彼可稍安。吾不得，吾暫不得安，無關也。時熊先生在重慶，函湯錫予先生謂：“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來，唯此一人為可造，汝何得無一言，不留之於母校，而讓其飄流失所乎？”湯先生答以胡先生（案：即胡適之先生也）通不過。時胡氏在美，早離北大，猶遙控校事，而校中人亦懾服於其陰威下，而仰其鼻息。吾從不作回北大想，因吾根本厭惡其學風與士習。吾在流離之中，默察彼中人營營苟苟，妾婦之相，甚厭之，又深憐之。吾固為學風士氣哀。胡氏只能阻吾於校門外，不使吾發北大之潛德幽光。除此以外，彼又有何能焉？此固不足縈吾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哉？惟吾所耿耿不能自已者，學風士習為其所？喪耳。北大以新文化邉勇劽韧猓挛幕動，其目的當然是在復興或改革中國之文化生命，以建設近代化之新中國。這當然是中國自己的事。中國知識分子關心自己的文化與國家，無論其思想內容為如何，這超越的形式的函義總是好的。這是北大唯一可取處。人於模糊中總認為北大是中國的，而又有文化意識與學術意識的學府，不是殖民地的教會學校。亦不是無顏色臁甑募夹g教育。一般人之所以有這樣認定，實在是不自覺地就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而如此認定。但此超越的形式的函義實在只是五四時新文化邉又鮿訖C之求中國好所膨脹成的一種氣氛。原初動機之求中國好，這只是一動機，太空洞無內容了。故這原初動機所膨脹成的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並不能為人們所正視，相應如如而實現之，因此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只是留在腦後，飄蕩在半空裡。只能為有感覺的人所感到所嗅到，而一般人則為其思想內容所吸住，紛馳散亂，膠著於特殊之現實（內容）而滾下去。新文化邉又畠热菔窍麡O的、負面的、破壞的、不正常之反動的、怨天尤人的。因而與那原初動機適成背道而馳。與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相摺础＿@裡並洠в蟹e極的健康的思想與義理，並洠в袝惩ㄗ约旱奈幕局约旱奈幕孕律c建國。那對原初動機無成果，對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無成果的一陣風過去了（因為其思想內容與這相摺矗匀粺o成果），人們也不講邉恿耍膊恢v文化了（亦根本無文化意識），而只隨那紛馳散亂的特殊內容而膠著了，而僵化乾枯了，而轉為湵〉那莸睦碇侵髁x，餖铮嵥榈目紦D而為反思想反義理。因為五四時的新文化邉樱緹o在生命中生根的積極的思想與義理，只是一種情感的氣機之鼓蕩。它只要求這，要求那，而並無實現“這”或“那”的真實生命，與夫本真實生命而來的真實思想與義理。情感的氣機鼓蕩不會久，自然是一陣風。而且無思想義理作支持的鼓蕩亦必久而生厭，因為其中本無物事故。此所以新文化邉俞嵋货拥肓闼榈目紦校詾槲ù丝紦绞钦鎸嵍嵵畬W問，以前之擾攘只是造空氣之虛蕩，今空氣已成，自不需再有那種思想上的鼓蕩了。他們認為思想義理只是空而無實之大話，只是造空氣之虛蕩。他們說了大話，造了空氣，自收其墮落之果，所以再不准講思想與義理了。他們對於思想與義理來一個反噬，對於“文化”與“邉印眮硪粋�反噬。此即為學風士習之？喪，吾所悲者即此耳。北大之潛德幽光豈不應再有發皇乎？就那原初動機，就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相應如如，而以真實生命與夫本真實生命而來的真實思想與真實義理以實現之，此是北大之真德與真光。這實現只有兩義：一、在客觀實邸袕突顒撛斓奈幕⒈咀员咀愿膭撛斓奈幕越ㄔO近代化的新中國。復活自本自根的創造的文化生命，便不能不有暢通自己的文化生命之積極的真實思想與真實義理。