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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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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条文都是对工人的惩罚,却没有对老板的约束。我说道:“这算什么劳动合同?这只不过是工厂的管理规定嘛!你是不是拿错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其他了。”
  这以后,他避开这个话题,谈起其他的事情来了。这使我大惑不解,他作为一个初中生,难道看不出这并不是一份合同?是内有隐情,故作糊涂,还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合同”?
  他接着说道,他的弟弟杨熙略,去年3、4月份在无纺布厂工作时,左手被链条缠住了,外皮都脱落了,伤得很重,当时到医院去治了治,休息了半个来月,厂里给报销了些钱,大约有几十块,其他一点补助都没有,那半个月也没有工资……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他,这可以到劳动仲裁部门去要求补偿,却没有说出口,想到这个老实农民自己的表现,我相信他弟弟即使知道有这样一条路子,也不敢去向老板讨钱的。
  在一位贵州籍保安杨永宪充当向导的情况下,我们走进了另一幢民工宿舍。
  这是比一般贫民窟还要脏、乱、差的地方,门外地上到处是垃圾和污水,走上二楼,楼道十分窄小昏暗,如果两个人走对面,就只得相互侧一下才能通过了。这里住着一家皮鞋厂里的许多民工,不足8平方米的住室里,一般都住着两户人家,所以屋子里东西满满的,气味也大好闻。
  民工宿舍的走廊毫无例外的,这里的女工或是她们的丈夫(男工)都不闲着,手中拿着一张皮鞋的面子,用皮线在那里穿来穿去,这实际上是在休息的时候还干活,因为她们都得拿计件工资。
  我在这里采访了这样两位女工。
  一个叫王民翠,另一个叫詹云英,这詹云英是王民翠的小姑子。
  两个女人都在木材公司鞋革材料厂当裁纸板工,两人的手都曾负过伤。
  王民翠:“我是1991年到这里来打工的,13年了。开始过来时每月只有200~300元钱,一天6块。如果过年回家,就扣100元(回家12天,二十六走,初八回来)。那是1995年农历12月17号,连做了十五六个小时,头晕晕乎乎的,到了12点半,一不小心,上面的刀落下来,把右手切去了4根指头。那天是实在干得太多了,早上6点起床,干到了晚上12点,脑子不清爽了。你想想,做了多少小时?到温州康复医院诊治,挂了个急诊,住了10天院就出来了。”
  “厂里给付医疗费了吗?”
  “付了,3000块钱,住了10天的院。”
  “其他还有什么,有没有医疗事故的赔偿费?”
  “没得,他们要给我500块钱,叫我别在厂里干了,打发我回家去,我没要那个钱。”
  “你不干怎么办?”
  “想用500块钱打发我,没门。我赖在这里呗,窝着,95年起到96年,半年没得事做。后来,他们没办法,就让我看澡堂、扫地、收澡票,现在一个月拿433块。”
  说话之际,王民翠的丈夫和他的妹妹也都围上来了。由于王民翠说的是浙江青田王民翠与詹云英——嫂子与小姑的手都被砸断过话,讲10句我只能听懂两三句,所以她的丈夫在旁边热心地补充着,可是他丈夫的话同样难懂。
  我继续问道:“受了这样重的伤,你难道没想着问厂里讨要补偿?找过劳动部门没有?”
  他们摇了摇头。
  “跟厂里说了没有?”
  “说了,说了。”
  “说什么话了,要求了什么?”
  “让厂里给我找个工作,不要辞退我。想花500块就打发我,那是不行的!”
  我听明白了,却无可奈何,他们向厂里哀求,只是叫厂里不要开除她们,而不是说手断了,需要什么样的补偿。
  这时,我看到了那位詹云英,她的手同样是残疾的,便问她的手是怎么了?
  詹云英说:“1995年10月18(农历)发生的事,晚上做工没休息,白天又干,到中午12点,卷到机器里了,当时机器停了,但手心手背的肉都掉了,手上只剩下骨头,被送进了向阳五一医院,住了两个月的院,医疗费是厂里付了,但他们不要我了,给了1000块钱,让我回家。我只好回家了。2001年,又回来工作了。”
  “怎么,厂里发善心了?”
  “哪里,正好那个时候厂里招了20多个残疾人,都不是原来厂里的,有的看门,有的做其他事。说是免税,福利也报下来了,说全部是残疾人做,其实只有20来个,就把我也叫来了。要不是这样,他们还不会要我。”
  “你现在能拿多少钱?”
  “500块,是计件工资。”
  “你手这个样子,干活岂不是有影响?”
  “所以我比别人拿得少,但是有活干总比没活干强点。”
  王民翠45岁,詹云英39岁,这两个女人始终没有提到如何为自己维权的话题,她们的“一门心思”就是,只要厂里不开除她们,能有一碗饭吃,尽管手已残疾,也心满意足了。不过,从她们(包括她们的丈夫)那个老实的劲头,连说话都很难说完整,我就能想象到,如果她们走到老板的面前,恐怕就更颤颤惊惊的了,是否能说出自己的本意来都很是怀疑。更不用说向老板讨要公道了。
  这两个女人呀,是不是闰土的后代?


