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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编《画传》，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师承？倪骏在其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不仅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好做人！’这是刚进中戏的时候，路老师在第一堂课上的第一句话，历历在目，声声在耳！”（优秀博士论文文库）在话语与事实产生的巨大反讽面前，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上梁下梁”一类的俗话，我不做此联想。我想到的是“薪尽火传”这句古语。我关心的是，这种做学问与做人的哲学在高校，在学界有多大市场？这把“主编之火”将通过倪副教授的身体力行传给何人，传向何方？
三、《电影艺术欣赏》：高鑫主编之书
这也是一本“二道贩子”主编的书。主编者是中国传播大学电视系博导、教授高鑫。其主编的《影视艺术欣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初版分上下两册，上册是《电影艺术欣赏》，下册是《电视艺术欣赏》。在此书的序言中高鑫说：“长达52集的《电影艺术欣赏》在电视屏幕上播出的时候，我也断续看过，当时就觉得制作的相当不错，既有历史的追述，又有形象的体现；既有世界著名的导演，又有最经典的电影佳作。不由得感叹；真是一部用功之作。”“最近，我所执教的学院要出一套‘中外影视研究系列丛书’，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将《电影艺术欣赏》连同《电视艺术欣赏》的文学脚本汇编在一起，完成了这部影视艺术欣赏出版，也算了却我们多年的一个夙愿。”
高鑫的夙愿了却了，一位留美博士却因此发愿——2003年《电影艺术欣赏》的两位撰稿人之一王汉川自美国致信当年的合作者——另一位撰稿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一鸣，说他要越洋打官司，控告高鑫侵权。高鑫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其实用不着法院判决，高鑫已经不打自招——52集的电视专题片《电影艺术欣赏》的文学脚本共26万字，是李一鸣和时任山东艺术学院讲师王汉川两人分别撰写的，李、王拥有此书著作权。尽管高鑫把李一鸣、王汉川的名字写到了各节之后，但是他事先没有得到著作权人授权，事后不付给作者稿费，并且自封主编，当然是侵权行为。这是一种既图名又图利的侵权。它“虽无抄袭之名，却有抄袭之实”。（见叶继元等编著：《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四、重提学术规范
上例说明，“包工头”和“二道贩子”主编形形色色，有的是有意违法，有的是无意为之。不管有意无意，他们都违反了学术规范，违背了职业道德。《学术规范通论》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这两类主编一读：
目前有些学者以编或编著的方式把一些学者的学术作品结集出书，正常的编著程序应该是编者事先征得作者的同意，取得相关授权，与作者签订合同后才能将他人的作品交付出版社结集出版（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发表后超过50年的则不需授权）。同时，编者和出版社应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向作者支付稿酬并寄赠样书……然而，有些人私自将其他学者的文章结集出版，未与作者联系，也不支付稿酬。这里分两种情况：一是这些编者在书中标出原作者的名字，明告世人，此文并非我写。这样，编者虽不能将他人作品直接归入自己名下作为自己的成果，却占有了别人的稿费，即图利不图名型……这样的编著侵犯了原作者的合法权益，但称其抄袭似乎又不大妥当，因为抄袭剽窃是将他人的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也就是说，这种行为虽无抄袭之名，却有抄袭之实。二是所谓的编者会偶尔“漏”署一些名字，或者干脆将原作者的名字全“漏”掉，在封面上只署上自己的名字，有时也不写明是编还是著，企图误导读者。与第一种情况不同，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抄袭，视他人成果为己出，其目的是评职称，拿奖项。（叶继元等编著：《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行文至此，我要说几句并非题外的话。我知道，写这种文章会大大地得罪人。我点名的人大都是圈里的熟人，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朋友。因此，遭人恨、被人骂自在情理之中。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想说“我不遭人恨，谁遭人恨”的豪言，不想说“主张社会公正，清理学术环境”的壮语，我只想套用一句名言作答：我爱朋友，但我更爱学术。因为这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不想生活在一个被时人讥讽、被历史嘲笑的时空之中。
试析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观
朱 峰
法律必须具有权威，只有这样它才能向人们提供有效的行动理由，这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和自然法学者的共识。但是，法律权威的基础是什么？两个学派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自然法学者普遍主张法律权威的基础是道德，用其经典公式表示为：不公正的法律不是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只有符合公正之道德条件，才能够得到人们的服从，否则人们可以完全不服从法律。然而，如果法律权威的基础来自于道德，即法律的要求等同于道德的要求，那么法律就不可能为人们提供独立于道德的行动理由，法律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换言之，以道德权威论证法律权威的做法，将使法律义务与法律存在的理由同时丧失，因为在那里道德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为了弥补因自然法理论失效所造成的法律权威基础缺失的问题，二十世纪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致力于厘清法律与道德之关系，坚持“法律与道德二分”的知识论基础上，努力为法律权威寻找其经验性（事实性）基础。在这一方面最先做出尝试的学者是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最有价值的传承者是H。L。A。哈特（H。L。A。Hart；1907～1992），而集大成者则是约瑟夫·拉兹（JosephRaz）。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奥斯丁与哈特的权威理论蕴涵于他们对法律本质的追问中，或者说，在他们那里，权威问题只是作为一个潜话题存在；而拉兹却标新立异地举起了权威之旗，并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贯穿于他对法哲学诸多问题的思考之中。本文尝试对他们的权威理论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此为研究法律权威问题的借鉴。