如是，五四時的新文化邉又撁娴钠茐牡乃枷雰热荼悴荒懿辉賮硪粋�否定而歸於撥亂反正之正面的與健康的思想內容。此則必扭轉那湵〉那莸睦碇侵髁x。至於考據，則其餘事。考據本身，並無不是。單看其套於何種學風，是否能有考據以上的識度與雅量耳。如此而恢弘北大之真德與真光，方是承載中國文化生命之北大，方是有文化意識與學術意識之北大。彼等墮落而歪曲了北大，乃是北大之罪人，篡浮吮贝蟆Ｎ嵫傻貌槐慨斈瓴淘嘞壬鷼舛然趾耄囵B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能容迹姓嫘郧椤⒄嫔畬W人，藏龍臥虎，豪傑歸焉，雖駁而不純，蕩而無歸，然猶有真人存焉。而今胡氏輩排除異己，窒塞聰明，？喪生命。依草附木，苟且以偷生之無恥無知之徒，竟謂北大當年何故請熊十力為教授。此喪心病狂之壞種，竟爾浮畵䦟W府，發此狂吠。殊不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正在其能請熊先生與梁漱溟先生諸人耳。庶孽無知，不但北大之罪人，亦蔡氏之罪人也。而被恬不知恥，猶假“北大”以偷生。彼區區者何足道，正為其謬種充塞，瞎卻天下人眼目耳。
昆明质聼o成，乃函重慶張君勱先生，告以生活無著之況。彼無回音。後彼與其弟張公權（時任交通部長）視察滇緬公路。過昆明，下榻翠湖旅店。彼事前無通知也。早晨閱報，遵騮告予曰：“君勱先生來矣。往見否？”吾頗怒。既而曰：“往見。”乃於晚飯後直至翠湖旅店，敲門而入。彼一見，頗驚訝，謂：“何以知之？”曰：“見報耳。”乃問：“前上函，收到否？”彼答以未收到。於以知是公之無找病Ｄ烁嬉陨顮顩r，並謂《再生》在昆明不流行，當有一負責人以推銷之。吾此議乃暗示吾只需要五十元耳。吾有此要求之權利，彼亦有應此要求之義務。乃彼竟謂曰：“汝去租房子，開好預算，即囑重慶寄款。”吾當時大怒曰：“謝謝你。”即離去。出而即決心與此輩斷絕關係。念吾自參加國社黨以來，在天津一年，在廣州一年，後返北平主編《再生》，皆與黨有關。在廣西，彼寫《立國之道》，最後一章〈哲學根據〉亦吾所寫。吾在廣西任教一年，彼即由廣西返重慶。時距不及一年，吾不知何以開罪於彼，竟使彼如此相待。吾在昆明寫信給他，云未收到，此妄語耳。即吾信中有不妥處，依與彼之關係，彼亦應當明言而教之。而竟以“未收到”對。其蘸卧冢课崂шi於昆明，质虏怀桑瑹o關係，吾不能回北大，吾亦無怨尤。惟此一不愉快之遭遇，吾終生不能無憾恨。吾信賴遵騮之友情，如兄如弟，毫無距離之感。彼解衣衣之，吾即衣之。彼推食食之，吾即食之。彼以障啻乙哉相受。我自念，我生於天地之間，我有生存之權利。而何況遵騮以障啻嵫傻迷儆旭娉忠該伍T面？吾坦然受之而無愧：彼無望報之心，吾亦無酬報之念。蓋吾與彼之心境已超過施與報之對待，而進入一無人無我絕對法體之相契。遵騮沼衅洳豢杉爸郧榕c肝膽，吾亦沼衅洳豢杉爸_朗與灑脫。吾當時有許多體悟：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無傍依，我脫落一切矜持；我獨來獨往，我決不為生存委曲自己之性情與好惡；我一無所有，一無所必恃，我黯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氣奮發，我正視一切睚毗，我衝破一切睚？；我毫不委屈自己，我毫不饒恕醜惡；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惡聲至，必反之，甚至嘻笑怒罵，鄙視一切。我需要驕傲，驕傲是人格之防線。我無饒恕醜惡之涵養與造詣。我在那階段與處境，我若無照體獨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於天地間。在那處境裡，無盡的屈辱、投降，不能換得一日之生存。我孑然一身，我無屈辱之必要。我無任何事上的擔負，我亦無屈辱以求伸之必要。而吾之真性清、真好惡，反在那四無傍依中，純然呈現而無絲毫之繫絆；因此我不能忍受任何屈辱。是則是，非則非，如何能委曲絲毫。當時也許有意氣處，但大體是純潔的，向上的。由於我個人的遭遇，我正視我個人的存在的生命之艱難。由於國家的遭遇，我正視民族的存在的生命之艱難，我親切感到學風士習之墮落與鄙俗。我的生命的途徑必須暢達，民族生命的途徑必須暢達。