●  他们为什么如此麻木
  在云南昆明市的郊区,有一个护福村,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外地到这里来打工、住宿的却有6000多人,是本地人的8倍,而且还有许多的外地人在继续涌入。同样的情况,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住人口只有56万,而外来人口却超过了100万。护福村最近出了名,这出名并不是这里有什么显赫的事迹,而是这里成了丢失民工子女的“专业村”。2001年,这里丢失儿童23名,2002年丢失30名,2003年则丢失了67名,2004年,从春节后开始截止到4月3日,共丢失儿童21名。
  正因为这一点的“出名”,中央电视台曾专门作过专访。《经济半小时》记者孙青、徐胜对200多个民工子女的丢失作了详细的报道:
  昆明对失踪儿童没有统计数字
  打拐力度加大解救比例仍很低
  究竟整个昆明有多少儿童失踪。采访中,昆明当地的公安机关没有给出一个云南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屡次发生儿童被拐卖的现象,被拐儿童数量4年达到200名。昆明市公安局在3个月时间里,共派出警力1000多人次,足迹遍布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行程5万多公里,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失踪儿童,这些孩子大多是在昆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确切的数字。但是他们承认形势确实严峻,也为此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专项打拐行动。2003年昆明市“108”专项打拐斗争中,当时昆明的警方到福建晋江,和当地警方联手,辗转10多个县市,展开了一次抓捕解救行动。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晋江市公安局民警化装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地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坐在床边的一个老妇人,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察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这个自称干这行10余年的老妇人给两个孩子分别开价1.7万元和2万元。
  独自玩耍的民工子弟第二天中午,在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了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了4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们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民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房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3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童床上还有两个,他们全部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他们被公安局顺利解救。犯罪嫌疑人交代,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这些违法勾当。犯罪嫌疑人说一个孩子卖1.1万元。
  随后,公安民警又乘机追击,继续进行解救行动。解救的一个4岁男孩叫圆圆。解救他的时候,他正和收买他的那家人在一起。圆圆一年前被这家晋江人以16100元买下来的,解救时已和这家人有了感情。在晋江市罗山镇解救出来的男孩子叫乐乐,当时还只有5个月大,虽然还没有被人贩子卖出去,但是已经明码标价——1.7万元。还有一个叫亮亮的男孩是在三明市湖美镇解救出来的。他最后的成交价是2.3万元。这个不幸的男孩虽然只有3岁,但被转手倒卖多达11次。在这次行动中,昆明、晋江两地警方共解救出18名受害儿童,抓获犯罪嫌疑人36名。在3个月的会战结束后,昆明市公安局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失踪儿童。
  孩子上不起幼儿园学前班
  生活环境恶劣人贩子猖獗
  昆明那些丢失孩子的家长,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到了公安机关。昆明警方也多次约见他们,安抚他们焦灼的情绪。可是,面对众多家长求助的目光,警方有时也觉得无可奈何。
  就拿官渡公安局来说,他们一年用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经费是40万元,现在每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经费占到了17万元。但拐卖儿童的案子还是在增加。他们认为,打击拐卖儿童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字就能解决,这里面牵扯到城市在户外打扑克的民工们化的进程、“城中村”管理、民工权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警方在采访中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些孩子特殊的生活环境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很多便利。
  一个家长告诉记者,上学前班一个学期要四五百元,其他的幼儿园一个月要100多元,他们根本出不起。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都收入不高,而且来源不稳定,全家的收入通常在1000元左右,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只够温饱,一台不大的电视机就是他们全家最值钱的财产。经济不宽余,他们也很难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当地并没有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而考虑配套相应的公共设施,也没有适应这些孩子的学校,因此,家长基本上都把孩子带在身边,摊点旁边就是孩子成长的地方。拐小孩在这里很容易得手的,有的抱着小孩说,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一颗大白兔奶糖或者一瓶酸奶,小孩子就乖乖跟他走了。
  家长疏忽犯罪分子得手
  孩子丢失悲剧尚未结束
  除了一些现实的客观问题造成了儿童的大量丢失,家长的疏忽则给了犯罪分子予下手的机会。记者在官渡区的几个村子里看到:孩子们都自顾自地在巷子里玩,周围的人都忙着做各自的事情,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
  一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根本看不出谁是她的家长。记者询问周围的人,他们既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她的父母长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记者不禁有些担心,于是带着她去找孩子的妈妈。当记者确认眼前一位打麻将的女人就是孩子的妈妈时,就更加为小女孩的安全担心。但是,忙着打麻将的妈妈似乎不以为然:“她不会乱跑的,一般都在那条巷子里玩。”
  这户人家正是丢失孩子王兴普的邻居,但王兴普一家人的悲剧似乎并没有对她产生影响。
  记者还在路边看到一个孩子正在酣然入睡,地点是在王兴普另一家邻居门口的三轮车上,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一下。
  就在记者采访王宗灿夫妇的时候,另一家孩子的走失再一次让记者感到犯罪分子的猖獗。孩子就是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11点左右在村子的一个墙角丢失的,这里离王宗灿家不到200米。当时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妈妈上楼照看另外3个孩子,11点的时候,这里人来人往,相距不到20米远的小伙子像往常一样在打台球,一些孩子的妈妈在打扑克,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失踪了一个孩子。就在记者离开村子的时候,路上还有许多孩子在独自玩耍,周围没有家长。
  看来犯罪分子在这里非常容易得手,而孩子丢失的悲剧也尚未结束。
  来自于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因为连丢失了两个孩子,心痛之下引起了警觉,搞了一份丢失孩子的名单,向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交出一个统计,人们才知道这里丢失孩子问题的严重。
  公安局人员少加上经费的紧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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