一、法律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权威
在法哲学领域，权威概念的常见分类是：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一般认为，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理论权威指向人们的信仰领域，实践权威指向人们的行为领域，通俗地讲，前者告诉人们应当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并提供相信的理由；后者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并提供行为理由。重要的是，这种差别导致两者在运作方式与运作效果上的不同。
二、理论权威的典型范例是专家权威，即某人在某一智识性领域享有权威。专家权威的运作方式是向行为人提供建议，而该建议是否被行为人采纳，取决于行为人自己的判断。例如，对于我的感冒病症，医生在认真诊断后，建议我应当住院治疗，但我自己却认为吃药休息几天就会好起来，根本无需住院。这并非意味着我否认医生在医学方面的权威，或者我认为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我可能只是觉得住院是不必要的。当然，我的固执己见可能会使病情恶化，但是医生仍然不能强制我住院，他所能够做的只是努力说服我相信他的判断，但是他的话并不能产生我必须做某事的效果。正如拉兹所言，建议者的权威地位可以成为行为人相信该建议具有真实性、正确性或合理性的理由，但建议者没有必要使其建议成为行为人的行为理由。（《法律的权威》，约瑟夫…拉兹著，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9月版，第12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页码）
实践权威的典型范例是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运作方式是向行为人发布指令，要求行为人按照其所规定的方式行为。尽管行为人可能对该指令的内容有疑虑，比如不确定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但是政治权威的功能是告诉人们应当做（或不做）什么，而不是应当相信（或不相信）什么。概言之，政治权威所产生的效果是规制人的行为，尽管它也试图影响人的想法，但并不以此为使命。
三、理论权威不会在行为人身上施加行为义务，而实践权威则恰恰相反。尽管法律专家会告诉行为人他所承担的义务是什么，但是行为人履行义务的真正原因与其说缘于对专家权威的信任，不如说缘于法律义务本身的强制性。理论权威尽管会努力说服行为人相信某事，但是它不会强制行为人必须做其相信的事。与此相反，政治权威主要通过在人们身上施加行为义务来实现对行为的规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权威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规定，而不奢望行为人对其规定的认同。
由此可见，法律权威是一种典型的实践权威，而非理论权威。法律本身的实践品格决定了法律权威主要针对人的行为，即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并向人们提供有效的行为理由。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的指令都可能成为行为理由。尽管将法律权威视为行为理由，可以说明它的实践属性，却无法说明它与其他实践权威的区别及其特殊的实践意义。正如拉兹所言，对法律权威概念的解释，重要的是说明它的实践意义以及它如何有能力参与实践推理。“权威是实践性概念。这意味着谁对谁拥有权威的问题是实践性问题；这些问题关涉他（拥有权威之人）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某些人拥有权威的陈述是实践性推理的前提。对权威的解释应说明它的实践意义以及它如何有能力参与实践性推理。”（第9页）
围绕这一问题，法律实证主义者进行了多次理论尝试。奥斯丁提出法律所提供的行为理由具有“强制性”，尽管这种观点遭到众多非议，但是它也包含许多合理成分，比如它突出了法律作为一种特殊行为理由的特性。哈特抓住了深埋于奥斯丁理论中的这一合理成分，并进行了深度加工。在《边沁研究论文集》（Essayson Bentham）中，哈特在界定实践性权威概念的过程中，引进了“决断性理由”（‘peremptory reason’）的概念。（H。L。A。Hart；‘mands and Authoritative Legal Reasons’；in Essays on Bentham（Clarenden Press·Oxford；1982），第252～255页）他认为，“某人拥有（实践性）权威就是某人关于他人应当如何行为的意愿表达被视为是决断的、独立于内容的行为理由。”（《边沁研究论文集》，第258页）
概言之，哈特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理由具有两个特性，即“决断性”与“独立于内容”（content…independent）。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就向人们提供了服从的动机，因此它排除任何其他关于法律正当性的论证。后继者拉兹将这两个特性进一步发展为“排他性”（pre…emptive）。拉兹认为，奥斯丁曲解了法律成为行为理由的方式。法律不仅仅是重要的第一顺序理由（very weighty first－order rea－sons），而且是“排他性”行为理由。法律权威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排他性：即法律权威所提供的行为理由不必然优于其他理由，即使它在行为人对各种理由的权衡中并不占优势，行为人也要依照它来行为；排他性理由的特性不在于其重要性，而在于其运作方式，它依靠理由类型而不是依靠重要性程度来排除其他与之相冲突的理由。（第19～20页）
二、从“外在”权威到“内在”权威
哈特法哲学的重要突破之一是，区分了规则的“内在面向”（internal aspect of rules）和“外在面向”（external aspect of rules）。“内在面向”乃是参与者以“批判反思的态度”（critical reflective attitude）接受规则，并以此作为衡量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标准。“外在面向”则是观察者从外在观察社会成员的行为规律，并仅对该规律进行描述。单从外在面向的观点无法说明社会成员“接受”规则之约束的原因，也就是说，只有透过内在面向，才能够说明“强制性”权威观的局限性，并与其区别开来。
显然，按照哈特分析问题的方式，奥斯丁的“强制性”权威观是一种外在面向的权威观。在奥斯丁那里，法律权威来源于外在形式——“主权者的命令”，并且人们遵守法律的动机主要是对不利后果的恐惧，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权威观以法律实效为基础——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不遵守法律时，必然会遭受不利后果——其他人观察到此种