我雖對遵騮之友情坦然受之而無愧，然吾帶累朋友，吾心中不能無耄础１酥洕鷣K不充裕，彼為吾奔走著急，而不露聲色，吾雖不露聲色而受之，吾心中尤不能無耄础Ｍ粗粒磳毒齽晗壬吨痢＿@是我一生最難堪最窩囊之處境。暑過秋至，遵騮須返滬一行。吾送之車站。彼即留下七八十元，並謂若有所需，可向其姑丈相借，吾即領而受之。吾並非一感傷型的人，然當時直覺天昏地暗，一切黯然無光。淡然無語而別。當時之慘淡直難以形容。我事後每一想及或敘及，輒不覺泣下。魯智深在野豬林救下林沖，臨起程時，林沖問曰：“兄長將何往？”魯智深曰：“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愚兄放心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我每讀此，不覺廢書而嘆。這是人生，這是肝膽。我何不幸而遇之，我又何幸而遇之。事後每與友朋笑談，大家皆目我為林沖，目遵騮為柴大官人。
遵騮去後，我即函熊先生。時熊先生在重慶，正應馬一浮先生邀，共主講復性書院。熊先生力介吾進復性。馬一浮先生為山長，辭以無款。熊先生乃商之該時教育部長陳立夫，由教部支薪，以都講名義住書院。吾接熊先生函，考懀斩鴳s。蓋吾向不與國民黨要人接頭也。然那時處境實是逼上梁山，又因熊先生作主。吾信熊先生可以作得主，遂決定前往而不辭。吾從熊先生，非就國民黨也。如此，吾可以對得起張君勱，對得起國社黨。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吾已無參與任何現實政黨之興趣矣。然天下事並不如此之痛快，蓋吾之困阨尚未走完。決定應約後，翌日即得君勱先生之秘書馮今白來函，謂：“昆明聯大有詢問《立國之道》中之問睿撸齽晗壬毿志偷卮稹！蔽嵋娭淮笈⒓磳鹚椋瑪S於地而罵曰：“昏瞶無聊之匹夫，猶欲以貌似昏瞶掩其無斩夼艘俊蔽岙敃r不該回信，只須直赴嘉定復性書院斯可耳。然思馮今白乃熟人，與張某有憾，與馮氏無憾也。遂回信言不久即赴重慶轉嘉定復性書院。屆時當相晤。到重慶，即赴“再生雜誌社”與諸熟友晤面。（此著亦不斬截。吾常有順自然之情而來之拖泥帶水處。然吾亦需順此而至乎“情至義盡”而休焉，而內心之原則性之是非善惡以及應去應留，合與不合，則既定而不可轉。惟須在一時間過程中實現之。情至則不傷情，義盡則不摺x。吾常以此自恨，亦常以此自慰。）諸友曰：“君勱先生知汝欲到復性書院，過渝時，務乞晤一面。”吾曰：“既來此，自必往拜。”遂相偕往晤。至，則君勱先生即曰：“汝不必去復性書院，現《再生》無人編。汝即可留此，負此責。”吾曰：“此不可能，已允去，不可翻覆。”彼曰：“吾當函馬一浮先生，允汝留此。”吾當時即不客氣相問曰：“《再生》，以前誰編？”曰：“梁實秋。”“彼辭幾日？”曰：“已兩月餘矣。”曰：“然則先生過矣。吾絕糧於昆明，汝不曾一顧。梁實秋先生辭職已兩月，汝不即函相邀。今見吾去復性，又欲留吾編《再生》。於情於理，無乃有虧乎？”言訖，遂僵。“汝終不留乎？”曰：“不留。”遂退。翌日，被託諸熟友相勸慰，望必留此。皆曰：“言理，汝對。現在不言理，望念多年相處之情耳。”吾曰：“既無理，焉有情？”言訖泣下。復相偕往晤。彼說許多，皆不中肯，亦無親切語。彼始終不道彼之錯抑吾之錯。惟見吾意甚冷，心甚傷，辭氣堅決，彼此黯然淚下。吾亦終不能絕情，乃心軟。遂曰：“此中有許多牽連。”乃告以吾去復性，薪水由教部支。彼即應聲曰：“吾當晤陳立夫，取得諒解。教部薪多少，黨中即以多少相報。惟此無前例耳。”吾曰：“吾非要挾薪金也。吾現在向學心切，時論雜文已無興趣。吾終不能如此浮泛下去。先生既堅相留，吾暫維持一時，俟大理民族文化書院成立，吾即前往讀書。吾既以從事學問為主，嘉定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